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共权力对象的诱惑是腐败的催化剂
公共权力的滥用不仅是公职人员的个人利益需求所致，也是公共权力对象的利益使然。以布坎南为代表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有力地解释了公共权力对象的寻租活动对腐败的诱致作用。从公共选择理论来看，公共权力的交易表现为行贿受贿。公职人员的个人利益导致受贿，而公共权力对象的利益导致行贿。行贿是一种寻租活动，是对行政管制下的稀缺资源进行不正当的掠夺。由于生产要素的需求增大而供给却难以增加时就导致租金的产生，正因为租金的存在，因此公职人员可以通过政府的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如进出口配额、生产许可证发放、物价管制，乃至特定行业从业人数的限制等，来抑制竞争，扩大供求差额，从而形成差价收入。行贿主体之所以向国家公职人员行贿，是因为行政管制形成租金，并由国家公职人员掌握着对租金的分配权。在我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腐败现象的急剧蔓延与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租金大量存在具有密切的联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政府物资管理部门、计划管理部门的受贿现象非常严重，这与当时这些部门行政权限中所包含的大量租金是分不开的。
公共权力对象诱致腐败的产生不仅因为公共权力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导致大量租金的存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公共权力对象试图寻求政治上的庇护的政治原因。一些国外的学者在研究腐败的成因时曾提出过寻求政治庇护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政治体制上的权力过于集中，一部分人试图通过行贿等方式来寻求权力的庇护，从而获得更大的利益，这样就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政治上的诱因。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中，政治领导人由于要想获得权力并巩固权力，就必须从被保护人那里寻求支持。权力的更替不仅取决于法定程序，而且取决于惯例以外的各种因素，其中，个人实力的强弱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领导人权威的合法性常常来自传统惯例或个人魅力。但随着民主思想在发展中国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这种权威的合法性从根本上被动摇了；而对于自私者来说，就想使用各种腐败手段来建立保护人和被保护人之间的网络，以便培植个人势力，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其次，在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中，政治与行政是合二为一的，政务官和事务官没有分开管理，一般公民和公职人员要想得到重用，必须从保护人那里寻求庇护。由于人事权集中在各级领导人手中，缺乏一套有效的制约机制，容易造成领导者的个人意志和主观判断成为用人的主要标准。即使在建立起现代公务员制度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常因各级领导人插手人事管理工作而使制度处于名存实亡的境地。这种领导人个人说了算的状况，迫使普通民众和一般公职人员为获得晋升的机会而精心编制关系网，寻求保护伞。
这种理论还认为，在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国家对社会各方面控制的相对放松，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利益主体不断分化，各种利益集团谋求自身发展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这种社会结构分化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出现了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即工商企业家阶层，他们手中掌握着一定数量的经济财富，有着自身独特的利益和要求，但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难以发挥什么政治影响，并时刻感受到国家对经济生活高度干预的影响。因此，寻求来自官方的保护和支持，成为他们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尽管工商企业家阶层在经济上有一定实力，但因为缺乏直接有效的政治参与手段而无法对公职人员形成监督和制约，也难以对政治决策发生影响。因此，当公职人员和工商企业家阶层发生矛盾时，后者不得不采取行贿手段以获得保护。
腐败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腐败的本质是公共权力的滥用，以权谋私。公共权力本身、公共权力的主体和公共权力的客体是腐败行为产生的三个必要因素，三者中任一要素的不规范都可能导致腐败的产生，所以反腐败的任务很艰巨。为了更好地遏制腐败，就必须依据其产生的原因对症下药，做到有的放矢。
张继兰：女，1971年生，2003年毕业于四川社会科学院，获硕士学位。现为乐山师范学院讲师。
农村经济发展与城市化
王丛林
进入21世纪的中国，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伟大目标。通过广泛的交流，人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面的小康，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于是，大家积极为“三农”问题求解。权衡各种解决方案的利弊得失及有效性，笔者认为，农村城市化是新时期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理性选择，是实现农村奔小康的重要条件，克服各种障碍，加快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是当前工作的一个明智之举。
