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在空间组织上，以“神的空间”为核心。希伯莱人建立的圣殿中，影响最大的可能是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的圣殿。在中世纪，它受到神学家的研究和建筑师的模仿。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亦名《神学纲要》)中对犹太教圣殿的空间特征作过分析，他认为犹太教圣殿一般由三个部分组成：最外部分为“前庭”(Atrium)，是信徒们聚集礼拜的场所；往里部分为“圣所”(Holy place)，是祭司进行宗教礼仪及布道的地方；最里部分为“至圣所”(Holy of holies)，则是上帝或上帝的灵专有的空间。尽管早期基督教建筑的纵向式形制教堂由古罗马的巴西利卡发展而来，但在空间的形式及其意义上，明显与犹太教圣殿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例如，教堂的“中厅”，是信徒们集聚礼拜的场所，相当于犹太教圣殿的前庭部分；教堂的“祭坛”，是教士举行宗教礼仪和讲经布道的地方，也是唱诗班席所在的位置，相当于犹太教圣殿的圣所部分；教堂的“圣坛”，是一个半圆形空间，象征着上帝天堂之门，相当于犹太教圣殿的至圣所部分。这种沿着一条自西向东的轴线，从中厅到祭坛，再到圣坛的空间组织，最终由人的空间导向神的空间。
第四节美学思想的原因
关于什么是美学，在中西方文化中，并没有一致的定义。
《现代汉语词典》给出的解释是：“研究自然界、社会和艺术领域中美的一般规律与原则的科学。”中国人和西方人都对自然界、社会和艺术中的美进行了探索和研究，形成了以“和谐”为核心的美学思想，但两者又有本质上的区别，中国美学思想追求的是自然、人、社会的和谐统一，而西方美学思想追求的是艺术形式的和谐统一。这两种思想在中西建筑室内空间设计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一、美学思想与中国建筑室内空间设计
1)中国古代美学思想
郭沫若先生指出：“中国旧时的所谓‘乐’，它的内容包含得很广。音乐、诗歌、舞蹈，本是三位一体可不用说，绘画、雕镂、建筑等造型美术也被包含着，甚至于连仪仗、田猎、肴馔等都可以涵盖。
所谓乐者，乐也。凡是使人快乐，使人的感官得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地称之为乐，但它以音乐为其代表，是毫无问题的。”
在中国古代，“乐”字，见于《礼记·乐记》，书中写道：“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也就是说，追求快乐是人的天性，作为“乐”的艺术，应该能给人以感官的快乐，也能给人以精神的愉悦。
孔子从他提出的“仁”学出发，认为仁就是要把遵循等级制度的礼作为一种内心自觉的要求。而人有“仁者”或“不仁者”的区别，仁或不仁取决于人的主观愿望和主观修养。为了达到仁的精神境界，孔子认为审美和艺术在主观修养上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这就是他提出的，“立于礼，成于乐。”可见，“乐”的作用是相当大的，而“成于乐”是要通过乐的修养、陶”和净化来塑造一个仁者，乐是达到仁的必由之路。孔子第一个认识到“礼”与“乐”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肯定了乐的重要作用，还对乐进行了必要的规定。
孔子对韶乐叹谓：“尽美矣，又尽善也。”对武乐叹谓：“尽美矣，未尽善也。”在孔子看来，作为审美的艺术，既要符合形式美的要求，也要符合道德的要求，也就是“美”与“善”不能分离，而是相互统一。为进一步阐明此观点，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的“质”，指人的道德品质，“文”，指人的文饰，只有把“文”与“质”统一起来，才能成为君子。文与质的统一，也就是美与善的统一。孔子基于此观点，进而提出了审美标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也就是说艺术所包含的情感，应该是一种有度的情感，是符合礼制规范、审美的情感。孔子的这个审美标准，若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和”。
