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祖国危急！华北危急！
一二·九运动是继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学生运动史上的又一光辉篇章。它的爆发不是偶然的，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进行侵略、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计划，蓄谋已久。早在1927年的“田中奏折”中就明目张胆地说：“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根据这个侵略计划，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向中国东北的大举进攻。在国民党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侵略者采取“绝对不抵抗”的政策下，仅在两三个月内，日寇便占领了东北三省。
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又向内地进攻，企图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在日寇的步步紧逼下，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再妥协退让，继续执行“绝对不抵抗”政策。1932年1月28日，日寇进攻上海，侵逼南京。1月30日，国民党政府迁都洛阳，蒋介石通电全国，命令他的部队不得“轻动”。
1933年1月，华北的战略要地“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失守。3月初，热河省省会承德又遭敌攻占，日军逼临长城各口。继东北沦陷之后，仅在一年半之间，华北又复门户洞开。中华民族遭受着深重的民族灾难。
面临民族危亡，中国广大人民高举抗日大旗，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的工人、农民组织起了数十万的义勇军，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神出鬼没地袭击敌人。一·二八事变后，上海日资工厂10万工人发动了大罢工，协助十九路军作战，坚持一个半月以上。九一八事变后，广大学生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日示威。一批爱国民主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国民党军队中的一部分爱国将领也从国民党政府中分裂出来，起而抗战。
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强烈愿望相反，国民党政府却置中华民族的尊严与利益于不顾，一方面不断与日寇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协定，一方面对共产党、红军和人民实行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镇压人民的抗日活动。从1930年到1934年，正值民族危亡的时刻，蒋介石派了重兵连续五次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各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对红色区域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在白区则颁布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施行条例”，并大发其“三天亡国”的谬论，声言“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九·一八事变以后，北平、上海、天津、广州、济南、杭州、汉口等地3万爱国学生赴南京请愿示威，要求出兵抗日，蒋介石却命令军警宪兵开枪镇压。蒋介石更利用蓝衣社等组织对爱国进步人士施行恐怖手段，暗杀事件层出不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副会长杨杏佛、《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相继被特务暗杀，左翼作家也不断遭到逮捕和杀害。整个白区成了一座黑暗的牢狱，抗日分子的生命朝不保夕。
1933年5月12日，日寇又占领通州，侵逼平津，华北告急！蒋介石非但不下令抵抗，反而与日寇于5月31日签订了由日方事先拟定的“塘沽协定”。这个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占有东北的合法性，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非武装区”，任凭日军自由出入。这样，偌大华北，门户洞开，日军可以随时直取平津。
蒋介石的妥协政策，更加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塘沽协定》签订之后，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发表了一个目的在于独占中国的狂妄声明，公开叫嚣日本是东亚的“主人”，是中国的“保护者”，中国不得与日本以外的任何国家发生关系。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全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而蒋介石政府却发表声明说：“中国……从无欲中伤任何他国之意，更无扰乱东亚和平之念”，表示愿意牺牲民族的利益和国家的独立，接受这种“保护”，完全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1935年6月9日，国民党政府派其驻华北的代表、亲日派头子何应钦与日寇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国民党政府取消了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了驻河北省的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了河北省主席和平、津两市市长，撤销了北平军分会政治训练处，等等。从此，日寇便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实际控制了华北。
