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夏天到了。那是一个人物和事件纷至沓来的夏天，一个陌生女子修长的腿一脚踢开杭得荼屋门的夏天。
非常苗条的姑娘，身材可用“极好”来形容。头戴军帽，双肩瘦削，黄军装上扎皮带，胸部刻意挺起，连带眉眼五官都竖拔起来。黄毛丫头，文静而暴烈，如中国传统武侠小说中某些乖戾的武林女高手。个把月来的暴风骤雨，人们对此一族已刮目相看。不用提示，这些人很快就知道了腿的诸多用处——除了跳舞、踢球、跑步、行走，腿还可以这样发挥功能啊——像一根雨后的春笋，嗖的一声，弹开了杭得荼书香小屋的木门。
她身后保镖似的站着一个身材适中的少年，浓眉大眼，眉间一痣，略呈红色，鼻梁高挺，他也穿着一身旧军装，指着得荼，却对姑娘说：“就是他。”
这样的见面依然使得荼别扭，多年来，在爷爷的熏陶下，他已经成为一个在生活习性上非常注意细节的人，他勉强克制着自己，说：“得放，你们找错人了吧。”
“没错，她要找的人就住在这里。”杭得放强调说。
这些天，杭得荼已经这样接待过好几批人了，他们都是来找吴坤的，说是革命战友。吴坤也真是出人意料之外，他本是上街买喜糖去的，还借了得荼的自行车，谁知就着了魔似的，跟着一群人进入了省委大院。那群人乱哄哄，吴坤看他们公说公婆说婆的，忍不住出来协调了几句，这就被他们抓住不放了，非要他加入核心小组不可。吴坤拎着一包喜糖说：“不行不行，我还得回去结婚呢。”一个家伙就叫：“先革命吧，革命完了我们给你举行盛大的婚礼！”吴坤又叫：“我的自行车还是借来的！”那群人哪里还容他说更多的，一把把他推进了人群。他只好把钥匙扔给一个他认都不认识的人，然后说：“骑上我的自行车，把我的喜糖带回去，告诉新娘子，一会儿我就回来。”这乃是他对这场即将举行的婚礼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两天以后白夜也没有等到她的新郎，皇帝不急急死太监，得荼去找了吴坤好几次，没有一次找到的。第三天白夜就准备走了，和得荼告别时倒蛮正常，好像婚没结成，她却更轻松了。杭得荼问她，要不要他带着她再去找一次新郎，白夜摇摇头笑说：“提这样的问题，说明你太不了解此人了。”她把他叫作“此人”，用词中已见轻慢。得荼连忙说：“你别生他的气，要知道他有多爱你，他是为你才到南方来的。”
白夜用一种奇怪的神情看着他，说：“不完全是吧。”见得荼那老实的样子，想了想才说：“你不知道，他在北方处境并不好。他原来是翦伯赞历史学派的后起之秀，这一派受批后他就跟着倒霉了。他要不是分到这里来，这场运动，也会够他受的。”
得荼简直可以说是大吃一惊。在他的心目中，说吴坤是反历史学派的青年健将还差不多。他那副受到强烈刺激的神情，一定也让白夜吃惊了，她笑笑说：“新娘子揭新郎的老底，你不会给他贴大字报吧。”
得荼这才醒过来，见她一定要走，想送送她，她又摇头：“千万别送，我会爱上你的，我可是个大情种。”
“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他突然说，看上去他真是有点生气了。白夜仿佛无动于衷地笑笑，不再说话。得荼推着自行车，还是把白夜送到了汽车站。直到快上车的时候，一路无话的白夜才问：“生气了？”
得荼脸红了，他能够感觉出来，因为耳朵烫得厉害。他说：“我没生气，你不用对我也那样，那样是很痛苦的。”
她一下子睁大了眼睛，她的面容发生了奇特的变化，另一种严肃的神情从玩世不恭的表象中渗透出来了。
她的样子让得荼不安起来，他拉着她的行李包，说还是回去吧，他一定负责把吴坤给找回来。姑娘却使劲地摇摇头，抽泣了一会儿，再次抬起头来时，目光里都是焦虑。她说她想早一点赶回去看看父亲，这场革命到底怎么回事，谁也摸不清，还是先回单位再说。
“可你为什么嫁给他呢？”杭得荼终于问。
她摊开了手，近乎惨然一笑，说：“因为牵骆驼的人只有他。”
她再也没有用曾经让他出冷汗的那种目光看他，她是低着头和他分手的，甚至没有和他握一握手。
白夜走后差不多一个星期，吴坤才从外面回来。他几乎变成另一个人了，到校务处去领了纸墨毛笔来，把他和得荼原来视为书斋的宿舍弄得硝烟弥漫。得荼进门，见桌上床间，到处墨迹斑斑，就指着吴坤摇头，说：“你啊，操之过急了。”吴坤一边对不起对不起地收拾东西，一边说，正等着他杭得荼回来，道一声别呢。得荼说：“好嘛，学校分房子让你结婚，你倒想用房子当起造反总部来了！”吴坤听出得荼的弦外之音，却也不反驳，只是笑指他的额头，说：“妇人之见，妇人之见。”他倒也不劝得荼加入他的行动，反而问他，最近又有什么收获。得荼这才兴奋起来，说发现一把大盘肠壶，从前吴山顶上茶馆中用的。吴坤听到这里，叹了一口气，说：“你倒还有心做学问，我想写的《秦桧论》，现在也只有搁一搁了。”
