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排、双排以及四排列柱，它们的柱截面的粗细、柱间距的宽窄，都会影响到室内空间的分隔。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中根据柱子的柱径(D)，归纳出五种主要的柱间距：“密柱式”的柱边间距，为1.5D；“窄柱式”近似于密柱式，根据R.P.普拉姆，这种柱间距为1.52D；“正柱式”的柱间距，为2D；“宽柱式”的柱间距，为3D；“离柱式”的柱间距最宽，为4D。此外，维特鲁威还进一步提出了“柱间优美的柱子”，是2.25D。中世纪哥特式教堂的柱间距一般为20英尺左右(约6.10m)。晚期哥特式和早期文艺复兴的佛罗伦萨主教堂，为把它建成一座大教堂，采用了把一般哥特式教堂的尖券按比例放大的办法，其结果将柱间距扩大到62英尺左右(约18.9m)。到了19世纪哥特复兴时期，西方人又沿袭了传统的哥特式做法，把柱间距缩至3m 左右。
2)固定的室内空间分隔
内墙、列柱两种隔断形式，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室内空间分隔方式。用内墙分隔空间，是一种“实隔”方式，室内空间被完全隔开，只以门相互连通。如上所述，墙壁上所开之门，主要有一道门、两道门和数道门。从它们在墙壁上的大小看，门所占有的面积远小于墙面的面积，况且墙壁上的装饰也显得特别重要，以上有许多实例都可以说明，装饰在某些时候甚至比门更为重要。此外，门本身也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由门框和门扇组成，属于实隔；另一种是只有门框，而没有门扇，属于虚隔。在西方建筑中，前者的使用较多，而后者的使用相对较少，一般来说，门厅与楼梯厅、大厅之间常用门框加以限定，不设门扇，而其他房间基本上是既设门框也设门扇，如凡尔赛宫的镜廊，与路易十四寝宫之间，使用带门扇的暗门，与战争厅和和平厅之间，只用门框，室内空间既有隔绝也有连通。
用列柱分隔空间，则是一种“虚隔”方式，它在分隔空间的同时，也形成了空间之间的连通。这种分隔方式在西方宗教建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但由于各历史时期的柱间距不同，所以空间的开敞程度也不尽相同。如上文所述，希腊、罗马神庙的柱间距很窄，哥特式教堂的柱间距适中，佛罗伦萨主教堂的柱间距变得很宽，而哥特复兴式教堂的柱间距又变得较窄，如果我们撇开各种柱间距的尺度问题暂且不谈，就空间的开敞程度而言，显然，当柱间距很宽时，空间的开敞程度较高，而当柱间距很窄时，空间的开敞程度则较低。
以内墙为主的实隔方式和以列柱为主的虚隔方式，都是从水平方向上分隔空间。在西方建筑中也有一种是从竖直方向上分隔空间的方式，即“夹层”。这种做法是在较大的室内空间中，利用柱子在两侧或四周建有上下层的夹层。早在古罗马的巴西利卡中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做法，由列柱划分出来的侧廊之上，常建有夹层。早期基督教建筑继承了这种做法，到罗马风时期，夹层又演变出两种形式，一种是面向中厅封闭，称为“盲拱廊”；另一种是面向中厅敞开，称为“楼廊”。哥特式时期，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侧廊的窗户、中厅侧墙的高侧窗，遂把盲拱廊降低，楼廊缩小，最后干脆取消了楼廊。但这种做法并没有完全消失，凡尔赛宫的礼拜堂即是一个代表实例，堂内四周被划分为上下两层，下层大厅由连拱廊将中厅和侧廊分隔开来，此处是供大臣贵族们用的，上层由科林斯式柱廊环绕着整个楼廊，此处是专供王室成员用的。夹层的封闭与开敞，和上下层的列柱大小、数量、柱间距有关。古罗马巴西利卡的侧廊，下层空间的高度一般大于上层空间的高度，这种做法也体现在中世纪教堂中，特别是哥特式教堂夹层的高度不断降低，以至于被完全取消。从这一演变过程看，中世纪教堂的夹层，上层空间较封闭，而下层空间较开敞。但凡尔赛宫礼拜堂的夹层恰好相反，上层空间较开敞，而下层空间较封闭。
西方建筑在室内空间的分隔上，主要有实隔、虚隔、夹层等方式。虚隔、夹层方式主要用于教堂建筑中，造成教堂空间的开敞与流通，而实隔方式广泛用于宫殿、公共建筑、住宅建筑中，造成绝大多数建筑空间的封闭与隔绝。因此相对而言，西方建筑室内空间之间是封闭、隔绝的，也是相对静止的空间。这种空间状态，直到现代主义建筑的“流动空间”产生以后才被彻底抛弃。
