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教外人士对伊斯兰教禁猪问题，以“环境决定论”加以解释。伊斯兰教产生的阿拉伯半岛，属于热带沙漠气候，终年无雨，没有一条河流是常年有水的，半岛大部分地区高温，夏季赤日炎炎，蒸发量很大。只有零星地区有农业生产，主要出产饲畜牧草。游牧地区，也出产椰枣，还播种少量大麦，仅为饲养马匹之所需。牧民的食物，以椰枣、骆驼、牛羊肉为主食，这里的条件不适宜养猪，人们自然想不到猪肉。
先知穆罕默德传播伊斯兰教，不能不注意群众的传统信仰与接受新宗教的适应能力，对原有的犹太教、基督教的宗教生活与仪式，更多地吸收与继承。犹太教、基督教的食物禁戒，早已为阿拉伯人所熟悉和遵循，伊斯兰教几乎承袭了这些禁戒。
据有关史料，着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远在公元前五世纪，游历了埃及、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和黑海北岸。他在《历史》中说，埃及人认为猪是最肮脏的动物，人们行路碰见猪，立刻跑到河边，和衣跳进水中洗涤。人们甚至不与饲猪人家通婚。可见，还在远古时期，禁猪已是这些地区居民流行的传统习俗。
随着阿拉伯人的对外征战和贸易，伊斯兰教跨出阿拉伯半岛，在亚洲、欧洲和非洲广泛传播，穆斯林不论到达任何区域，总是恪守禁猪的信条，绝不“入乡随俗”，成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显着区别。避免了“少数”入迁者，被当地居民“多数”民族所同化的命运。
回族学者多从“卫生卫性”角度解释禁猪，最具有权威性的是刘智的说法：“豕，畜类中污浊之尤者也。其性贪，其气浊，其心迷，其食秽，其肉无补而多害。乐从卑污，有锯牙，好攫啮生肉。愈壮愈惰，老者能附邪魅为祟，乃最不可食之物也。吾人禁忌独严，而诸教以为常食，故特出戒之。”刘智还征引着名医籍《本草》、《医经别录》、《延寿丹书》，以及医家孟诜、孙思邈、李时珍和韩懋的论断，猪肉对人体有种种危害，“食之，令人暴肥。性能作湿生痰，易惹风热”。猪的全身各个部分，对人体有害无益，猪肉多食，会使人虚肥、生痰热、发热病。食头肉会生风热病。猪损男子阳道。猪血易致人体败血、损阳、耗心气。猪肝会生痈疽。猪肾，令人伤肾、少子、损人真气。猪肺，使人气滞、发霍乱。猪脾也有大毒。猪肠，动冷气，鼻血动风。猪舌损心，闭血脉，弱筋骨，发宿疾……
刘智强调，“言有一家之言，理无一家一理。唯医以卫生为事，故特表而出之，以为天下后世训。吾教戒猪之论，明且详矣。奈世俗习染最深，难以理解，故藉医言以戒之也。”
至于回族穆斯林不但绝对禁食，同时，也禁养，禁营运生利，甚至对猪肉脂之类沾染、触摸也视为大忌，绝对禁止。之所以如此严格，既是“防微杜渐”，也更出于强烈的民族感情，在穆斯林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构筑一道屏障，以禁猪为显着区别，防止异化。穆斯林之家即使宗教意识淡化，通过禁猪，仍足以保持“三分回回气象”。
某些教外人士对伊斯兰教禁猪原因，不从宗教禁律角度探讨，主观臆断，出现不少奇谈怪论。徐珂《清稗类钞》，关于回民不食猪肉记载说，回族穆斯林初入中国，新订教规“诸肉不食”。久而久之，一般教徒不能遵守，乃改为“猪肉不食”。显然，这是从佛教徒戒杀生和茹素戒律引申为回族穆斯林的常规。还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谓先知传教遇难，逃入一山洞中，蜘蛛结网洞口，救护先知有功，先知便下令保护蜘蛛，后来穆斯林却以“蛛”为“猪”，故不食猪。当年先知穆罕默德传教时，麦加的多神教徒疯狂抵制，扬言要杀害他。先知被迫与信士艾布伯克逃亡麦地那，途中一度避入麦加近郊山头的“牛洞”。"由于圣灵感应，野鸽在洞旁孵卵，蜘蛛在洞口结网进行掩护，暴徒追赶至洞前，发现野鸽与蛛网，判断两人没有进洞，扬长而去。于是两人幸免于难。鸽、蛛护圣有功，野鸽得以迁入“天房”，繁育不绝，先知并下令保护蜘蛛。此说虽有一定事实依据，仍不免牵强附会，难道阿拉伯人也懂得“蛛”与“猪”的谐音吗？
