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松江进入兰化公司的那一年，刚刚过了17岁的生日。
一进厂，他就在高压聚乙烯车间工作，他参与了聚乙烯生产的全过程，也见证了砂子炉、聚乙烯的发展历史。
他刚到车间时，10多平方米的控制室里，压力、温度、催化剂量、报警系统等几十块仪表布满了墙壁。师傅告诉他，这个地方是控制着全车间生产状态的中枢神经。再看看周围一个个忙碌的样子和严肃紧张的气氛，董松江有些胆怯了。师傅看着老实憨厚的董松江心里有底了：“小伙子，不怕！你一定会做得更好！”
董松江生在一个工人家庭。朴实的家庭氛围，让他懂得要干好一个工人该干的活。因为父亲是劳模，不能把这个传统给丢了。董松江个子很高，一看那块头，就知道是能够干好活的料。再瞧瞧他那模样，人就更加放心了。他嘴唇厚厚的，憨憨的。坐在你的对面聊天，刚开始时，似乎还有点腼腆，害羞呢。聊着聊着，他就放开了。
问他祖籍，答，山东的。难怪那么大个头儿，不足为奇。他是兰州石化303厂（石油化工厂）高压聚乙烯车间聚合岗位工人，一听名称，就知道这个岗位很重要，经过详细了解，果然它是高压聚乙烯车间的心脏。但凡大乙烯装置出事故，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在这里，若不认真工作，那就影响太大了。因此，这个岗位离不开董松江。领导们说，只要董松江在这里，我们就放心了。
是啊，因为董松江操心，领导们才放心。
走进车间，笔者亲自置身于此，才知道这是典型的高温高压岗位：温度250℃，压力每平方厘米1500千克。在这样的岗位工作，操心是必须的，但还要会操心。因为你得随时面对新出现的问题，也要随时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一股干活的蛮劲而没有文化也是不行的。
董松江的父亲对他要求特别的严格，父亲经常提醒他，不要把老爸多年的老先进荣誉给辱没了。父亲当年从东北来兰州是搞建筑的，虽然对化工行业不熟悉，但他却知道如何给董松江提出要求：“化工行业大多涉及有毒有害气体，如果你不认真操作的话，不仅会伤害别人，也会伤害自己的。”“既然你要去上班，那就不能迟到，也不能早退！要不然，就不去上班了。”这话句句实在，句句在理。
董松江说，自己是半斤还是八两，只有自己知道。他充其量也只有初中文化的底子，刚刚开始工作时，他连基本的化学符号都看不懂，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这时候，他才明白，想要做一名合格的操作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使自己尽快迈过这个坎，董松江下定决心：学习，学习，再学习！
上班，他跟在师傅后面在学，一遍遍地跑到现场去学，一遍遍地记着流程学，他背化学符号，背复杂的化学分子方程式和操作规程。遇到了问题就虚心请教师傅，把如何求解问题的过程清楚地记到笔记本上。日积月累，笔记竟然记录了10多本。
下班，他赶紧吃饭，饭后仍然在学。他找来了30万字的《高压聚乙烯》专著，一字一句地啃理论；他找来了一些化工专业书籍，一道一道地做习题。对自己没有办法弄明白的地方，就记录下来，第二天，还去请教师傅。虽然这样很吃力，也付出了很多劳苦，但他却基本上掌握了这个岗位所需要的生产要领。
高压聚乙烯装置投产初期，非常艰难。尽管其生产机制是明确的，制备过程也不复杂，但这个装置毕竟是个先天不足的“头产婴儿”，是在一无先例、二无经验的情况下投产的，仍然还有许多未知领域让人产生困惑。如果操作稍微有点偏差的话，压力、温度、流量等就会偏离控制值，虽然只是短短的几秒钟时间，但反应就会失控，马上就能够造成高压“放炮”，瞬间，几千、几万元就损失殆尽。所以，过去常常能够听见高压聚乙烯车间的上空“炮声隆隆”。仅1971年，这个装置的“放炮”数就多达20次。
是什么原因导致“放炮”呢？
我们有没有能力解决国家第一套高压聚乙烯装置的这一问题？
我们有没有办法来降伏甚至消灭这个“炮老虎”，从而否定外国专家“放炮难免”的论断？
面对这样一系列现实的问题，高压聚乙烯车间的技术人员和操作人员陷入了沉思。
这时候，董松江也蹲在一边思索着。不要看这个小伙子平时不爱说话，其实他心里可爱琢磨事了。他自己也明白，连这么多有文凭的师傅们也解决不了“放炮”的事情，他就更加解决不了。但这并不影响自己对问题的思考！