第五节主从与序列
在中西建筑中，除少数建筑是单一空间外，绝大多数建筑都是由数个、数十个，甚至数百个单一空间组合而成的复合空间，为了把它们有机地组合起来，常需要采用一定的组织方法。中国建筑与西方建筑为达此目的，都使用了“轴线”这一手段来组织空间，然而，在长期的建筑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主从”与“序列”两种完全不同的空间组织形式。
一、中国建筑：主从分明的室内空间组织
1)轴线与方向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似乎并没有明确提到“轴线”一词，但纵观中国建筑与城市，这条轴线又是明确存在的。梁思成先生在1942-1944年撰写的《中国建筑史》一书中说：“平面布局……其所最注重者，乃主要中线之成立。”在1951年撰写的《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一文中又说：“北京的城市格式——中轴线的特征。”从“中线”到“中轴线”，梁先生明确提出了中轴线的概念，并指出它是中国建筑布局的重要特征。
中国建筑布局强调中轴线，而且这条中轴线是带有方向的，即南北向中轴线。建筑在这条轴线上延伸，广泛用于廊院式、合院式布局的建筑中，即使在自由式布局的园林中，也有一些建筑的布局使用了这种南北轴线。不但如此，古代中国人在长期建筑实践中，还形成了一种“以北为尊”、“坐北面南”的观念。这种观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夏代河南偃师二里头一、二号宫殿遗址，其宫殿的正门在主体殿堂之南稍偏东位置，与主殿尚未形成轴线关系，但周代陕西岐山凤雏村建筑遗址，已把大门、前堂、后室、院落都布置在轴线上，左右两侧厢房对称布置，形成了明确的中轴线之例。这种中轴线的院落式布局，一直延续了下来，到明清时期，绝大多数建筑都表现出这种布局特征，如北京故宫的前后三大殿，北京太庙的正殿、寝殿、祧殿，明十三陵长陵的祾恩殿，曲阜孔庙的大成殿，北京四合院的正房等，无不如此。而在这些建筑中，由于主体建筑位于中轴线上，这样，它们的室内空间也存在着中轴线，也具有坐北面南的特征，如皇帝宝座、祖先牌位、佛像坛座、家长座位都是如此，居于室内中央或中央偏北地方。
那么，室内空间除上述南北轴线、坐北面南的布置外，是否还有其他轴线及方向的布置呢？从有关史料看，在周代以前曾经有过“以西为尊”的观念，以及“东西轴线”、“坐西面东”的布置。由古代文献可知，当时宫室有“东西阶”制，即宫室堂前设有“东阶”、“西阶”，东阶供主人或臣属用，西阶供客人或尊长用，西阶地位比东阶高。周代宗庙已实行“昭穆之制”，天子之庙等级最高，排序也极为严格，始祖之庙居中，西边而面东，以下各世按“左昭右穆”排列，二、四、六世等为“昭”，列于北边而面南，三、五、七世等为“穆”，列于南边而面北。古人在席上座次也有讲究。《礼记·曲礼上》：“为人子者，……坐不中席。”也就是说一人独坐时，以“中”为尊，既为人子，即使独坐也不能坐在席的中央，而要靠边坐。《礼记·曲礼上》：“席南乡北乡，以西方为上；东乡西乡，以南方为上。”这是说席上客位在室的西边而面东，主位在室的东边而面西。有资料显示，秦汉时期室内布置中的坐西面东十分突出，在《史记》、《汉书》等文献资料中有大量记载。如《史记·项羽本纪》“鸿门宴”载：“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乡坐，亚父南乡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乡坐，张良西乡侍。”这里是说项羽、项伯坐在西边最尊的位置，而刘邦仅坐南面，表明项羽的自大和对客人的不敬。此期也有不少实物资料，表明古人对室内西面的强调。如秦咸阳一号宫殿遗址的主体建筑，据考古发掘，在东墙、北墙开有门，南墙已毁，估计也开有门，而西墙未开门，为实墙，按秦人尊西的习俗，推测秦王宝座应该是置于西墙之下，与东面入口相对。秦汉有许多墓葬也采用了坐西朝东布局，如秦始皇陵园、西汉帝陵等，至于地下墓室也有实物，如河南密县东汉画像石墓等。杨宽先生指出：“在西汉、东汉之际，都城制度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整个都城的造向由‘坐西朝东’变为‘坐北朝南’。”这种城市朝向的重大变化，也带来了建筑朝向的变化。
