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出于何种原因，阿玛尼长期以来的拥护者、《女装日报》出版人约翰·费尔切尔德就事论事，他宣称要进行反击。“乔治·阿玛尼在企图控制媒体”，他说，“我们将停止报道乔治的所有系列，也不会介绍他的香水新品。这个行业已够艰难的了。要是谁想跟我唱反调，让他立刻见鬼去吧！”
阿玛尼回应说，他的决定与控制不控制时尚记者没有任何关系，但他补充说，“我对时尚记者的评价毫无兴趣。”此外，阿玛尼还指出，某些时装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在一个时装系列进店上架五个月之前，媒体就要提前报道，这对时装界的重要性强于终端消费者，因为终端消费者是我们工作的对象。”
起初，费尔切尔德先生威胁说要把阿玛尼公司所有的实质性问题一一揭露出来，不久，一起意外事件适时地出现，巧合地缓和了这起“抵制行动”。
杰·柯克斯如今已是一名德高望重的电影编剧，当时他是《时代周刊》的电影和音乐评论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就在波士顿和洛杉矶两位朋友的专卖店里看到过这位意大利设计师的套装作品，他说：
“我注意到，这类套装有一个特定的用户群：他们通常比较年轻，从事的职业往往是戏剧界人士或作家。他们不是对时尚经常关注的那类人。在我看来，这类套装的设计简直精彩绝伦：你可以身穿这样的服装，却仍然可以生活在自己的电影世界里。这样的设计不乏丰富的想象力，但又现实感十足，既具较强的鉴赏价值，又带有鲜明的职业特征，完全是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套装款式新颖，轻松休闲，这是当时的时装潮流中至为重要的一点。因此，我开始购置这样的套装。”
柯克斯觉得，亲自前往意大利去采写一篇关于这位新设计师的报道，应该是个不错的主意。他立即向老板玛莎·达菲请示，这位主编大人热情洋溢地作出回应，一刻也没有犹豫地批准了他的请求。于是，“在某个早晨，阿玛尼先生的公关经理走进办公室之后，一眼看到了办公桌上的那个电报，报文说，《时代周刊》的记者们即将抵达。柯克斯回忆道：
“这次采访对乔治非常重要，因为这完完全全是由于他的才华吸引了我。这不是一次公关活动，因为双方都不需要出售什么。我们都是时尚爱好者，这是他真正在乎的事；事实上，我们两人都不是时尚记者，也从未写过有关时尚的任何报道。因此，我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进入这个话题。在翻译的帮助下，我们进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会谈（因为我不会说意大利语，他不会说英语）。”
“当我们初次见面时，我根本不知道跟他交谈些什么，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不是个问题。我们谈到了音乐、电影、美食，当然还有服装———但都是泛泛而谈。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时尚访谈，我们没谈本季的流行色、下一季的流行风格等等这类无聊的话题。相反，我的问题是他脑子里那些奇思妙想从何而来，他的时装还有什么近期规划以及设计灵感从何日来，等等。”
“我们还谈到共同喜爱的电影，立即就产生了相见恨晚的惺惺之情。我记得很清楚的一点是，与他第一次会面时，我穿的是一件阿玛尼上衣。直到今天，这件衣服还一直保留在我的衣橱内。所以，他看到我的第一眼，就认出了我是一名阿玛尼粉丝，他知道，我之所以来见他，是出于仰慕。这就是这次采访的经过，就这么简单。”
乔治·阿玛尼：华丽之风
《时代周刊》封面刊登了阿玛尼的照片，摄影师是意大利著名摄影师鲍勃·克里格，照片标题是“乔治·阿玛尼：华丽之风”，把他与名流相提并论。周刊为这片文章预留了八页的版面，毫不吝啬地盛赞阿玛尼：“阿玛尼是最棒的！”
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杰·柯克斯引用了伊夫·圣罗兰的合伙人和赞助人皮埃尔·贝尔热①的一段话，皮埃尔不经意间流露出愤怒的指责：“乔治·阿玛尼？除了白松露、通心粉和歌剧，意大利人还会做什么？！阿玛尼有一件能真正影响世界的服装吗？！他有哪怕一条能真正影响世界的时尚主张吗？！”
①Pierre Bergé（1930年11月14日—），法国实业家、投资商、艺术品收藏家，是伊夫·圣罗兰品牌的共同创办人。
柯克斯反驳了他的观点，把阿玛尼作为意大利设计师的种种成就一一列举：