禁酒禁烟禁赌博《古兰经》警告穆斯林：“人们啊！你们应食地面上合法的、清洁的食物，你们不要跟随魔鬼的足迹，他是你们的公敌。”(2：168)根据经文，伊斯兰教不仅禁食“不合法”之物，即前几节所说的自死物、血液、猪、不以安拉名义宰杀的“可食类”禽畜。同时，禁食“不明”之物，所谓“凡诸不明、不洁、不义之物，断不漫用，必择清廉，始为(内)外之素净也”。文中强调的“不明”，即指通过“不义”手段取得者，如贪污盗窃、巧取豪夺、诈骗勒索、重利盘剥以及赌博等非法手段等“不义”之物。按照伊斯兰教法，食“不明”之物的严重性超过“不洁”之物。据说凡食一口“不洁”之物，安拉四十日内不允准他的功修和善行。如食一口“不明”之物，则他的一切功修和善行全功尽弃，最后还将受到应有的罪罚。
因此，伊斯兰教严禁喝酒、吸毒，在于进一步杜绝饮食的“不洁”；严禁赌博等非法敛财手段，就在于彻底杜绝饮食的“不明”，而成为“内外素净”的穆斯林。
古代阿拉伯民族嗜酒若狂，甚至认为这种饮料乃是神的恩赐，不少人成天狂饮，沉湎于烈酒之中。醉后违法乱纪，扰乱社会秩序。
伊斯兰教创立初期，据说先知由于没有奉到“天启”——安拉的明命，对饮酒不加禁止，只劝告穆斯林勿饮过量。可是酗酒者仍大有人在，礼拜时沉醉不醒，先知穆罕默德又劝告他们礼拜时勿饮酒致醉。《古兰经》也昭示：“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在酒醉时候不要礼拜，直到你们知道自己所说的是什么话。”(4：43)虽然《古兰经》和《圣训》进一步提出限制，但某些人仍旧我行我素，酣饮如故，常处于醉乡之中。
于是饮酒由限量、限时一跃演变为严禁，“信道的人们啊！饮酒、赌博、拜偶像、求签，都是一种秽行，乃是魔鬼的行为，故当远离，以便你成功”；“魔鬼唯愿你们因饮酒和赌博而互相仇恨，并阻止你纪念真主和谨守拜功，你们将戒除(饮酒和赌博)吗。”(5：91～95)禁酒过程反映出伊斯兰教的灵活性，所谓“一切动止，皆有经常达变之法也”，并不将人们做不到的禁戒强加于人。对禁酒从习惯势力出发，给人们以适应的过程，并非自相矛盾。
先知穆罕默德曾将酒比喻为开启罪恶之锁的“钥匙”，强调“是锁若开，无恶不至”，甚至无可挽救。所以提出“酒是万恶之源”，凡饮酒、买卖酒、让他人饮酒者，都要受到诅咒。
《古兰经》既是伊斯兰教最根本的立法依据，逊尼派的四大法学派以及什叶派都坚决奉行，“凡是可以使人醉的一切饮料，不论其量多少都应禁止”。其中分歧只是在于有的教派主张绝对禁止，禁饮、禁酿制和买卖，甚至与饮酒者同席都不允许，有的教派则主张基本禁止，如用酒作药、制醋发酵等用途是可行的。回族穆斯林的主张，较倾向于后者。
回族穆斯林学者同样对饮酒严厉抨击，强调酒是一切灾祸的根源，危害很大。自古以来因饮酒“亡国丧身”者，举不胜举。饮料中使人们道德败坏、作奸犯科的媒介就是酒。因为酒能够易人的意志，污浊人的精神，能使明智者迷惑，贞洁者淫荡，笃信者思迁，.驯良者粗暴，清廉者贪婪。“圣人不欲人因口腹而乱大事，是以痛切禁之也。”
“诸家”(儒、释、道)并不禁酒，而伊斯兰教独禁，显然与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大相径庭，既不能“同其义”，也就不可能“合其理”。所以回族穆斯林学者特别强调，根据《尚书》，古代酒的主要用途是祭祀天地神只。即使奉养父母、婚丧大事都在禁止之例。饮酒反映在日常生活中，足以败纪纲，毁伦常。“君臣以酒失其义，父子以酒失其亲，夫妇以酒失其敬，兄弟以酒失其序，朋友以酒失其信。”同时列举大量典故，说明饮酒危害之烈，甚于洪水猛兽。