吴坤研究宋史，到抗金那一段，学问反着做，不从岳飞处下手，却从秦桧这个人物来解剖，得荼原来是很佩服的。他说这就从一种乡愿式的非学术态度中解放出来，以历史主义的严肃态度进入史实了。吴坤所以要把秦桧从道德层面的声讨中剥离出来，摆到南宋初年的大时代背景下深究其行动的社会动因，得荼也是极为赞赏的。个人品行与大时代间的关系，他们过去也时有争论。但他们私下里讨论的东西，和吴坤发表在杂志上的不少论文，往往大相径庭。渐渐地，得荼就以为吴坤起码在学问上是心口不一的了。所以他现在即便长叹一声，得荼也不怎么当真。他只是劝他别忙着革命，连结婚都忘记了。吴坤正要走，听了此言，开玩笑似的说：“你看你，白夜已经回湖州了，你比我们还急呢。”得荼听了，张口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果然，吴坤搬走之后，就听得到他惊天动地的响声，静坐啊，点名啊，通报啊，致电啊，果然，婚也顾不上结了，人也见不着踪影了。“文化革命”工作组进驻院校之后，运动有人领导，吴坤他们一行人就显得犹如另类，仿佛无政府主义者一般的了。个把月过去，朝令夕改，工作组突然又被撤回去了，说是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吴坤这一派大获全胜，潇潇洒洒杀了回来，在学校里冲杀了一阵，又搬出去和别的造反派联合造反。这其间他倒是回来过一次。这一次得荼再劝他冷静一些，他就不像第一次那么客气了。他说：“我本来还想劝你和我一起干呢，没想你到底还是采取保守主义立场。”
“你没说我保皇派，算是客气了吧。”得荼笑笑说，他还是不愿意因为观点问题破坏他们之间的友谊。吴坤也笑了，说：“因为单纯轻信而受蒙蔽，历史上不乏其人。”
“这话难道不是应该由我来说给你听的吗？”得荼说。两个青年人，仿佛半开玩笑，其实是越来越当真的了。
吴坤愣了一下，突然神色一变，笑了起来，从口袋中取出一封信说：“好了好了，暂时休战，给你。”
得荼打开一看，却是当年徽商开茶庄时的茶票，这可是宝贝，坊间已见不着这些东西了。得荼大为高兴，一边小心地对着天光看品相，一边笑着说：“你还没忘记为那个未来的博物馆收集实物啊，这可都是‘四旧’。”
“家里人一从安徽寄来，我就立刻转给你。放在我手里，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它破掉了。”
得荼盯着那张茶票，爱不释手地看，他像是已经被这张茶票吸引似的忘记了他们刚才的争论，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他们两个智商相埒，且都是生性敏感之人，在这方面，得荼一点也不比吴坤逊色。只是得荼常常内化为理解，而吴坤则往往外化为多疑，又往往不能控制他的多疑，你从他的脸上总能看到那猜疑的蛛丝马迹。正因为如此，得荼不相信吴坤和得放他们一样不假思索就一头扎进运动。恰恰相反，吴坤在许多方面甚至比他更为深思熟虑，难道他真的以为在1966年的夏天之前，中国已经有了一个足以颠覆党中央毛主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吗？
见他拿了几件换洗衣服要走，得荼从抽屉里拿出那个相片夹，白夜仰着脖子在玻璃后面向他们微笑。他吸了口气，说：“物归原主，拿去。”
这一次吴坤没有像上次那样随意，他英气焕发的脸灰暗下去，接过相夹说：“到现在还没把事情办了，倒把白夜给气走了，真是罪该万死。”
“跑一趟接回来就是了嘛，别再耽误了，自己的事情也是事情，何况还是终身大事。”这话把吴坤说感动了，相片夹重新放到桌上，回答说：“我是真走不开，特别是现在，每天都有可能发生不可预测的事情，大家眼睛都瞪着我。你别看我在你这里不算个什么，我在他们那里就是一个精神支柱，说实话，我哪怕想隐退，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再说我就是去了湖州，白夜也未必肯跟我来，她生我的气。这些天我打了多少电话她也不理我。你别看她笑得那么甜，她骨子里就是不肯妥协，我有时候真是觉得自己迷上了一个反革命。这样吧，你就帮我跑一趟，她一个人在湖州我实在不放心。拜托了。”
得荼连连摇手，他可没想到吴坤会来这一招，他心里一惊，口吃起来，这怎么行这怎么行地拒绝着，他说他的新娘子应该让他自己来安排，吴坤却一边看表一边作揖一边强调地说：“拜托拜托，如果连你我也靠不住，我还靠谁去！”
得荼说：“真是岂有此理，那可是你的新娘子！”吴坤摊开手说：“拿来，茶票！”得荼一愣，吴坤哈哈大笑，拍着他的肩膀说：“帮帮忙吧。也不是我真没有时间，问题是她现在生我的气，我去了反而带不回来，这个女人，我看出来了，对你倒还算客气，哎，帮帮忙吧。”
他走后，得荼才发现桌上那个相片夹又被吴坤留下了。她看着他，有一种受难的圣洁感，还有点无可奈何，仿佛说：你们到底想把我怎么处置啊？得荼就用自己那只大薄掌，把相片夹遮了起来。
眼下这个姑娘显然也是吴坤的同道，却不知中学生杭得放怎么跟她搞到了一块。他只得重申，吴坤已经不在这里住了，你们到你们的造反总部去找他。姑娘也不搭腔，两手叉腰，像是插了两翼翅膀，双脚呈八字形，在方寸之地来回走动，戴着军帽的小脑袋昂首朝天，审视周围，像是高级将领决策大战之前在大地图面前的运筹帷幄。杭得放用完全崇拜的目光看着来回走动的女中豪杰，说：“她们是女中‘全无敌’战斗队的。”
“什么？”得荼真的没听明白。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全无敌’！”姑娘说。