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其实，在孔子的美学思想中，十分强调“和”，即“和谐”，并由艺术上的和谐扩展到人、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只有人的“身心之和”、社会的“人际之和”、天地人三才的“天人之和”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谐。孔子的这种思想，在孟子、荀子那里以及《中庸》中都得到进一步发挥。例如，荀子认为礼与乐两者是相辅相济的，说：“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明确指出了礼的作用是将不同等级的人区分开来，而乐的作用则是使不同等级的人之间保持一种和谐关系。《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它把“中”与“和”连接起来，通过“尚中”与“贵和”强调“致中和”的思想。这种思想不仅适用于人的身心，也适用于人类社会、天地万物，其目的是追求人、社会和天地的和谐统一。
老子在论述天地万物的起源时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里的“和”，是指调和，使万事万物和对立双方达到和谐统一。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也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老子也论及“美”与“善”，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老子在这里是把美与善分开来论述，认为美与丑、善与恶都是相互对立、相互统一而存在的。在老子的美学思想中，对现实社会中的形式美往往采取消极的态度，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是以圣人……光而不耀”；“恬淡为上，胜而不美”；“复归于朴”；等等。庄子也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等。老庄提出的这些观点，表达了一种特殊的审美趣味，他们的美学思想对后世审美和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发端于春秋战国的美学思想，虽有不少派别，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儒道两家。在它们的美学思想中，“美”与“善”是相互统一的，并且形成了主要以“善”为美的价值取向。《礼记·乐记》曰：“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明确指出“乐”的作用在于教化人们“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真”在美学思想中也是存在的，但它从属于“善”。庄子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然而，在以儒学为主导的社会文化结构中，儒家所规定的礼制秩序成为维系社会的主要准则，并以此准则作为善的标准。因此儒家的“尽善”才能“尽美”，则成了维系古代社会数千年的审美定式。
2)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对室内空间设计的影响
中国古代形成的“贵和”美学思想，反映在建筑领域中，则是追求和谐之美。美学思想对室内空间设计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空间大小上，以“适形而止”为美，追求宜人的空间尺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面对各诸侯国“高台榭，美宫室”的风尚，孔子冷静地提出“卑宫室”思想，认为王者应该致力于为民，而不应该沉湎于锦衣玉食、高台美榭的享乐生活。继孔子之后，墨子提出“便生”思想，说：“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风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是故圣王作为宫室，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墨子在这里对宫室建筑的构成提出了基本原则，认为宫室建筑是为人而建的，只要适合人的生活即可，不宜过之。在这种便生思想的基础上，经西汉董仲舒的系统总结，又明确提出“适形”论的建筑思想，说：“高台多阳，广室多阴，远天地之和也，故人弗位，适中而已矣。”后世文献常引用这段话，如《六家诗名物疏》记载：“夫高室近阳，广室多阴，故室适形而止。”由“适形而止”思想，可知建筑不宜建造得过于巨大，因为那样会远离“天地之和”。这种以和谐为美的审美标准，也体现在室内空间大小与人体尺度的关系上。孔子说：“宫室得其度。”唐代孔颖达解释：“度谓制度，高下，大小，得其依礼之度数。”
可见，“度”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基于人的社会性的礼法制度；二是基于人的自然性的生理尺度。《周礼·考工记》记载：“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寻，野度以步，涂度以轨。”这里的“几”、“筵”、“寻”、“步”、“轨”既是礼法制度的规定，又是生理尺度的单位。东汉王充《论衡·别通》说：“宅以一丈之地以为内。”
