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老板的儿子，我加入时间旅行者团队自然引来了不少人的好奇，少数几名替补甚至还和我调情。但没过多久他们就开始讨厌我，和父亲对我的态度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在于，父亲对我从感兴趣到彻底地讨厌整整用了三十二年，而他们只用了一个月。
与之相反，时间旅行团队的正式队员大部分都对我相当友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想要了解我的想法和个人经历，或者称赞我在流行文化方面的品位，而只是出于礼貌。像他们这种级别的选手，不会花很多时间思考那些非同凡响的任务以外的事情，简单地以礼相待要比浪费脑细胞和不相干的人讨论无关痛痒的话题容易许多，那些构建理论模型的科学家和研发精密技术的工程师当然也会这么想，而且我毕竟是老板的儿子。
可其他的替补队员都讨厌我。
客观地说，虽然没有被选拔为完成时间旅行前期任务的正式队员，但他们都是相关领域数一数二的专家，完全有能力承担后续的任务。
而我是替补中的异类，他们都知道我能当上替补完全是因为父亲降低了准入门槛。我搞砸的每次训练和无法通过的每次认知分析测试不仅令我本人蒙羞，也会拉低他们的平均分数，为了保持在合格线上，这些原本就努力工作的男男女女现在更得加把劲儿。
这一切想想都可怕，如果不是为了佩内洛普，我恐怕早在入队一个月后就退出了。
母亲的事故发生后，公司所有员工都认为自己有义务参加她的葬礼，所以，去父亲的实验室报到时，他们无一例外地向我表示了同情。这种形式化的礼节让我很是尴尬。我知道他们是认真的，但我也明白，其实他们主要是希望我在父亲面前提及他们的关切。可他们的算盘打错了，因为父亲和我几乎不怎么说话，所以，知晓我们父子的紧张关系之后，他们对我不再热情，那些断断续续的调情和诡异的好奇举动也随即烟消云散。
第一次见到佩内洛普·韦施勒的时候，我并没有被她的声望吓到，也不曾绞尽脑汁地想要打动她。虽然这两种情况经常在我身上发生，而且她这种出挑的长相和从容的姿态一向令我自愧不如，望而却步，所以，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初次见到我的时候她并没有提起我的母亲。
一开始我猜这是因为她过于沉浸于训练，忽略了社交礼节，然而成为她的替补两周后，我去参加一个格特雷德引擎原型机运转原理主题的讲座——虽然引擎内部的构造机制极其复杂，但启动整台机器只需要拉起一根杠杆，放下杠杆就能关掉它，当然，机器的设计意图是让它一直运转下去，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考虑关闭——主讲人是个我没见过的技术人员，他把我叫到一边，也像别人那样劝我节哀顺变，我喃喃地对他寒暄几句，然后就坐到佩内洛普旁边我的座位上。过去的两周，除了讨论技术方面的问题，她不曾对我说过一句话，所以我没有料到她会主动开口，只见她眼睛始终盯着前方的讲台，嘴巴却用只有我能听到的声音说：
“同情是一种交易，如果你愿意出卖你的悲伤，那它最后会跌得一文不值。”
她竟然主动找我说话，我震惊极了，完全不知道如何回应，但我已经领会了她的意思。
如同被遗弃的丑小鸭遇到了路过的好心天鹅，长期与父亲疏远和充当母亲的倾诉对象的经历，让我很容易对真正理解自己而不是一味表达同情的人产生亲近感，佩内洛普的话像测试反射幅度的小号医用锤那样敲击着我的心。
我立刻就爱上了她，虽然她不知道，也不在乎，这种很可能是她的天性的漠然态度甚至让我更着迷。要是有人问我，如果佩内洛普喜欢我会怎么样，我很可能会退缩，然而事实证明，像往常一样，我又想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