和她奇大无比的口气刚刚相反，她的声音喑哑，仿佛被囚禁在嗓子眼里，难见天日。听见这样的声音，你会有一种婉约派词家的遐想。当然你不能看她，一看就是一个悖论。现在她终于伸出了手来：“我叫赵争争，注意，不是‘珍宝’的‘珍’，是‘斗争’的‘争’。你就是杭得荼？我见过你，我上小学的时候，那时你和现在很不一样。你那时还没戴眼镜，你给我们全市优秀少先队员做报告：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我那时候很崇拜你，不像现在。贵校已经有人和我们联合去北京串联，取革命火种，吴坤去了，你为什么不去？我们已经核查过你的烈士家庭出身，你不革命谁革命？同志，我可以叫你一声战友吗？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已经开始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暴风骤雨已经到来，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我们的身上都有红色的印记，我们是天生的红色接班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参加我们的战斗队吧，我们虽然受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和压制，但我们不怕，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没事没事，我口不渴，我们已经百炼成钢了。”最后一句话是对给她递上水来的得放说的。得荼不满地看着得放，他竟然把他已经喝过的茶杯递了上去。他想说那样不卫生，但已经晚矣，她还是口渴了。
趁她喝水，杭得荼打断了她的滔滔不绝，问：“请问你到底要我干什么？”
女中学生赵争争瞪着眼看了他半天，红红一对薄唇奇怪地颤动：“干什么？除了干革命，还能干什么？”
这个嗓子幽幽的少女好像天外来客，她的言行举止，她的豪情壮志，不知道是从哪一个世界搬来的，得荼有一种他们正在彩排什么的感觉。赵争争很漂亮，有一种刻薄美，言行举止，一板一眼，像个正在无意识表演的演员。得荼把目光转向了得放，他实在不明白，堂弟为什么要把这个“全无敌”带到这里来。
赵争争本来是代表女中红卫兵来找吴坤，想成立一个两校联合的革命联络站的。吴坤不在，正巧在大学门口碰到了杭得放——一年前他们在团市委组织的夏令营活动上认识的，得放就自告奋勇带她过来。
得荼的回答令他们失望，他说：“这事我不能答应你们。我们是大学，你们是中学，不是一个系统。再说，我们的认识也不尽相同，至少我不同意血统论。赵争争同志，你有事情，可以找我们的学校领导——”
这个正常的回答反而使赵争争小将感到了反常，她摊摊手，问杭得放：“怎么回事，他们竟然还有领导！”
得荼说：“还没人下令撤了他们。”
赵争争叫了起来：“迟早要撤！”
“那就等撤了再说。”他边说边开始整理东西，作为下逐客令的表示。
两个中学生呆呆地看着这个大学助教，赵争争突然冷静，恢复刚才不可一世之傲气：“联络站的事情，也不是想成立就可以成立的，还要审批，还得看看够不够格。你这里‘封资修’的东西也不少啊。这里，这里，这里，这是谁？”
她指着桌上夹着白夜相片的夹子。得荼终于不耐烦了，说：“你去问吴坤吧，是他放在这里的。”
得放为难地看看赵争争，不知道怎么解释好，说：“要不先到别处看一看？”
赵争争想了一想，爽快地答应了，说：“杭得荼同志，我们过几天再来拜访，有不同的观点，我们也可以辩论，真理越辩越明嘛！”
“我也还有点事情，要和我哥哥商量。”得放为难地对赵争争说。赵争争打量了他一下，突然一拍他的肩膀，说：“行啊，小不点儿，商量去吧。”
看着她迈着那仿佛经过训练的矫健步伐扬长而去的背影，杭得放发了一会儿愣，突然抓住杭得荼的手臂，叫出声来：“去北京见毛主席，他们没有选我！”
他一向自信的大眼睛里，此刻，流露出了从未有过的神情——这是哥哥杭得荼没有看见过的害怕被嫌弃的人的深深的恐惧。
杭得放与杭得荼，犹如白堤与苏堤，是杭氏家族中的“湖上双璧”。这位杭州重点中学的高一男生，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都可与他的堂哥杭得荼相映生辉。杭得荼，杭得放，一个烈士子弟，一个学者后裔；一个大学毕业留校，一个初中毕业保送；一个前途无量，一个后生可畏。这个年方十七的杭家后人，雄心勃勃，目标明确，在内心世界与众不同的同时，外表也长得与众不同。他的容颜是吸收了父母身上的优点的：一个杭汉般的大额头与一双黄蕉风热带丛林中马来人种特有的深陷的大眼睛。他的鼻梁却是承继了奶奶叶子的——日本女人特有的那种秀气挺拔的、略带些鹰爪形的鼻梁。他的脖颈和脊梁也和他的鼻梁一样挺拔，眉心奇特的一颗痣使他走到哪里都众目睽睽。他长得并不高大，在瘦削略高的杭家人中，他只能算是个中等个子，但看上去他甚至比那个酷似爷爷嘉和的得荼还要高。得荼虽然才二十几岁，可是他的背却已经略略地弯下来了。得放不一样，他从来就是一只雄赳赳气昂昂的小公鸡。他走到哪里，就把他的声音和形象带到哪里。他走后，人们就会相互打听：这孩子是谁？长大后可不得了！
