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写作？
我常常陷入迷惑：为什么写作？在经历过青春期激情消退、艺术趣味转移、生涯抑或职业选择之后，写作的目的性何在？
大多数时候，写作的目的性都被掩藏。对一些人而言，写作出于灵感。但多数时候则未必然。那么如此多的人数十年如一日坚持着苦修般的写作，目的为何？抛开迫于生计、唯利是图、政治诉求等世俗层面的目的性，写作的形而上学意义何在？
博尔赫斯说：“从写作的角度，我首先是个读者，然后才是一个诗人”。他并非客观艺术论者，而是强调阅读再创造的艺术实现价值。写作，是作者和外部世界沟通的一个出口。这个出口应该是完全开放的，每一个读者，都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作品。写作的动机，在于你想要创造无穷多的可能性？意义和语言，能指和所指，其间的张力与表达的精确动机矛盾深重。诗人是要添乱吗？
这个矛盾根源于语言的虚幻性。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里，任何真实都是靠不住的。瞬息万变的世界在语言的显影中，呈现出来的只有虚构。物理世界的客观性和语言世界的主观性水火不容，任何想要重现事实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在能指所指的宿命中，诗人的挣扎恰恰暴露了人类思维的致命局限。诗人的写作，是为了弥补这一局限吗？
但这个局限究竟是什么？思维的漏洞？现实的缺口？渺小的个人与无垠大世界的连接点？中国有个神话原型叫“女娲补天”，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天漏？还是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女娲？写作和阅读，它们的目的性也是同一的吗？写作是缩小了那个局限还是反而使之变本加厉扩大了？
人们习以为常地阅读，按照个人的经验系统储存新知。诗人按部就班地写作，按照自以为是的方式组织言说，语言和思维越来越成为互不相关的两个系统。偶然的苟合，既不源于真实，也非源于自觉。这“双重的歧义”成为新的挑战。诗人在创作完成之后还原为读者，他重新涉入指定文本的阅读含量是增多还是减少？失明的博尔赫斯忘形于黑暗，他晚年的写作更痴迷于道听途说。没人问过，他的写作，是否源自他对“在上帝指引下阅读”的虚构？
放之时间的长河，人人都是博尔赫斯。他关于写作的开放性的理解，使之无意中成就“作家们的作家”。但毕竟不是每个写作者都能轻易感染这种语言的神性。浮泛庸常的思考，等而下之的语言技巧，写作的随心所欲变成作践语言的竞赛，触目之处充满了文字暴徒的为所欲为。于集体无意识而言，写作的价值何在？
语言的局限说到底是思维的局限。写作的自觉，旨在不断拓展人类思维的边界。这不是文以载道这个枷锁的新形式，写作无需虚构心灵的痛苦，但在真实的苦难、困境面前，拥有一份下意识的担当。于写作的本体意义而言，则至少不屑于制造更多的文字和文体的僵尸。
演戏还是写作？
上个世界的最后10年，是典型的中国式写作的时代参照。1989年以后，中国诗坛异乎寻常地陷入沉寂。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时代的精力被提前透支殆尽。思想的匮乏，使诗人沦为语言植物人。“零度写作”和“诗到语言为止”作为仅存的声音就是明证。纯粹的技巧实验使整个诗坛显得阴柔有余。随着改革的推进，社会精力整体性地从思想争鸣转移到财富攫取。这未必就是社会刻意的设计，时代激起个体对财富的狂热才是形成这一局面的关键。继大批诗人漂洋过海以后，更大批诗人投笔从商，从开餐馆到做书商，精力旺盛的诗人迅速从时代的变迁中找到更高的兴奋点。这没什么不好，个人处于自由状态中的取舍就是崇高的。写诗和经商，哪一种更能够发挥或者说更能够响应内心的激情，那就应该是人作为个体意义的最优选择。
