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谟克利特的“实体论”时空观和亚里士多德的“关系论”时空观，对后世时空观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形成了两种时空观的长期争论。例如，古希腊哲学家X壁鸠鲁(Epikouros，公元前341-前270)、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Lucretius Carus，约公元前99-前55)、文艺复兴哲学家G.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等人继承和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时空观；而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等人则继承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时空观。最有影响的两种时空观的争论，发生在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与莱布尼茨两人之间。
当时的人们对空间、时间、运动关系的认识仍然是凭借直觉经验，认为空间与时间是相对独立存在的。牛顿也不例外，受这种习惯观念的影响，抽象出他的“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概念。在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着作中，他写道：“绝对的空间，其自身本性与一切外在事物无关，它处处均匀，永不迁移。相对空间是一些可以在绝对空间中运动的构架，或者是对绝对空间的量度。
我们通过绝对空间与物体的相对位置而感知它，并且通常把它当作是不可移动的空间。”“绝对的、真实的和数学的时间，由其本性决定，自身均匀地流逝，它与一切外在事物无关，又称为‘延续性’；相对的，表象和普通的时间是可感知和外在的(不论是精确的还是不均匀的)运动延续性的量度，它通常被用来代替真实时间。”当牛顿的这种时空观一经发表，就受到人们的关注，也引来不少哲学家的批评。代表人物是莱布尼茨，他认为：“空间是事物并存的秩序，时间是事物接续的秩序，空间和时间都是事物之间的关系，是纯粹相对的东西，而不是独立存在的实体。”莱布尼茨以“相对”时空观，坚决反对牛顿的“绝对”时空观。
不过，牛顿的时空观也赢得了一些哲学家的支持，如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从根本上把空间和时间的性质与事物自身的性质区别开来，并看作是独立的、人类理解力的一个基本的“先验”范畴。黑格尔指出：“空间总是充实的空间，决不能和充实于其中的东西分离开”，“空间和时间都属于运动”，运动是“空间和时间的直接统一”。黑格尔对空间、时间、运动的论断有着某些合理因素，但他的时空观又是建立在物质不过是精神的外化表现的基础之上，所以，黑格尔把空间定义为：“是外在于自身存在的无中介的漠然无别状态。”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这种虚无的“无别状态”，并没有赋予空间以任何确凿可信的意义。
西方的时空观念，源于哲学、数学、物理学上的广泛探索和研究，尽管有些观点有其合理的一面，并对现代时空观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从总体上说，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把空间、时间、运动分离开来的观点，仍然占据了主导地位。
2)西方空间观念对室内空间设计的影响
西方在空间方位、空间与实体、空间与时间上所形成的观念，对建筑的室内空间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空间方位上，形成以东西向为主导方向，以及坐西面东、坐东面西的空间向背关系。古希腊时期，神庙建筑已经采用东西向及坐西面东的取向，如雅典人常把神庙的主入口设在东面，为的是神庙内的神像能够在清晨沐浴在金色阳光之中。希伯莱人建造的第一座石造建筑——“所罗门圣殿”，据《圣经·旧约》记载：“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约有二十五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由这段文字，可知所罗门圣殿采用了坐西面东的取向。据维特鲁威《建筑十书》记载，罗马人在神庙的朝向上考虑更多的是实用因素，既可以坐东面西，也可以面向城市。但到了中世纪初期，教会对教堂的朝向做出了明确规定，从4世纪起，信徒们在祈祷时面向东方的太阳。为此，基督教教父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354-430)说：“站着祈祷时，我们朝向那巍然自高的东方，不是因为只是神在那里而放弃了其他光明的地区，而是为了提示我们的思想需要朝向更加完美的，也就是朝向神。”从此以后，教堂沿着自西向东的轴线方向，采用了背朝东方、面向西方的统一布局。此外，在中世纪，信徒们以虔诚的心理实现着“巴别塔”的梦想，随着建筑技术的不断进步，教堂越造越高，使室内空间沿着自下而上的轴线方向，背依大地、面向苍穹的空间指向逐步实现。
其次，在空间与实体上，注重实体及实体的造型。美国现代建筑师赖特(Frank Lloyd Wrignt)曾经多次谈到他的“有机建筑”观与中国老子空间观的关系，他说：“据我所知正是老子，在耶稣之前五百年，首先声称房屋的实在不是四片墙和屋顶，而是在于内部空间，这个思想完全是异教徒的，是古典的所有关于房屋的观念的颠倒。只要你接受这样的概念，古典主义建筑就必然被否定。”
赖特在这段文字中，明确指出了西方古典建筑重视的是建筑实体。
宗白华先生说：“埃及、希腊的建筑、雕刻是一种团块的造型。米开朗基罗说过：一个好的雕刻作品，就是从山上滚下来也滚不坏的，因为他们的雕刻是团块。中国就很不同。中国古代艺术家要打破这团块，使它有虚有实，使它疏通。”这里所说的“团块”，就是指建筑、雕刻的实体。确实，西方建筑很重视建筑的实体及实体的造型。在材料方面，常用石材进行建造，从古希腊的神庙建筑到19世纪的公共建筑莫不如此，墙壁是坚固的、厚重的，具有防御性的，这使西方建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知道如何开窗，即使后期窗户得到了广泛运用，但由于受到砖石结构的限制和制约，也不能随意开设窗户，致使室内外空间处于隔绝的状态。在造型方面，常着力于两度的立面和三度的形体，整个建筑就像用整块巨石雕凿而成的，具有雕刻感、体量感和透视感，形体表面重视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之间的比例、均衡等形式美法则。
