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鸣九
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学子，第一次走上了致学之途，最难忘记的是什么？那就是第一个善待他的人，第一个在尖锐的、审视的、疑惑的、考核的、逼视的众目睽睽之下善待他的人。我与李健吾先生的关系就是这样，我不能说他是我的伯乐，因为，他不是我的直接领导，我也不是一匹纯种良马，我并没有得到他的格外重用，第一天他怎么对我，就定下了以后两人关系的基调，一辈子，至少是一辈子的相互理解、相互善待，在他，是一贯对人的仁义心肠，对后生后辈的热忱与关怀，在我，只不过是懂得青年人对饱学之士的长者应持弟子之礼，就这点感情与互待，我与李健吾先生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可以用一个“善”字来概括，我从他那里得到不少教益，拾得不少牙慧。因此，当李健吾的女公子李维永告诉我上海译文出版社将出版《李健吾译文集》要我写一篇序的时候，我几乎是没有什么推辞就答应了，因为，我觉得，为李先生的事情搭一把手，加一点推力，不是别的问题，而是一个做人的原则问题，虽然这个时候，我的视力在大病一场之后，只剩下了百分之三十，虽然对一个视力丧失百分之七十的人来说，写出这样一篇序，其难实在是难于上青天。
李序之难，首先在于其人之大、首先在于他是翻译界的一个大师级人物，他几乎把法国十七世纪的喜剧之王莫里哀的全部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把法国十九世纪的小说巨匠福楼拜的全部小说名著佳作翻译成中文，而且还翻译了世界文学中很多其他的名著。我从初中时代起，也就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就有常跑书店、看“站书”的习惯，在一排排开架书柜中，排列着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就像一个海洋包围着我，这个外国文学译品的海洋，法国作品的大部分几乎都是出自李健吾的译笔，而不是出自傅雷，比如说：雨果有一个不太起眼的剧本《宝剑》，就是李健吾译的，他的译笔还跨过法兰西国界，涉猎其他国家的作品，如果我的老年病还没搅乱我的记忆力的话，我记得他还译过苏俄的作品，其劳绩之巨，其声势之浩大，实较傅雷有过之而无不及。按我现在的理解，当时李健吾的世界文化视野要比傅雷大，对外国文学作品、文化学术坚实内涵的敏感度也胜于傅雷，显示出他是研究家型的翻译家，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翻译者。至于翻译的技艺而言，窃以为，傅、李两位都是“化派”，我所说的化派之“化”是钱锺书心目中的翻译是一种文字的作品化为另一种文字的作品，而不是直译或硬译，这一点并不奇怪，正好钱锺书与李健吾和傅雷是三位好朋友，当时四十年代他们都在上海。这个化派如果还有谁的话，那就是译了《吉尔·布拉斯》与《小癞子》的杨绛。在我看来，李健吾所译的《包法利夫人》与《莫里哀全集》都将原作的原汁原味化进了中文译作，和傅雷所译的巴尔扎克、杨绛所译的《吉尔·布拉斯》，实为中国翻译的主流译作，是他们构成了中国两三个世纪以来译坛的主流，李健吾不仅译得多，而且译得好，在传达莫里哀与福楼拜的真髓与神貌上，可谓翻译中的极品。
值得注意的是，化派的主将几乎没有一个人没受到过攻击，傅雷的译文被挑出“硬伤很多”，李健吾的经典翻译《包法利夫人》被称有“六百个误译”，杨绛因《堂吉诃德》竟被非议为“不懂西班牙文”，这些责难与非议基本上都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发动攻击者一般都是在国外待得时间久，自恃精通该国语言的硬译高手、直译高手。但文化上的结论是需要历史来作出的，这要看读者大众的选择了。
《李健吾译文集》的出版是一件大事，它标志着又一次的文化选择，标志着历史时代对又一个重大文化问题做出了新的结论。事物的发展过程、事物的前进过程，是否定之否定，呈螺旋形。
我相信，不久以后，中国译界将出现新的重大事件，它将标志着中国译界两种思潮的合流，从目前的人才资源背景来看，这一事件很可能发生在中国的东南方。贫道的预言是否有准，且到那时分解。
2017年6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