“好吧，皮埃尔。我们来好好看一看吧！斜剪外套，展现了一种毫无约束的舒适优雅之风。它的剪裁理念，只有用手工缝制才能体现。而材质的层次感也必须通过图案、质地和色彩才可以表现，使服装在瞬间即可呈现出静谧和淡淡发光的17世纪日本印花棉布的手感。阿玛尼时装的搭配也令人称奇——皮裤成了套装的一部分，上面搭配的是一款颀长的上衣，外面套上马甲——这个搭配彻底打破了常规，对时尚进行了全新而轻松的定义。这是对布料功能的一次庆典。阿玛尼采用巧妙的轮廓，出人意料的对称感，惊人的线条，重新赋予传统几何图案以新的形式——时装的新自由主义风格，一种阿玛尼式的休闲风格。用法语来说，is just for les openers（这只是开始）。”
时至今日，杰·柯克斯仍然向我们一再重申他对这位意大利设计师的由衷敬佩：
“首先，我常常为自己想到为乔治·阿玛尼做这篇专题报道而暗自庆幸，因为他仍然是设计界的一位伟大人物。如果你身处这个行业，就必须不断地努力，年复一年地保持创新的势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已经成为了奥林匹斯山的居民，统治着这个世界，主宰着人类的诸神。无论你做什么，都是世人所遥不可及的。你做什么都无可厚非。因为无论你做了什么，它都会清晰无误地为世人定义一种风格和一个时代，外界的无端指责丝毫影响不到你。能够达到如此境界的人屈指可数：我猜，也只有设计师伊夫·圣罗兰和阿玛尼才能享此殊荣，至多，再加上一位卡尔·拉格菲尔德。我认为，乔治正是这个奥林匹斯山脚下海边别墅里的头号居民。”
柯克斯喜欢讲述《时代周刊》中的文章和著名封面背后的花边事件。事实上，阿玛尼和加莱奥蒂并未打算在那一年向媒体展示他们的新系列，但他们还是为《时代周刊》破了例。
“要写报道，我们必须亲眼看到这些新时装。这是一次特殊的事件：我们是唯一见到这套新系列的杂志。当然，这激怒了包括《女装日报》在内的其他媒体。但没过几年，几乎所有媒体都很快淡忘了这次不快，如今，阿玛尼与媒体的关系已经风平浪静。这是我与时尚界打交道的首次经历，简直有种杀气腾腾的激烈。但我们乐在其中，那篇文章发表了，当时正逢《美国舞男》上映，对乔治来说，这确实是个特别的时刻。”
这篇文章预示着一个时刻的到来，预示着阿玛尼获得了所有人都梦寐以求但获得者寥寥无几的一项殊荣。二战之后，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意大利人，只有寥寥数位。在欧洲时装设计师和女装设计师中，只有克里斯汀·迪奥在30多年前凭借其设计的新款时装而获此荣誉。因此，在还没有拿到杂志的时候，毫不知情的乔治跑去瓦伦蒂诺面前，却吃惊地发现瓦伦蒂诺正在喃喃自语：“天啊，天啊！”
许多年以后，在丽兹饭店接受阿蒂丽娜·幕娜山罗电视访问时，乔治·阿玛尼回忆说：“那时，我还不知道登上《时代周刊》杂志封面意味着什么。那天，我一走出巴黎的丽兹饭店，就看到我的伴侣加莱奥蒂挥舞着杂志向我走来，眼里闪耀着激动的泪光。那时我只想，当然，上封面是不错，但也只不过是上了本杂志的封面而已嘛。”
但事实上，这可远不是上杂志封面这么简单，这件事的象征意义远非如此。它强调了乔治·阿玛尼公司的严肃性，强调了阿玛尼本人和加莱奥蒂对工作所付出的热忱，两个人都很清醒地意识到，真正的挑战开始了：
“那个封面让我突然意识到身处这个职位的责任。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几乎是在不得已的状态下开始了零售业务。不只是综合性的品牌商店，甚至连品牌专卖店和直营店，品牌形象宣传变得至关重要起来。在匆忙的状态下，我们变身为零售商，毫无经验可言。”
最初是出于责任，后来是迫于这种神圣感，阿玛尼的形象和公司收入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仅仅一年时间，公司形象和收入都一路攀升，当年的营业额更是从90亿里拉一路飙升到260亿里拉，增长了近2倍。那段时间，人们对阿玛尼和加莱奥蒂不由得刮目相看，为这对搭档的工作态度而折服。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公司也同时乔迁新居：阿玛尼和加莱奥蒂将住所和办公室都搬到了米兰的波尔歌努佛街21号。建筑师吉安卡罗·奥特利为房子做了清理，拆掉了镶板、装饰、粉灰和无用的横饰带，这个精简装修的过程反映出乔治沉稳内敛的本性和他富贵不忘本的品质。他总说：
“这座房子以前的风格与我完全不合拍，因为我不是在华丽庄严的皇宫里长大的，没有这种充满历史感的沧桑。我的生活一直是中产阶级家庭，因为我们并不富庶。如果我把自己的出身说成是一种根本不存在的富有，我会觉得自己既虚假又荒谬。古老的东西如能被传承，就会充满价值感，所以，如此有价值的东西，理应祖祖辈辈地传承下去”。
原先的奢华舞池和游泳池，将作为举办阿玛尼T台秀的专用场地。事实上，这座建筑拥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端小剧院，舒适而私密，以灯光设计巧妙而闻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