早知道照片在这种地方，王建业也许一早就会放弃找它的打算。
那是一个已经锈迹斑斑了的铁质的月饼盒子，王建业把它拿在手里，但脑子里完全没有关于它的任何印象。它把盒子翻来覆去看了两遍，依旧无法从记忆的深处捞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实际上，除了两只手的手掌和手心都沾上了斑驳的锈迹，他什么也没得到。他几乎开始怀疑，这是不是苏菲或者阿伦或者小苗塞在这里的，就好像那本大学物理教材一样。
盒子锈得很严重，为了打开它，王建业动用了剪刀、螺丝刀，铁锈的碎片撒在了地面上。最后他还是一咬牙一跺脚，用蛮力把它扯开了。
盒身和里面的东西嘭的一下掉到了地上，只有盖子没能逃脱王建业的手掌。看到里面的东西的一瞬间，王建业就愣住了。他慢慢地蹲到地上，试图把它们捡起来，结果只是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已经泛黄了的照片和剪报撒了一地，还有信件。仿佛摆出了什么阵法，一下子把王建业拉进了回忆的漩涡之中。
许多年前还在山区的时候，在工作中已经崭露头角的王建业时不时需要到别的研究所去出差。和王建业所服务的研究所一样，那些研究所，也隐藏在绵延不尽的大山深处。去出差只能走路去，清晨从这边出发，下午或者傍晚才能走到，差不多都需要在对方的招待所里住上两晚，第三天再起个大早走回来。如果坐车就用不了这么长时间，应该可以当天来回。但之所以不能坐车，并不是因为没有适合车走的道路，而是因为如果坐车，势必会遭到抢劫。车匪路霸吧，好像是这么称呼的。把大树锯断，扔到路中间，车就过不去了。就在车停下来张望情况的时候，一伙人冲上了车，见什么抢什么，宛如龙卷风一般肆虐而过。
值钱的东西，肯定是没有的，有也不会带着上路。但遭遇抢劫终归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情，于是整个研究院上下，默契地形成了假扮农民，步行出差的风潮。
没听说过什么杀人放火的恶事，也没听说过欺辱良家妇女的传闻，有可能是因为王建业消息不够灵通。单就王建业被抢劫过一次的经验来看，对方虽然手持利器，但（在王建业看来）凶神恶煞的样子很是做作，倒更像例行公务而嘻嘻哈哈。车上的人都很配合，让搜一下包，基本不会有任何问题。抢不了什么东西，无非几个咸鸭蛋，几个地瓜，一把酸豆角之类的。
王建业有一只钢笔，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牌子货，但在那个年代对于农民来说尚属罕见。对于王建业来说，钢笔是荣誉，是单位对他的工作的认可。所以，当搜他的小伙子把它从他的包里拿走的时候，他抬起手来试图阻拦，但是瞥了一眼小伙子手里的发亮的白家伙，又把手放下了。小伙子把钢笔拿在手里把玩了一下，连盖子都没有揭开（也许是不会），然后瞥了王建业一眼，顺势把钢笔抛还给了他。小伙子看他的眼神复杂，王建业竟然一时为了自己能读书写字做研究而惭愧起来。
最终他从王建业这里抢走的，只不过是两个糖心包子，是苏菲给他准备的干粮。
后来车能开了，因为车匪路霸都被惩治了——到处的治安都好多了。
王建业是技术骨干，苏菲也是棉纺厂的正式职工，而且他们在行为上都无可指责。他们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知道，只是安心安意地过自己的小日子，在柴米油盐和鸡飞狗跳里耗费精力——治安变好了，当然更好。
直到有一天，王建业得知孙胜利出事了。
那是一张剪报，虽然与记忆中的脸庞有了稍许不同，或者说多了一些棱角，但王建业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几年没见了的孙胜利。他眉眼低垂，双手垂在身前，仔细一看其实是拷在一起了。身后是两个穿着白衣白帽制服的警察，板着脸，各把一只手搭在孙的肩膀上。照片下面，是楷体的小字“29.人犯孙胜利，现年27岁，因犯盗窃罪，被依法逮捕。”
在王建业的印象中，孙胜利的家境还算可以。所以，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何至于弄成这样，王建业一概不知。他做出的反应，是在看见这报道的一瞬间，就把那一页偷偷取了下来，折成小块，塞进自己的口袋里。所以，这件事情，苏菲毫不知情。
当年的事情，王建业至今也不清楚。之后与孙胜利之间能谈得上是往来的，只有一封信。但只有来，没有往。那是九几年，孙胜利从新疆寄过来的一封信，王建业没有回信。
那封信简短的不像话，一点报平安或者寒暄的语句也没有，通篇只有一句话：
“哥，能不能借我500块钱。”
不是问号，是句号。没有前因后果，没有上下文。寄件人的地址写得也不清楚，新疆XXXXX邮箱，孙胜利——乍一看根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应该要回信问清楚前因后果的，可是王建业没有这么做。那个时候的他，站在不应该与劳改服刑人员有任何瓜葛的位置上。所以他把信丢进了月饼盒里——盒子是八几年的时候收拾的。有孙胜利的照片，有他名字的文件，现在又加上了他写来的信，所有关于他的一切，都在这里了。
王建业并不占据道德高点，即便对当年的事实真相一无所知，他也心怀愧疚。倘若他在1978年的考试中及时丢出了橡皮，后面的这些事情也许都不会发生。曾几何时，他对着装满回忆的月饼盒痛苦不堪，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竟然完全忘了这盒东西的存在。
“嘟——嘟——”书桌上的手机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