《何梅协定》签订之后，华北局势十分险恶。关东军向长城各口大量增兵，日寇收买汉奸，策动了所谓“华北防共自治运动”，企图不费一枪一弹，制造一个“满洲第二”。1935年10月22日，日寇制造了“香河事变”，指使河北省东部的香河、三河、宝坻、武清等县汉奸暴动，占领香河县城，由少数汉奸劣绅组织了“县政临时维持会”。同时，日本特务也分赴北平、济南、保定等地进行阴谋活动，威胁地方当局，收买汉奸，策动伪自治运动，将冀、鲁、晋、察、绥华北五省据为己有。一个月之后，原为国民党特派的“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离北平40里的通州，挂起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牌子，并声明脱离国民党政府。这样，冀东20余县的大片国土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统治。在天津，日寇在南郊八里台子修建飞机场，在大沽口修筑军用仓库，在市内修建兵营。11月11日，天津的日本报纸公然发出“华北民众自治促进会成立”的消息，鼓吹“厉行冀、鲁、晋、察、绥五省自治”，一小撮汉奸、亲日分子就奴颜婢膝地通电响应。华北和平津两市，眼看行将易帜。
日本帝国主义不损一兵一卒，不费一枪一弹，控制了整个华北。人民遭受日寇的残酷蹂躏，而大大小小的卖国贼，却仗势欺人，狐假虎威。人们曾经怀着极为沉痛的心情描绘当时的情景：“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民族危亡的乌云笼罩在华北上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二）共同的呼声
1935年的华北，已是名存实亡。地处国防最前线的北平和天津的人们，尤感切肤之痛。
天津，这个华北的重要港口，从1927年起就有日本的驻屯步兵队，1935年又在增兵，扩建军营。日本军人和特务经常耀武扬威地出没在市区，汉奸越发狐假虎威，为非作歹。
北平，这座古老的文化名城，也在蒙受着耻辱。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北平的城门洞口，大街小巷，布满了日军岗哨。兽蹄所到之处鸡犬不宁，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日军经常在郊区夜以继日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农田民舍多被焚毁，居民不断伤亡。北平前门车站熙来攘往，国民党的军政显要携带金银细软和眷属，争相南下。故宫的古物，继续南迁。各大学当局纷纷准备撤退，清华大学要迁长沙，东北大学要迁太原，教育界正准备上“最后的一课”。人们不知何时大难临头，谣诼纷纭，早上听说下午日军要占北平城，下午又传说晚上来。真是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到处呈现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景象。
险恶的形势冲击、震撼着人们的心灵，特别是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北平大中学校的爱国进步青年学生，不能不惦念着祖国和民族的危亡。他们目睹险象环生的华北局势，痛感华北危在旦夕，国家将亡，悲愤和屈辱、不安和苦闷，交织在一起，胸中燃烧着熊熊的抗日怒火。然而，北平各大报纸，却只登一些国民党的官方消息，登一些对日妥协退让的言论，所谓“华北特殊化”问题，一字不载。人们心怀疑虑地探听着消息：华北“特殊化”到底是哪五省？有没有平津？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四个师长怎么样？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怎样进逼？……一连串的问号，迫使着爱国青年学生们思考着“怎么办？”“怎么办？”，他们有时是愤慨的控诉，有时是低声的沉吟，有时是渺茫的希望，有时是焦躁的唾骂。国民党不抵抗，而且不许群众抗日。爱国有罪，卖国却有赏。这是何等的天日啊，天若有情，亦当共愤！险恶的形势向每一个爱国者提出了挽救祖国危亡、寻找民族出路的问题。青年学生们时刻悬念着祖国和民族的命运，即使那些素来埋头用功的学生，也情不自禁地投入这动荡不安的激流，再也不能安心读书了。北平的学生悲愤地喊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教室、在宿舍，青年们常常怀着沉重的心情，时而激昂高亢地歌唱、时而沉痛地低吟着最为流行的救亡歌曲《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一些志同道合的进步学生，包括燕京大学的张兆麟、王汝梅（黄华）、陈翰伯、龚澎、龚普生，北京大学的俞启威（黄敬），清华大学的姚克广（姚依林），东北大学的宋黎等，经常在美国进步记者兼燕京大学讲师埃德加·斯诺家里聚会。这些大学生，有的是失去关系的党员，有的是进步青年，他们利用这个环境讨论时局，并从斯诺那里获得一些被国民党封锁了的国内外消息，如日本人的动向，宋哲元的暧昧态度，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等。他们曾怀着苦闷的心情给孙夫人宋庆龄写过一封信，请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去上海时捎给孙夫人。孙夫人回信说：“你们要有所表示，你们要行动起来。”
是的，青年人也早就考虑到要行动了。严峻的现实一再告诉他们：除了反抗，再也没有别的出路。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广大的爱国青年学生从内心发出誓言：甘洒热血献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