在学习兴趣上，得放和他的哥哥一样，更喜欢文史哲。也许受父亲杭汉的影响，得放也热爱自然与生物。他还处在少年跨向青年的门槛上，但他那不得了的架势已显端倪。在这个年龄段上，他已经熟读了《可爱的中国》《钢铁战士》《星火燎原》《牛虻》《斯巴达克思》《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文学作品，还不止一遍地看过由小说改编的电影《保尔·柯察金》。强烈的成就欲和教育所带来的革命欲搭配在一起，把他培育成60年代中期的典型的中学生。
高一第一次活动课上，他走上讲台，高声地朗诵保尔·柯察金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
第二天，全年级的女生中就传开了一个消息，学校诞生了一个保尔·柯察金式的人物。得放不动声色地听到了这一传闻，继续不动声色地回到家中，锁上卧室之门，便在镜子前摆出种种角度，越看自己越像保尔·柯察金。再继续往镜中看，竟然又被他看出了《牛虻》中的亚瑟，《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伏契克以及《斯巴达克思》中的斯巴达克思……如果他继续那么把自己凝视下去，谁知还会不会把自己看成一个青年马克思。幸亏他终于不能再在镜前自恃，一个跟头翻到了床上，竖蜻蜓打虎跳，直到门外的人听到屋里轰然一声——原来床被他生生地折腾到塌方。他顶着一头灰尘从卧室中出来的时候，他的爷爷嘉平有些不认识他了：他的孙子有一种电影里要上刑场的仁人志士的伟大庄严的表情。
杭得放一直住在爷爷那宽敞的院子里，由会画画的华侨奶奶、骄傲的黄娜哺育成长。父亲本来就住在郊外云栖茶科所，一个星期才回来一次，后来又出了国，两年多没见人影了。母亲黄蕉风和婆婆一起住羊坝头。她这个人心宽体胖，无心无事，儿女像朋友一般地对待，想起来了看一看，有时候一个星期也不照个面，所以得放不觉得母亲是可以谈心的对象。他和爷爷奶奶倒是能说上一些什么的，但华侨奶奶比较资产阶级，得放便只和她谈生活和学业，不和她谈思想。后来奶奶出国去了，他连生活和学业也无须再与人谈，只与爷爷谈谈思想便可。在家族中，少年得放目前崇拜的对象也只有两个——他的爷爷杭嘉平、他的堂哥杭得荼。
高中才上了一个星期的课，杭得放就已经看清了形势，摸清了底牌：一个班的佼佼者中，被重点培养的对象亦不过三人。其一为一高干子弟，其二为一工人子弟，其三便是他杭得放。之所以如此排座次，并非他杭得放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少年杭得放，聪明过人，心高气傲，但头脑清醒。他明白，论真才实学，他是当仁不让可以排第一的，可是论出身，他能排上第三也就相当不错了。
他曾经像一个大男人一样地分析过自己：是的，他有一个民主党派政协委员的爷爷，一个具有全部日本血统的家庭妇女奶奶和一个具有一半日本血统的茶学专家父亲，还有一个华侨画家的继奶奶以及一个教师母亲。说句夸张一点的话，他的家就够得上组织一个联合国了。当然，还有另一种成分的排列法，比如太爷爷是一位辛亥革命老人，爷爷是一位爱国人士，父亲是一位抗日英雄，母亲是一个归国华侨，旁及大家族，又有革命烈士数人。但是，和那排第一的女高干子弟董渡江和排第二的工人子弟孙华正相比，他不得不感到心虚，不得不显出底气不足。他那颗敏感的心灵，总弥漫着一层说不出来的危机的阴影。尽管从小学到高中，每到关键时刻，他都没有落下，挂红领巾，当大队长，升重点中学。但对入团，他小小年纪，就有危机感。他能从人们信任的目光之中，发现某一种尚未言说出来的困惑。
这正是杭家后人杭得放和他的祖父杭嘉平看似相像实际大不一样的原因。一句话，如果嘉平是希腊，那么得放就是罗马。
如果他们看上去都是那样的与众不同，那么，青年杭嘉平的所有努力，在于从那个整体秩序中厮杀出去，以个体的形象冲击社会，以对旧有制度的拒不认可为最高原则，以盗火为最高使命，以叛逆为最高荣誉。少年杭得放的所有努力却恰恰相反。他渴望参与集体并打入集体的核心，他是以顺从为手段，以认可为目标的。在他的少年血液里流淌着两种成分：一是热爱，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热爱一切教我们去热爱的事物；二是斗争，斗争“帝修反”，斗争“地富反坏右”，斗争“封资修”，斗争一切教我们去斗争的。热爱加斗争，等于革命。而革命是不用论证的。最远大的终极的东西，是人家早已为我们考虑好的，就像我们一生出来就有父母一样，我们呱呱落地，扑通一声，顺理成章地就掉在那只金光灿灿的思想的托盘上了。
所以少年杭得放的真正痛苦，不是叛逆的痛苦，而是认同的痛苦。没有人知道，他的少年早熟的心灵总是绷着一根弦，他的担心、恐惧，搅得内心世界惶恐不安。从上中学开始，他就迅速地发现了什么叫阵营，什么叫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在任何地方都存在着“左”“中”“右”，在少男少女组成的班级中也分成干部子弟、一般人子弟和出身不好者子弟。他怀着一种近乎地下工作者的警觉，每一次都成功地打入左派，但每一次他都疑惑着，都以为别人暗暗地把他划在中间。他对那种中间的感觉感到恐惧，就像他以为小业主比资本家还差劲，中农比地主还可疑一样，他觉得中间比两边都平庸，而且更危险，甚至更不安全。他形容不出来落在中间的那种上不上下不下的悬置感有多么可怕。