通过多次观察“放炮”事件，高压聚乙烯车间的职工们慢慢就悟出了一个规律：在设备正常运转的条件下，关键要严格遵守操作流程，精确控制工艺指标。董松江默默地记在心里。
由于化工生产周期比较长，因此，做好交接班是保证连续正常生产的重要环节。董松江的每一个班次都提前15分钟到岗，春来冬去，风雨无阻，他认真地查看交接班记录，详细地了解上个班次的运转情况。上班后，他坚守在这10多平方米的阵地上，尤其是每平方厘米1500千克的压力表绷紧他的神经，因为这个压力表只允许正负波动在每平方厘米20千克。董松江知道，这是关键的关键，只有细心调节，才能防止“放炮”。他还记得，有一次压力表的数字突然急剧上升到每平方厘米8000千克，他被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但并没有听见“放炮”，为什么？越是这样，他越感紧张了。后来，经过检查，一切运转正常。原来是压力表偶发的错误显示，他终于吐了一口气。
师傅常常告诉董松江，原始记录是总结经验的依据，只有通过数据的长期积累，才能够从中摸清操作规律，做记录时，一定不要草率，字体最好写成仿宋体，更不要涂改。董松江听着，就记在了心里。他每次填写记录时，都能够想起师傅的话，他填写每一个数值，都要反复核对几次仪表，都要想想流程是否合理。每班456个数据，他没有遗漏过任何一个。
后来，董松江从控制室调到外线操作。
聚合工段的主要设备有，超高压反应器、高压催化剂泵、乙烯返回器、低压储罐等46台设备，还有众多的仪表、阀门等设施。董松江的任务是每小时巡回检查一次，每次对每台设备都要一一查到。一个班要求巡回8次，但董松江不厌其烦，反而还给自己加担子、压额外的任务：在每次检查时，对于关键设备要盯查4遍。即使令人望而却步的超高压反应釜前、高压管道架上、返回器过道等这些高危部位，他也绝不马虎。
有一次，当值夜班时，董松江检查到了反应釜前，突然发现仪表指针急剧摆动，一下子就上升到每平方米1560千克的压力。这时候，再去告诉控制室的同志已经来不及了，董松江当机立断，紧急采取措施，本来几秒钟时间将要发生的重大事故，他就这样用特别警觉和敏捷的快速反应给排除了。
在大家的眼中，董松江勤快、有眼色，可一回家，他就是地地道道的懒人。为了干好每一个班，下班后，他总是抓紧时间睡觉，睡足了觉才好上班，尤其是上夜班的时候。父母理解儿子，爱人心疼丈夫，轻轻地叫他起来吃饭，饭后继续睡觉。即使这样，他有时上班也架不住困倦和疲惫的侵袭，瞌睡了，用冷水洗头，或搞卫生、擦设备，用劳动来驱除瞌睡。老师傅教育新工人时，总爱说，看人家董松江，上夜班出来都没有瞌睡，你们可要学着点啊！
说董松江是个有心人，那是因为他摸索出了制服“炮老虎”的“四勤一准”法，这个方法后来成为遏制事故发生的法则。“四勤一准”法说的是，勤观察、勤巡回检查、勤调节、勤分析思考和准确记录数据。正是因为这“四勤一准”法，使得董松江在操作难度大、容易出事故的岗位上，长达15年没有出现事故！在车间，他创造了没有一次大小事故的记录。这期间，他直接和间接地避免经济损失300万元以上。
终于，在段长的举荐下，董松江担任了聚合丁班班长。聚合丁班基础好，作风过硬，是有名的老先进班组。董松江上任后，觉得自己只有比别人做得更好，才能有说服力。他向老班长请教，他提前30分钟到岗，每次交接班时，他总在不停地反复叮嘱，反复抓细节，给大家不断地提着新要求。在班长的岗位上，董松江严格地把守着聚合丁班这个关。
后来，董松江升任为车间生产主任。正赶上兰州石化的“四项重点工程”开工，他所在的乙烯厂这次又是改扩建的重点。
他人在现场，三天两夜不回家很正常。他给我说，自己是劳模，最不愿意听到别人在背后说什么。所以，他就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他做主任后，要做的事情是继续要求大家严格操作规程。他认为，流程本来就有，但需要人去执行。有些人就是习惯了要你去督促，而且是要不断地去督促。他只能是以人心换人心，调动职工的积极性。董松江说，他没有忘记老领导林华带领他们一起进行砂子炉开车的年代，虽然开了几次车都失败，但大家不气馁，最终成功了，当时他就在乙烯车间负责供料呢。那是我国最早生产乙烯的装置。现在，要进行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大乙烯改造工程，他又在现场做具体工作。董松江说，人一生能够有这样的经历，觉得很满足，也很荣耀！