室内空间的尺度是以“人形一丈，正形也”(丈=10尺)为标准，明确指出了要以适合人体尺度的间，来构成多开间的室内空间。
其次，在空间形状上，以长方形为主，体现数理的和谐美。古代中国人很早就把人与天地综合起来考虑，力图追求天、地、人三才的和谐统一。《周易·系辞》曰：“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这样，“象天法地”的思想也就成了中国建筑从单体构成到组群布局的基本原则，使建筑与宇宙天地同形同构。《淮南子·天文训》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与“圆”，遂成了中国建筑构成的基本形态。包彬在《易玩》中说：“上言户者，屋之户也，此言太极者，即屋在极中，以为喻也，太极生二仪，如屋有向背两面。两仪生四象，即屋之四面。四象生八卦，即太极有四面四隅也。”
以建筑的“两面”、“四面”、“四面四隅”，来说明太极图中的“两仪”、“四象”、“八卦”，并将它们一一对应起来。受“两仪生四象”、“天圆地方”思想的影响，中国建筑空间的形状，除表达与“天”有关的建筑及园林建筑有用圆形外，绝大多数建筑都使用了长方形。而长方形的单体建筑，由于“礼”的一整套等级规定，又以数理的和谐形式表达出来，具体表现为“自上而下，降杀以两”的理性列等方式。例如，《礼记·礼器》规定：“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唐代《营缮令》规定：“三品以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九架，……五品以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七架，……六品、七品以下，堂舍不得过三间五架”。明代《明会典》规定：“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三品至五品，厅堂五间七架，……六品至九品，厅堂三间七架”。这里的“九”、“七”、“五”、“三”数字的等差变化，既是礼法制度的规定，又体现出有序的和谐美。再如，中国建筑已使用模数制，宋《营造法式》规定了8等“材”，清《工程做法》又规定了11等“斗口”，唐宋、明清建筑以此为基本模数，再通过斗栱、梁柱以及柱高与面阔、柱高与檐部的比例关系，设计出和谐的建筑空间。所以，李约瑟说：“整个中国建筑都是依照标准模数和各种绝对尺寸的模数而设计的，从来不会与人本身不成比例。不论建筑物的大小如何，都能保证有正确的比例，同时保持着互相之间的和谐。”
再次，在空间界面处理上，追求朴素之美。中国建筑室内空间设计在审美取向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帝王殿堂空间的富丽堂皇，文人雅士居室空间的清新素雅，平民百姓居住空间的简朴平实。在“大壮”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同时，“卑宫室”思想也逐渐发展起来，最终超越了“大壮”而成为中国建筑的主流思想。这一演进过程可以古代文献中关于宫室建筑的品评为证。在“卑宫室”思想的影响下，有节制、有度的观念左右着帝王们的行为准则，如康熙皇帝建造避暑山庄时，就主张“无刻桷丹楹之费，有林泉抱素之怀。”可见，追求朴素之美已经深入人心。
以建筑装饰来说，在装饰与结构方面，中国建筑十分注重结构逻辑的真实表达，柱梁、檩椽的结构力学传递关系都十分清晰，一些看似装饰的构件，其自身的存在往往也是出于早期一种结构上的需要演化而来。例如，室内空间的顶棚，除一些重要建筑为了表现庄重华丽的气氛，构作吊顶以遮蔽梁架外，一般建筑大多采用彻上露明造，其实，为了避免木梁架不易朽坏，最佳的办法就是让它处于一个干燥通风的空间中。因此，大多数室内空间不再另行制作吊顶，而是把梁架等木构件直接暴露在外，然后在其上作适当的装饰处理。即便是装饰，也是有节制的，绝不附加或很少附加纯粹的装饰构件。在装饰与色彩方面，中国建筑主要以彩画、雕刻为主，由于南北方自然、文化、技术等因素的差异，北方室内彩画，色调较温暖、华丽，南方室内彩画，色调较清冷、淡雅。丰富的色彩构成了中国建筑的主要特点之一，然而在室内空间中，对色彩的运用主要集中在一些重要建筑的柱子、额枋和顶棚上，地面、墙面的色彩仍然很简单。另外，重要建筑也有不施色彩的，如承德避暑山庄的“澹泊敬诚”殿，整个建筑从外观到室内全部用楠木建造，皆不施色，只以自然、朴素的木本色取胜。这种对材质本色的追求，在其他建筑中也可见到。由材质本身透露出来的自然、朴素特性，表达出古代中国人“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审美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