那时他已经知道希腊寓言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了，他觉得，“中间”就是一把随时会落到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为了避免落入“中间”这个深不可测的陷阱，他自己努力地在任何地方都出类拔萃。考上高中的那一年，他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写了入党申请书。这份申请书他只给几乎混沌未开的妹妹迎霜看过。妹妹是他的崇拜者，她也非常努力，可惜能力有限，从上幼儿园开始就是个中间人物。她无限敬仰地看着哥哥，向他取经说：“有什么办法才能做到像你那样的进步呢？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已经进入前十名，但他们还是不给我评优秀少先队员。”
得放一边仔细地叠着申请书，放到贴胸的口袋，一边语重心长地教导妹妹：“这就说明你做得还不够。像我们这样的人，只能够争第一，第二就不行，一定要第一——除了加加林，谁能记住那第二个登上了月球的人。”
迎霜吃惊地看着哥哥，然后把这段话记在她的小本本上。她是个十分认真的糊涂姑娘，严肃而又轻信，每天晚上都用铅笔记录各种各样的人生格言。在有一段人人都吃不饱饭的日子里的一个晚上，她坐在床头，突然哭了起来。奶奶黄娜走到她身边，问她是不是饿了。她泪眼汪汪地看着奶奶，说她害怕美帝国主义。原来学校白天刚刚宣传了国际形势，说美蒋特务可能要反攻大陆，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常常飞到中国来。迎霜越想越害怕，万一美帝国主义的飞机扔原子弹的时候，她却偏偏睡着了、被炸死了怎么办？
黄娜听了哭笑不得，就把她抱到自己的被窝里来，搂着她睡。就在她快要睡着的一刹那，突然又惊慌失措地醒了过来，疑惑地盯着奶奶，问：“奶奶，如果你是美蒋特务，你一定要告诉我，我带你上公安局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黄娜很吃惊，她不明白为什么七八岁的孩子会生出这样奇怪的念头。迎霜却一本正经地说：“你不是要到帝国主义那里去吗？”
那是指黄娜出国探亲的事情。说这话不久，奶奶黄娜就真的去了英国。大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让她懂得什么是探亲，什么是到帝国主义那里去。在哥哥得放眼里，她是一个因为缺乏洞察力而犹犹豫豫的头脑一般的姑娘，于是他开导妹妹：“像我们这样的人，如果不能做到第一，那么就有可能做最后一个了，明白吗？”
迎霜不明白。她继承了母亲性格单纯的那一面，生来不要强，也没有危机感。因此得放便叹了一口气，并想到了他们的父亲。他知道，父亲很好，但父亲的面目总是不清，你不知道他到底是站在“左边”的还是站在“中间”的。有的时候，你甚至以为他已经跌入了“右边”。父亲出国援非之前有过一次惊天动地的政审，那一次，刚刚上初中的得放，甚至以为父亲要像那个小叔方越一样，成为右派呢。
杭得放来自心灵深处的恐惧，可以用一句话做结论：因为家庭出身的暧昧，他认为他自己的革命思想也是生来暧昧的。在现有的社会秩序里，他实在是拿他的这个“家庭出身”没办法。然而，现在一切都变了，砸烂旧世界，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给了他个人一个重生的机会。在这个机会中，他有望成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一个革命的第一号种子选手！
但他依旧担忧，唯恐自己落后于革命了，因此这个对政治实际一窍不通的大孩子，成了一个有高度政治敏锐性的人物。否则他不会为了一篇社论花几小时等着他的堂哥。6月1日运动正式开始的那天夜里，他是在得荼的宿舍里度过的，可说彻夜不眠。当时还与得荼同室的吴坤对形势也抱着巨大的关注，这种热情甚至已经超过了他多年来对爱情的穷追猛打的热情。他把他的新娘子扔在一边，自己则一口气拿出一沓报纸。《资产阶级立场必须彻底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修正主义的反党口号》《揭穿用学术讨论掩盖政治斗争的大阴谋》《揭露吴晗的反革命真面目——吴晗家乡义乌县吴店公社调查材料》，等等，实际上杭得放没有一篇是读懂的，但又可以说是已经领会了深意。他问大哥哥们，中学生有可能介入这场运动吗？从那时候他就看出得荼和吴坤的区别了。但他把这种区别理解成得荼的斗争性不强。他是烈士子弟，他斗争性不强是觉悟问题，没关系，但有的人斗争性不强就是立场问题了啊。杭得放也不清楚自己若出了这样的问题，是划在觉悟上，还是划在立场上。他想关键的关键是不能出现这样的问题。第二天一早他从江南大学出来时，一路上眼前晃来晃去的仿佛尽是那些暗藏的阶级敌人的憧憧鬼影。
事件发展甚至超过了他们对运动的估计，停课闹革命了，成立红卫兵了，贴大字报，斗老师了。得放一样没落下，但人家偏要落下他。昨天他骑着自行车赶到学校，一见学校里挤满学生，就有一种不祥之感。到班级教室门口时，看见了教室里已经一群群地拥着许多同学。董渡江眼尖，已经看到了得放，她先跑了出来，声音有些不太自然地说：“你到哪里去了，怎么现在才来？”