他还说，我们这些人文化程度不高，不像攻关技术能力很强的人那么伟大，只是做了一点平常的事情罢了。再后来，《人民日报》刊发了《在易出事故的岗位上不出事故——董松江安全操作八年》的长篇通讯报道，向全国介绍推广他的事迹。时间是1979年。董松江遂顺理成章地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和人大代表。做了人大代表自然是要去北京开会的，会议期间恰逢父亲突发重病住院了，董松江所在的单位，每天安排一位领导去看望他的父亲，同时安排了两名工人陪护。董松江说：“厂里对我这样好，工人朋友对我也这样好，我不努力干活怎么对得起他们呢？”咱们的工人就是这么淳朴，他们只知道感恩。
砂子炉的正常开车，一方面有林华等一批领军人才和技术骨干在撑着；另一方面有像董松江这样默默无闻、在普通岗位上精心操作的大部分一线工人，他们同样也是功不可没。他们虽然没有文凭，甚至没有重大的发明成果，但在企业里面，他们却承担着大量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必须精心操作的技术工作。如果他们哪个环节没有按照流程作业，即使再先进的新工艺也会毁于一旦。石油化工是高危行业，一个小小的操作疏忽或者某个细节没有被检查到位，往往就有可能引起重大的安全事故。而正是这些作为企业主体的朴实、敬业的工人们，不但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而且还像董松江、罗学信这样能够创造性地劳动，把自己的实践经验提炼成为对操作规程的补充和完善，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安全地运行。
人们不能不感谢他们，不能不敬佩像董松江一样的大批劳动者。
砂子炉的开车成功，培养了一大批石油化工领域的领军人才。在由砂子炉向毫秒炉的过渡中，在当时的乙烯由3.8万吨改造成8万吨再到16万吨的过程中，全靠我们自己的技术来设计设备，改造翻版，这样的改造非常艰苦。尽管后来其他企业有了更大规模的乙烯上马，但那是花钱引进，拿钥匙就开车生产的。而兰化走到今天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大量的技术创新与改造，都是靠自己的力量和技术干出来的。
采访了这样一些来自生产一线的工人后，我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这些人为什么会取得成功？他们把看似非常枯燥的工作能够经营得如此精彩纷呈，为什么？我想，尽管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属于个人的权利，但像这些工人那样把梦想汇入时代的洪流，既能收获丰盈的自我，也能成就伟大的梦想，这不是更有意义的生活和更有价值的人生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代的列车进入到21世纪的今天，共和国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大声疾呼：“‘中国制造’的主要差距就是职业人才的差距。”“我们最缺乏的正是这样的高级技工。”“要发展与市场相匹配的职业教育，培养与市场相匹配的职业人才，形成‘不唯学历凭能力’的社会氛围。”“制造产品主要靠职业人才，但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总理的大声疾呼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中国制造”在国际上屡遭诟病的症结所在，说明了国家工业化大发展对“职业人才”的渴求，说明了盲目追逐文凭而漠视“职业人才”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总理所说的“职业人才”，就是指企业的技术工人，不仅要有技术，更要有一种职业理念的人才。由此追溯到50年前，我们可以想象罗学信、董松江他们这些“职业人才”在当时的情况下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是多么的重要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