对中国某些历史人物无情批判，隋炀帝杨广因酒“弑帝父”，安禄山因酒“犯国母”。即如像陶潜那样甘于淡泊的高士，李白那样才华横溢的诗人，醉赋干言，倚马成文，成天贪杯，常在醉乡之中，曾何“裨于正事”，而且“食饕自纵，坐耗天下养命之资”，也不符合“节物致用”的原则。人们每日食粮不过一升，而善饮者消耗何止二三倍。以大量粮食酿酒，也是天下饥寒之患的根源。尤其某些“败常昏酒之辈”，不敬畏安拉，不遵循圣行，最终落了个“欲贪一醉干愁释，不虑归真悔后迟”。因此，按伊斯兰教律，“回回饮酒者，杖八十皮鞭；禁戒后复饮者，倍杖。若入药于酒中，以妖术狐迷淫乱者，绑至市场，乱石打死”。
按照教律，酒与猪，生物的血液，自死禽畜之肉，不但禁食，也在禁止交易之例。因此回族穆斯林中，多数人是滴酒不沾，有些穆斯林不但不饮，甚至远而避之，不与饮酒者同席。但在实际生活中，饮酒者还是所在多有。回族穆斯林多认为，食猪肉则失去根本信仰(依玛尼)，丧失了穆斯林的资格，而饮酒似乎轻于食猪肉，故饮酒者也较多。回族穆斯林开设的食品商店、饭馆中卖酒者也不少。有些穆斯林为了尊重其他民族宾客的习惯，也常常在宴会上待之以酒。回族穆斯林这种重视禁猪轻视戒酒的表现，回族学者，刘智《天方典礼》中就曾指出，说：“教中人多重视豕戒，而轻视酒戒，庸知其与戒豕并重乎？无怪乎教外人只知吾教但戒猪肉也。”
吸烟在阿拉伯世界并不少见。穆斯林吸烟者认为在教律上不算犯罪。仅属于“麦克鲁哈”——一种憎恶的行为。回族穆斯林却有不同的看法，有的甚至定性吸烟为“哈拉目”，属于非法的犯罪行为。理由在于吸烟是“无益的浪费”，直接将烟火吸入口内，而且认为属于“麦克鲁哈”，就胆大妄为，不愿避免，必然转化为“哈拉目”——非法的犯罪行为。
时至今日，吸烟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性已为现代医学所证实，在公共场所吸烟，不但造成空气污染，也是一种很不文明的行为。同时对于吸烟者本身也认为是一种“慢性自杀”。据说其呼吸器官的发病率大大超过不吸烟者，同时也是导致肺癌的根源。
至于吸食鸦片、吗啡、白面、海洛英、大麻叶之类毒品，更远远超过吸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风气的腐朽，道德败坏，犯罪率与日俱增，与吸毒成风紧密联系，形成不可挽救的社会病态，不但为伊斯兰教法所严禁，也为国家法律所不容，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伊斯兰教主张，“财货，非义不取，非礼不用”。必须从“礼义”出发，取之以正当途径。“月利生财，积谷待贾”，概不允许。谴责“聚敛之家”，其后果不堪设想。伊斯兰教要求每一个穆斯林，摒弃一切私欲，一心向善，坚定信仰，坚持安拉的正道，形形色色的异端邪僻自然不可能腐蚀身心，而致离经叛道。
赌博，历来就是一种社会恶习，依靠非法手段，攫取钱财，流毒泛滥，素为正直人士所不齿，古今中外无不严厉禁止。
赌博也是一种损人利己腐朽生活方式的表现，腐蚀和毒害人们身心，不少人日以继夜地纵赌，流连忘返，不但荒废时日，影响劳动生产，而且使人腐化堕落，倾家荡产，以致道德败坏，铤而走险，盗窃、斗殴、诈骗、贪污、杀人、越货，走上犯罪道路，败坏社会风尚，《古兰经》严禁赌博，原因就在于此。
遵照《古兰经》教导，回族穆斯林对赌博无不进行抵制，形成舆论。所以，穆斯林聚居区赌风很难流行，很少有人敢于公开摆赌，赌徒都去他处赌博。一般穆斯林之家都不置赌具——麻将、纸牌、骰子之类，不许子弟沾染这种恶习。赌博也是阿訇宣讲“卧尔兹”时谴责的内容之一。本世纪30年代，哈德成在上海任职期间，曾大声疾呼，要求穆斯林恪守古兰禁令。他在所撰《回教对于赌博》一文中，揭露赌博的十大危害性：“坏良心，丧品行，伤性命，祖宗玷，失家教，荡家产，生事变，离骨肉，犯国法，遭天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