杭得放不知道班里发生了什么，但他决定先发制人，热火朝天地喊道：“哎，到江南大学去了！”
一下子就拥上来许多同学，杭得放用眼角扫了扫正在讲台旁的孙华正，立刻就开了讲，原来江南大学造反派给毛主席党中央拍电报了，有近两千人署名，还到省委大院去静坐呢。他的消息够惊天动地的了吧，但同学们看他时都有一种奇怪的神情，仿佛他是块恐龙化石。他花了好长时间才明白，一夜之间，他已经失掉了民心，也就是说失掉了天下。你想他甚至不知道今天班级聚会的原因——原来是选上北京的代表，他当然没份。他问了一句为什么，孙华正冷冷地说，问你爷爷去吧，大字报上都写着呢。顿时就把杭得放问得哑口无言。那天上午从教室出来，他跌跌撞撞，热泪盈眶，怒火万丈，全然没有“杭保尔”的半点影子。他出乎意料地不在第一批上北京名单之中，理由是这样的显而易见，他的血液不纯粹，离无产阶级远着呢；小心你的爷爷被揪出来吧。
如果不是因为受到了严重的挫伤，杭得放不会注意走在他前面的那个长辫子姑娘的。他满肚子的理想计划，从来也没有真正注意过班上的那些不是班干部的女生。此刻他走在学校的大操场上，目光发直地盯在了走在他前面不远处的那两根甩动着的长辫子上。长辫子的发梢上有着两个深绿色的毛线结，它们轻轻地摩擦在那件浅格子的布衬衣上，突然停住了。
杭得放和这个名叫谢爱光的同班女同学，没有说过几句话。在他眼里，她和他的妹妹迎霜一样，都属于一般的女孩。况且，他还听说这个谢爱光有一个背景十分复杂的家庭。班长董渡江曾在一次公开场合上声称，谢爱光能进他们这个学校，完全是一个疏忽，她是条阶级斗争网箱中的漏网之鱼。这个比喻如此深刻，以至于他一看到这个苗条的姑娘，眼前就出现了一张破了一条口子的大网，一条真正的鱼，缓缓地悄悄地从口子中漏了出去。
现在，这条“鱼儿”静悄悄地等在了他的身旁——这条长辫子的“鱼”。
他走到她的身边，看看她。她也看看他，朝他笑笑，像一条鱼在笑。一片碎叶的树影衬在她的脸上，她的脸就成了一张花脸。
“干什么？”他生硬地问。
她显然有些吃惊，脸一下子红了，半张开了嘴。她的嘴很小，像小孩子的嘴。杭得放也有些吃惊，怔住了，说：“你怎么先走了？”
班里的同学还在表决讨论，有许多事情需要立刻做出决断，杭得放却自我放逐了。
她的红云退了下去，她轻轻地说：“我和你同路。”
她的脸又红起来了，她又张了张嘴，像鱼儿在水里吐气，她真是个黄毛丫头，额上颈上毛茸茸的，松软的头发，亮晶晶的，长长的，她同情他吗？那么她为什么要同情他呢？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吗？因为他也是一条漏网之鱼吗？
他的心尖子都惊了起来，他的一只眼睛警惕万分，另一只眼睛委屈万分，除此之外，他必须保持自己“杭保尔”的一贯风度。他干咳了几声，说：“我没关系。”
说完这句话他吓了一大跳，他怎么说出这句话来，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不打自招吗？
她却突然抬起头来，坚定地同时也是张皇失措地表白：“我选你的！”
她的眼睛并不亮，直到说这一句话的时候，她的眼睛才突然亮了一下，然后立刻又黯淡了下去。她的眼睛，和她的头发一样，都是毛茸茸的，不是油亮亮的。
杭得放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像外国电影里的那些人一样，耸耸肩膀。他只有一张嘴巴，却想同时说两句话，“我不在乎”是一句，“谢谢你”是另一句，可是他没法同时说，所以他只好沉默。在沉默中深入了话题，问：“为什么？”
现在她不再脸红了，她缓缓地走在了他的身边，看样子她也是一个“杭保尔”迷，只是隐藏得更深罢了。她依然激动，但注意控制自己，她说：“一个人应该公正。”
他看了她一会儿，出其不意地问：“你们家也有人被贴大字报了吧？”
她显然没有想到他会这样说话。她怔住了，脸白了下去，他亲眼看到她的脸从鼻翼开始发白，一直往耳边白过去，甚至把她面颊上的浅浅的几粒雀斑也白了出来；然后，他又看到她浅浅的眼窝里水浮了上来，像是小河涨水一样；他看到她的眼睫毛被大水浸泡了，有的竖了起来，有的倒了下去，这是他第一次发现女孩子的眼睫毛。最后，他看见她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缓缓地，倒退着，走了。她走过了操场边的那排白杨树，走过了白杨树外的沙坑，走过了双杠架子。阳光猛起来了，晒得操场泛起了白光。杭得放先是看不到她的绿辫梢，接着就看不见她的长辫子，再接着，就看不见她的人了，她仿佛整个儿的，都被耀眼的强光吞没了。
生活所呈现出的奇异瑰丽的一面——那些瞬息即逝的一瞥，那些游离在主旋律外叹息一般的副调，那些重大事件旁的琐屑细事，原来正是它们，像被树叶倒影切碎的阳光一样，闪烁在我们度过的时间深处，慰藉我们的生命。然而，在阳光没有被切碎的岁月，往往在我们把它称之为青春的那个阶段，我们看不到世界对我们的体恤，我们看不到那双注视着我们的眼睛。
