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诺最终获得了无罪释放，美方人员在法庭内热烈鼓掌。这样的审判结果酿成了一场轩然大波。5月23日，奥特华前往“美国大使馆”门前□□，得到大批群众的声援。“美国大使馆”想用金钱解决，遭到了严词拒绝。下午，台北市□□局来了十多名□□，想把□□群众驱散，还要逮捕奥特华，结果被愤怒的群众赶走了。
5月24日，“美国大使馆”前□□的群众增加到两万多人。这时又传来消息，“美国军事顾问团”打算租用一架陆军专用飞机，把雷诺全家送往菲律宾，再转乘民航班机返回美国。正在群众万分激愤之时，50多名学生代表高举“杀人偿命”“打倒美国佬”等标语牌，率先冲进“大使馆”，撕毁美国国旗，砸烂办公室的家具，一些来不及逃走的使馆工作人员也被打得头破血流。当晚民众与警方发生冲突之后，情况才得到控制。
应舜仁：从我们的立场来讲，认为打得对，为什么？美国人太看不起人了，你打死人了就应该受到惩罚，凭什么无罪释放？当场的时候，他们美国人还鼓掌，因为那时候所有的新闻记者、广播公司什么的，都口口声声说美国人好像对我们有一种不友善的态度。所以对我们来讲，打就打了，心理上很痛快。
“美国大使馆”被砸的时候，蒋介石正在日月潭边的涵碧楼行馆。不过，他很快就知道了台北发生的事情。
应舜仁：武官接到电话，说“美国大使馆”被打了，群众运动起来了。武官一报告老先生，老先生就发脾气了，第二天一早就回到台北来。
由于民众□□的时候去了很多佩戴臂章的“救国团”青年学生，而蒋经国正是“救国团”的领导人，所以当时美国媒体矛头直指蒋经国和台湾当局。1957年5月25日，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应舜仁在台北士林官邸见到了当时的几位负责治安的高官，却没有见到蒋经国。
应舜仁：见到了“参谋总长”彭孟缉、“卫戍司令”黄珍吾、“宪兵司令”刘炜，还有一个是“警务处处长”乐干。
曹景行：经国先生来了吗？
应舜仁：经国先生没有来。老先生是住在楼上的，他从楼上气冲冲地下来。当时正好是我当班，所以我都看到了。他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他认为这个事情使“国家”丢脸，没有面子。老先生的火起来了，他把那个棒头拿起来好像要打人，牙齿也咬起来，很凶的样子。我在外边看到了以后都吓得发抖了。
彭孟缉就讲：“这个事情我早就下令‘宪兵司令’要将民众运动隔离，换句话讲，防患未然为上策，□□暴动已经是下策了，为什么宪兵、□□不去隔离、分散，使事情不致发生？”
刘炜眼泪就流下来了。他说：“‘参谋总长’这样子讲，我还能怎么办？”刘炜是广东人，这个人个性很犟的，他始终坚持说：“我一接到命令，部队、宪兵马上就出来了。”这个迟与早只有彭孟缉跟他自己他们两个知道，谁晓得呢？
此事最终的解决办法是台湾当局向美方道歉、赔偿，同时蒋介石下令撤除“卫戍司令”黄珍吾、“宪兵司令”刘炜和“警务处处长”乐干的职务。这样风波才慢慢平息。
刘自然事件只是蒋介石在台湾面临的无休止的纷扰中的一个插曲。二战以后，在美、日等国的扶植下，台湾逐渐兴起一股鼓吹“独立”的政治势力，蒋介石一直都对“□□”采取坚决制裁的政策。他曾公开宣称：“谁要搞□□，我要他的脑袋。”在他的强力主导下，台湾岛内曾破获多起“□□事件”，被判刑者也是数以千计。为此，“□□分子”对蒋介石恨之入骨，还曾经筹划刺杀蒋介石，因计划败露才不得不作罢。尽管晚年生活波澜起伏，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因此被击垮。郝柏村也觉得，晚年的蒋介石虽然性格比较平和，但仍然是军人性格。
曹景行：在您眼中，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郝柏村：我跟他的时候，他岁数已经大了，也不像外面说的年轻时候的那个脾气，基本上是很慈祥的。当然老“总统”他是个意志很坚强的人，像“七七事变”发生以后，不打则已，一打，绝对没有中途妥协。
1965年，应舜仁陪同蒋介石乘坐“洛阳”号军舰从马祖返回台湾，又一次见识到了蒋介石的个性。
应舜仁：刮9级风，那是很大了。按照“海军”（规定），9级风应该不动，要动只有逆风才可以走，如果顺风走，船的安全就有顾虑。武官报告老先生，老先生说没有关系，试试看。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老先生个性很犟，是军人的个性，冒险的个性，一旦他决定做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做，意志很坚定。
曹景行：像这样的风，在船上很难受吗？
应舜仁：非常难受。我们当班的在门口站也站不稳，栏杆都拉不牢，只能用绳子捆起来，在门外边的，绳子就捆在外边，结果大家都吐了。
曹景行：老先生晕不晕？
应舜仁：老先生他吃了一点东西就不吃了，也吐。这个船翻得很厉害。
曹景行：经国先生晕船吗？
应舜仁：经国先生在里边，都捆在床铺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