再次，在空间与时间上，两者互为分离。如上文所述，西方哲学家在对待空间与时间关系的看法上，持有不同的观点，一些哲学家持有“时空统一”观点，另一些哲学家持有“时空分离”观点。西方建筑在时空关系上也是如此，常表现为摆不定，如希腊建筑是封闭空间，罗马建筑是静态空间，早期基督教建筑是单向动态空间，哥特式建筑是双向动态空间，文艺复兴建筑是静态空间，巴洛克建筑是动态空间，古典主义建筑出现空间发展的停滞时期。布鲁诺·赛维在《现代建筑语言》( The Modern Language of Architecture)中说：现代主义建筑“随着时间因素的加入(也许你愿意称之为第四维)，动态空间取代了古典建筑的静态空间”。
可见，西方建筑在现代主义建筑产生以前，从总体上讲，是以“静态空间”为主，也即空间与时间相互分离。具体地说，一方面由于重视建筑实体及实体的造型，门窗的开设一般都不很大，室内外空间之间被建筑的界墙分隔成此即是此、彼即是彼，两者之间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这样，就很难形成两者间的时空统一化。另一方面由于室内空间的分隔方式，主要以“实隔”为主，室内常被分隔成一个个的封闭空间，虽然古代西方人在空间组织上，创造了室内空间的序列手法，并达到很高的水平，但由于这种空间序列是建立在一个个封闭空间的基础上，因此，室内空间更多地表现为一个个静止的空间与瞬间的时间状态，而不是运动的空间与长久的时间状态。
第二节自然观的原因
自然观通常是指人们对自然界的根本看法。与空间一样，自然也是一个历来被哲学家们广泛关注的重要范畴，因为人类不可能脱离大自然而独立存在，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人的各种活动都离不开广阔的大自然背景。正因为此，中国人与西方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对自然概念进行了探索和研究，由于彼此的自然地理、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然观念，深刻影响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建筑室内空间设计也不例外。
一、自然观与中国建筑室内空间设计
1)中国古代自然观
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老子第一次明确提出“自然”这一重要范畴。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将万物的本原归于“道”，然后从“大”的至尊概念，将“道”、“天”、“地”、“人”，合称宇宙中的“四大”，接着老子又对四大作了解释，即道，乃至天、地、人要效法“自然”。所谓“道法自然”，即道以自己为法，自然即自己如此的意思。老子说：“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逐，百姓皆谓：‘我自然’。”又说：“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这里的“自然”，都是这种意思。庄子也讲自然，说：“我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庄子认为人有人的自然，物有物的自然，自然是人或物本来的情况。王弼解释老子的“道法自然”说：“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就是说，人们探寻事物的原因，追问来追问去，达到不可再问时，只好说它自己就是如此。
汉代阮籍在《达庄论》中说：“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
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当其无外，谁谓异乎？当其有内，谁谓殊乎？”也就是说，自然是至大无外的整体，天地万物皆生在自然之中。阮籍以自然表示天地万物的总体，明确赋予自然以新的含义。张岱年先生认为，近代汉语中用自然表示广大的客观世界，此一意义可谓开始于阮籍。
从老子以“自然”表示自己如此的意思，到阮籍以“自然”表示天地万物的总体，虽然其含义不尽相同，但他们在论述自然时，都与“天”、“地”、“天地”、“万物”等有关。其中，天的含义最为复杂，古代文献中有多种含义，有表示物质之天，即与地相对的天空；有表示自然之天，即包括地在内的自然世界等。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这里说的“天”，是指广大的苍茫之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说：“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这里说的“天”，是指自然之天。庄子在解释天与人说：“何谓天，何谓人？……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也是指自然之天。庄子在“齐物论”中又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儒、道两家的哲学家分别从各自的角度，阐述了天地万物的更替和循环是一种自然现象，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它们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相反，作为自然的人，应该顺应自然、适应自然。这种观念已成为古代中国人对待自然的普遍态度。
古代中国人在顺应自然的同时，也主张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对自然进行适当加工和改造。荀子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也就是说，与其消极被动地等待上天的恩赐，不如积极主动地改造自然，以获得所需要的自然资源。然而，荀子的这种观念并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以顺应自然为前提条件的。这种对待自然的态度，也可以通过“大禹治水”的记载得到证明，孟子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孟子又说：“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大禹依靠水的特性，采取掘地引流入海的办法，有效治理了水患，使人们安居乐业。
他所采取的顺其自然、因势利导的治水方法，被孟子称为“智者”所为。由此可见，古代中国人对自然的改造，也是因循自然本身的规律，绝不是改变甚至破坏这种自然规律，人对自然抱着一种顺应、适应的态度，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