总之，中学生杭得放的心思被眼神微微拉动了几下，眼神就断了，很快就又被挫败感吞没了。他万分委屈，失去常态，找不到更痛切的词儿来诅咒人们的背信弃义。他又痛恨自己掉以轻心，没有做好思想准备——是的，他应该有落选的思想准备，他应该有！别人只把他看成一只小公鸡，那是不对的！是看走了眼！他要比一只小公鸡深刻多了，复杂多了！忍辱负重得多了！后来他开始伤感，孤独，那天夜里辗转反侧，脑海里一片毛泽东诗词——啊，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而早晨起来时，他已经进入惶恐状态。他越想越不对头，越想越害怕，他不能没有集体，不能失去战斗……
他本能地又朝江南大学飞奔而去，他还是需要他的哥哥杭得荼给他打气。爷爷已经开始受到冲击，偶像已经倒塌，但他相信，杭得荼是不会倒塌的。
江南大学门口停着一辆宣传车，有人在车上的大喇叭里反复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黄军装、标语、口号、糨糊桶、高音喇叭、宽皮带，再加上一个朗朗夏日——够了，青春就这样立刻进入颠覆期，几乎成了一种生理反应。十分钟内，三好学生杭得放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迅猛的脱胎换骨。在他的青春期，有着许多难言的痛苦，以往他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要通过外力来解决，更不要说是像当下那样的暴风骤雨般的外力了。现在好了，一切摧枯拉朽，一切荡涤全无，一切正常的和非常的苦恼如今都有了一个借口，一切的秩序都将彻底砸烂——我们迄今为止所经历的心事都将有一个宣泄口——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他把他那辆飞鸽牌自行车随手一扔，就跑上前去打听：中国发生了什么？世界发生了什么？噢！噢！噢！原来是这样，竟然有人敢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竟然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要让中国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红色江山从此变黑！这还了得，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向他宣传革命真理的是女中的赵争争，杭得放去年在夏令营时见过她。那时她梳着长辫，辫梢也有臭美的蝴蝶结，而今迈步从头越了，两把小板刷，英姿飒爽。杭得放一开始还问她，她们这么出来，是谁组织的。赵争争气势磅礴地反问他：革命需要批准吗？造反需要恩许吗？克伦威尔是有了批准才进行英国革命的吗？巴黎人民是有了批准才攻打巴士底狱的吗？阿芙洛尔号巡洋舰是有了批准才有了十月革命那一声炮响的吗？革命者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不用理论来证明什么——你只要走出校园，从你那些棺材板文化中抬起头来，举目四望，你就知道，全中国都已经沸腾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工厂到学校，从城市到农村，人民已经最大限度地被发动起来了。海燕在天空飞翔，它在迎接暴风雨，它在呐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杭得放看着她，简直就如看着一个天外来客：这种说话的腔调、词汇，走路的直挺腿与八字脚，红袖章和扎着牛皮腰带的腰，同样是一身旧黄军装，穿在赵争争身上却显得气宇轩昂。这才是革命！这才是生活！这才是理想！什么推选——让一切推选之类的鸡毛蒜皮见鬼去吧！真是有比较才有鉴别，他拿眼前的这一位比较起他自己学校中的那几位来，他们学校的什么董渡江什么孙华正，简直就是小儿科，就是杭谚里的“蟑螂灶壁鸡，一对好夫妻”。杭得放的脑海里像是在过电，胸膛上仿佛在滚雷，真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他面孔煞白，双目发呆，他仿佛在思考着什么，其实什么也没有思考。他只是强烈感受到，一定要和眼下的革命者在一起，只有和他们在一起，才有出路，才有前途，才有未来。杭得放就这样跟着赵争争进了大学门，谁知被他的堂哥泼了一盆冷水。
杭得荼决定从事他选定的专业研究时，少年杭得放就有些不理解，他自己是对那些所谓的食货之类的东西一点也不感兴趣的。他的心向往未来，希望有感受新事物的狂喜。但他尊重荼哥，把这疑惑藏在心里。他不能接受的现实是，时至今日，如火如荼的形势，荼哥怎么还要到湖州去考茶事之古，还要去接什么新娘子，婆婆妈妈的怎么就到了这个地步！他怎么会对局势发展保持这样一种少有的冷静，在他看来，这已经是近乎冷漠了。甚至在听到他亲爱的弟弟没有被推选为第一批上北京的红卫兵之后，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忧心忡忡。他说，“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搞成多大的规模，还有待于时间定论。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天下，事情并没有发展到一夜之间人头就要落地的地步，他总怀疑，有些人把局势估计得那么严重，是有其自身的不可告人之目的的。