但在中国，个人的这种存在状态有个先天的不足：信仰或者说精神的缺失。当代中国人什么都不信，对形而上的东西，全社会陷入整体性的迷茫：所有阶层所有身份的人都毫无立场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再过100年，回溯历史，人们一定会觉得当下的时代是多么恐怖：人们全都挣扎在一个毫无底线毫无价值标准的社会里。每个人的目标和追求都特别清晰特别直接：那就是金钱，而且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钱——这个钱，甚至和财富无关。不像西方，当商业文明成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金钱的世俗含义被稀释到最低，人们追求生命的成功，金钱退后成为财富，被还原成为一种普世价值。企业家和艺术家、政治家甚至社区公益模范都具有等同的成功含金量，没有人会不择手段地拼命用钱证明自己。只有那样，人才真正平等起来，人的心态才能够真正平和。当下社会极力提倡甚至不惜粉饰的“和谐”才能真正实现。
在当下的集体无意识中，全民的行为都是失真的：所有人在台前的表现都是表演，他们内心的嘀咕只有自己知道，连最亲近的人都无从了解。在这个全民演员时代，所有演员都竭尽全力表现自己的真诚，但舞台背景却总是及时地把他们的内心独白显影出来。并且所有人的背景和潜台词又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一个人演技越是逼真就越是滑稽。这种现实的荒诞曾经被米兰·昆德拉一语道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诗歌就是为着揭穿这种现实荒诞性吗？如果是，那么诗人将是世界上最矫情的物种。因为同在一锅混着老鼠屎的粥里，没有人的灵魂能够率先干净。在一个全民演员的时代，如果写作是出于自我选择，那唯一的底线就是放弃装逼。当然没人具有道德标高能够要求你一定要像阮籍或者八大山人那样身心合一，但至少，你写下的每一个文字，主观上不是出于一定要文以载道教化民众一定要致力于获得鲁迅文学之类的奖，因为那样的出发点，会使你的写作显得比时时刻刻装孙子梦想着当官发财的行迹还要恶心。
这种偶然的写作选择也一定会影响写作的偶然结果。让文字回到文字，让诗歌回到内心，让得失顺其自然。这当然异常艰难，在一个做爱都被异化的时代，没有什么是不被扭曲的，诗人也在所难免。惟有一点可以共勉：淡，而后能定。如果一定要写，请把戏服脱完。
拘谨还是狂欢？
真正好的诗歌，完全只是一种纯个人的文本。
纯个人文本的含义指向有二：一是文本的个人趣味；二是指个人的文本意图。就具体的写作而言，在创作欲出现的当下，诗歌写作形而下地表现为码字、分行、标点应用甚至字体选择。写作过程中的“诗意”更大程度上表现为各种文本要素因偶然组合而展露出来的可遇不可求的生趣。
因此我常常对那些故意玄化诗歌写作的理论或经验嗤之以鼻，一些人在描述写作经验时总是把写诗搞得像行为艺术。某种意义上，写作过程中文字和其他元素随机组合呈现出的可能性才是诗人的鸦片。而书写时的直觉、语言惯性和临场处置能力就成为决定诗人段位高低的最可靠的标准。这也很好说明了一些诗人在改变书写方式或创作母语时，立即变得才思枯竭的原因，因为陌生的手段完全剥夺了他们熟能生巧的机会和能力。就像把淡水鱼放到海水中，尽管浮力依然存在，但他不仅已丧失轻盈飞舞的能力，连活着也都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
对于写作，语言既是文本形式更是文本结果，是“诗意”的载体，这个载体，既包括看得见的形式：语词、标点、分行、段落；更包括看不见的语调、节奏、声韵等等。而这种对文字及其相关要素的理解和运用最终标注了诗人的艺术成色。文字因其不同的笔画、造型、向背而具有再组合并衍生超文本意义的巨大潜力。不同字形、发音、语态、字体都足以促使新组合呈现出特殊的温度、气味、色泽或密度等质感。诗歌的张力不单指语义的冲突与溶解，更多是从文字的外在构造中显现出非同寻常的引力。分寸感良好的诗人致力于在陌生化与匹配度之间找到平衡；在语意的精确与转引之间创造新意味。对于一种语言或者文化，这就是诗人相对于小说家不可替代的伟大之处。
但这种语言的运用确乎需要顿悟。词语的狂欢将是顿悟之后的随心所欲。但更多时候，诗人却是拘谨的。写作中的谨慎与缓慢保证了下意识的词语重组的艺术性。而这种趣味在写作和阅读中并无差别，穿行在大师们的密宫，真正的诗人时常会心一笑。共鸣是诗人和读者之间的密码移交。“诗意”既是诗人的表达意象本身，也包含了在意象呈现过程中必然和偶然的文本秘密。
2011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