从此以后，以坐西面东布置建筑的习惯，在汉族建筑中明显减少，至宋代逐渐衰微，但在一些少数民族建筑中，仍然保留着这一传统，如辽代山西大同华严寺、沈阳故宫的清宁宫、北京故宫的坤宁宫和“南三所”的室内布置。
由此可见，“以西为尊”观念早已有之，至迟在周代就已流行，到汉代尤为突出，在室内布置中得到了充分地体现。汉代以后，由于“以北为尊”观念的发展，使“以西为尊”观念发生了改变，室内布置在轴线及方向上，存在着以南北轴线为主、东西轴线为辅，以坐北面南为主、坐西面东为次的格局。
2)主从分明的室内空间组织
论及空间组织，常使人联想到空间布局中的“序列”。的确，“在优秀建筑中，结构的序列、功能的序列和审美上的序列统统都必须是紧凑而有机的。建筑师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以这种组织序列的方法去进行他的设计。”在中国建筑中，确实存在着这种空间序列，它是由院落式布局来实现的，由一系列形状和大小不同的院落和建筑，沿着一条南北中轴线，对称或不对称地布置。
那么，在中国建筑室内空间的组织上，是否也存在着这样一种空间序列呢？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即作为地面建筑缩影的陵墓，其墓室就具有这种空间序列，如前文所述的汉代沂南画像石墓、唐代永泰公主墓、北宋河南禹县白沙一号墓、明代十三陵定陵等，它们的墓室或地宫，无不是沿着中轴线对称布置前后室和左右室，空间序列层层递进，其形制迥然是对地面院落式建筑的模仿。至于地面建筑，严格地讲，由于单体建筑规模不大，平面较简单，功能也不复杂，要在这样的室内空间中，实现外部空间的序列，似乎既很困难，也没这个必要。然而，中国建筑在室内空间的组织上，仍有自己的追求，创造了一种有“主”有“从”、“主从分明”的空间关系，形成了一种以“中心空间”为主、“边缘空间”为次的空间组织。
为深入阐明此问题，下面以单一空间、二元空间和多元空间的组织为例，结合现存建筑进行探讨。
单一空间组织：在现存建筑中，有一些重要建筑采用了单一空间，如北京故宫的太和殿，北京天坛的祈年殿、北京太庙的正殿、明十三陵长陵的祾恩殿、曲阜孔庙的大成殿、五台山的佛光寺大殿、永乐宫的三清殿等。虽然太和殿有左右夹室，属于多元空间，但由于正殿空间既巨大又完整，给人一种单一空间的意象。在以上建筑的室内，除佛光寺大殿采用东西轴线、坐东面西方向外，都采用了南北轴线、坐北面南方向。殿内沿中轴线布置皇帝宝座、祖先牌位、孔子牌位、佛像坛座、神像坛座等，它们都位居中央偏北地方，由于功能和性质不同，布置形式也不尽相同，总的来说，主要有三种情形：一种是皇帝宝座，仅供一帝之用。第二种是佛像坛座、神像坛座，坛座之上一般供奉多尊佛像、神像，也有的坛座仅供奉一尊菩萨像，这是唐末以后追求供奉巨大佛像的结果。第三种是祖先牌位、孔子牌位，在牌位布置上与以上两种情形不同，如北京太庙的寝殿，殿内9间分9室，每室各设牌位；北京天坛的皇穹宇，殿内中央供奉昊天上帝牌位，两侧供奉清代前8位皇帝牌位；曲阜孔庙的大成殿，殿内中央供奉孔子像及牌位，两侧配奉颜回等十二哲像。空间组织的逻辑关系：北部是主要空间，南部是次要空间；北部明间是主要空间，东西次间、梢间是次要空间；西次间、梢间比东次间、梢间更为重要。
二元空间组织：在现存建筑中，二元空间并不多见，主要用于园林建筑中，如苏州留园的“林泉耆硕之馆”等。该建筑沿南北轴线布局，面阔5间，进深4间，带周围廊。馆内中间脊柱落地，在脊柱之间，明间用太师壁，左右两次间用圆光罩，两梢间为截间纱隔，将整个空间分隔为两个大小、形状完全相同的空间，空间之间既有隔绝，也有流通，形成了一个环状路线，并与室外空间相连通。南部空间与北部空间的明间分别以太师壁作屏障，沿轴线在太师壁前设几案，案前对称布置一组坐椅，梢间也布置有坐椅。南部空间与北部空间的梁架、窗形、铺地、家具和陈设都不相同，北部梁架为“扁作”，线条直挺，雕刻繁复，南部梁架为“圆作”，敦实浑厚，朴素大方。北部太师壁上方，悬挂“林泉耆硕之馆”的匾额，提示了北部空间的地位要高于南部空间。空间组织的逻辑关系：北部是主要空间，南部是次要空间；北部、南部的明间是主要空间，梢间是次要空间，而处于两者之间的次间则是交通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