杭得放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目光盯着他的荼哥，他甚至认为他的思维是不是出了问题，他怎么还会得出这样大错特错的估计，一个崭新的世纪就要开始了，旧世界砸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
得荼真的不知道得放的这种激情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什么是旧世界？为什么要砸个落花流水？谁是奴隶？得荼在攻读史学中的确已经养成了吃猪头肉坐冷板凳的习惯，凡事不务虚，他对那些大而无当的口号，本能地就有了一种抵触和警惕。
“这一次你肯定错了！”得放盯住了得荼的眼睛，说，“你肯定错了！你看着吧，你会为你的错误立场付出代价的。”
“我不要你的结论，我要你的论据论证。”
“你错了！错就错在你给我设置了一个理论的圈套，可是我不会去钻！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克伦威尔是有了论证才进行英国革命的吗？巴黎人民是因为有了论证才攻打巴士底狱的吗？阿芙洛尔号巡洋舰是因为有了论证才有了十月革命那一声炮响的吗？不用理论来证明什么——你只要走出校园，从你那些棺材板文化中抬起头来，举目四望，你就知道，全中国都已经开始沸腾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工厂到学校，从城市到农村，人民已经最大限度地被发动起来了。海燕在天空飞翔，它在迎接暴风雨，它在呐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海燕在呐喊，杭得放也在呐喊。他在得荼的斗室中来来回回地走，形如困兽，怒气冲冲；鹦鹉学舌，豪情万丈。他接受这些言论与思想，不过是在刚才，但仿佛这些言论和思想的种子从来就生在他脑子里，只是一场春雨把它们催发了出来罢了。他的口才、他的学识、他的勇气和魅力，像原子核突然发生核裂变，放出了人们根本无法估算的能量。
比他大七八岁的哥哥杭得荼，被他那虽然大而无当但毕竟如暴风骤雨般的演讲镇住了。他紧张地看着得放，心想，会不会是我真的错了呢？人民群众正在创造的历史，难道是可以用以往的一切经验来囊括的吗？如此近距离地洞察历史内在的发展规律、把握历史进程的走向，对年轻的杭得荼而言，显然是一件力不胜任的事情。他向得放递过去一杯茶，他想趁他喝茶之际，见缝插针地思索一下。茶是白夜上次信封里剩下的那一点顾渚紫笋，非常好喝，但恰恰属于得放所言的棺材板文化。杭得放显然进入状态，一边就着那“棺材板文化”一饮而尽，一边继续滔滔不绝——
“人民群众为什么会被广泛地发动起来？为什么振臂一呼而百应？为什么这呼声来自最高统帅？什么叫史无前例？是谁真正歪曲了真理的声音？是谁要在神州大地上建立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的独立王国？谁是躺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杭得放那么东一句西一句地对着他的堂哥呐喊着，仿佛得荼就是他革命的死敌，又仿佛那个死敌就在他自己的心里，他要通过这种穷追不舍的方式把它从灵魂深处逼出来。这样一阵没有明确目标的穷追猛打，终于把他自己给追累了，伸出手去，对得荼说：“再给我倒点茶。”
现在他坐在床头，神情沮丧，昨天被选下来的失败感重新涌上心头，他也就总算和从前的他挨上了一点点边。
得荼发现他不再那么歇斯底里了，被他搅乱的思绪也才开始恢复一点正常。他当然还是同情他的堂弟的，堂弟的生活原则是永远第一，不要第二。这其中不是很有着少年人的虚荣、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情结吗？他的那么些排比句，那么些反诘，那么些“必须”“绝对”“肯定”之中，不正包裹着一个非常软弱的、卑微的东西，非常个人的东西吗？如果真要批判，他自己不正是靶子吗？不过此刻当哥哥的并不想点破他罢了。他爱他的弟弟，甚至爱他的“永远第一，不要第二”，他相信他是会很快成熟起来的。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革命也不在乎别人挑选。”他只好那么泛泛地宽慰他。
“爷爷在政协也受冲击了。”他告诉得荼，得荼并不奇怪。这场运动会涉及很多人，他们杭家人是在所难免的。
“就把它作为对我们的一场考验吧。”得荼回答。
得放很感动，抬起头来，说：“我会调整好自己的。我会让他们接纳我的。毕竟我还不是黑五类嘛。”
现在，得放接受了这个同情和安慰，他的心情好起来了，信心足起来了。他站了起来，说：“你还要去湖州接人家的新娘子吗？等你回来，这个世界会变化得让你认不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