一、城市化是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最终选择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在农村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稳定“土地承包期”、“推进农产品市场化”、“发展乡镇企业”等措施，使土地的生产功能被充分发挥出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农产品结构得到一定的改善。粮食产量也连创历史新高，为城镇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
随着农村各种生产要素的潜能充分释放，近年来，农村发展出现了停滞现象。由于小农经济基本格局的限制，使得农业的生产成本不断提高。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业生产的成本上升较快，农民纯收入增长缓慢，其生产积极性正在下降。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珍惜土地，土地抛荒现象屡禁不止，已经出现粮食产量和经济作物产量逐年下降的趋势。务实的农民宁愿抛弃田地进城打工，也不愿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田。即使他们在城里拿最低的工资，干最脏最重的活，而且经常面临失业的危机，也觉得比呆在农村要强一些。
问题是迫切的！各级政府也千方百计为农民找出路，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主要工作来抓，还为此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措施，综合起来看，主要有四种：一是调整农业结构；二是农业产业化和发展乡镇企业；三是农业补贴；四是减轻农民负担。
但几种方法从长远和全局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如：调整农业结构，基层组织鼓励农民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做文章，短期内可能使农民收入提高，但是从长期看，你调我调他也调，调来调去没有多大成效。各个地方政府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调整结构，容易导致农产品结构趋同，农民增产不增收；加大农业产业化，即农业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理论上可以节省交易成本，把城市人口的收入转移到农村。但农业产业化遇到资金支持不足的问题，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大量收缩面向农村的金融业务，许多金融机构在农村是多存少贷，甚至只存不贷等等，这就使得农户、龙头企业和其他产业组织面临贷款难、融资难的问题。而县乡本来就负债严重，对农业产业化的财政支持难有大的作为。乡镇企业已是举步维艰，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其弊病正在显露出来。规模效益差，技术水平低，治理“三废”难，缺乏竞争优势，乡镇企业本身的发展都遇到了困难，要想再有大的作为，恐怕愿望难以实现。广大农民工平时上工，忙时务农，土地粗放经营可见一斑。
农业补贴或者农产品涨价的做法也值得商榷。由于财政支持有限，农业补贴对单个农民来说是“杯水车薪”，农产品涨价已无多大空间，因为过去曾多次调高农产品价格，以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经入世谈判后才发现，我们今天的农产品价格已是“高处不胜寒”。近一段时间比较热衷的莫过于减轻农民负担，从降低农民的成本上下工夫，可“减负”何其难，乡镇干部队伍那么庞大，农村办学经费又不能少，“减负”也只能是决心很大，收效甚微。
农民增收困难，城乡收入差距正在不断拉大。1999年，城市人均储蓄为11538元，而农民的人均储蓄额仅为1100元。城乡的天壤之别，难怪促使广大农民试图走出农村，融入到城市中去。即便在城市中颠沛流离，遭受找不到临时工作的苦痛也在所不惜。民工潮汹涌澎湃，年复一年地涌向大中城市的现象该引起政府的反思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因势利导，打破城乡二元化结构的体制束缚，让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居住在城里，同城里人一样享受各种社会保障，子女入学受到同等的待遇呢？！
农村人口城市化，农民非农化是大势所趋，未来的小康社会，要靠城市化来实现。中国的农民最聪明，最具有创新精神。改革开放之初，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率先自发组织联产承包，掀起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21世纪中国农民的民工潮是否预示着农村城市化改革注定将席卷中国大地呢？
二、城市化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未来的现代化社会和小康社会应是市民社会。到2002年底，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了37%，城市化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有人推测，中国至2020年城市化将达到60%的水平。但至今不能忽略的是，控制城市发展规模、阻挡农民进城居住的观念，“城乡分治”的政策，以及“离土不离乡”的战略，依然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城市化的全面推进，认清农村城市化的重要意义很有必要。
首先，农村城市化有利于提高农业规模效益，促进农业现代化。过去政府在实施家庭土地承包的同时，也将所有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加载到了土地之上，使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不断强化，全国三分之一的省和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8亩，而那些人均耕地面积多于1亩的地方多数在沙化、盐碱化和旱情较为严重的北方和西北地区。单位土地内过大的人口压力成为农业规模效益的巨大阻碍，从而限制了农业机械化及先进技术的使用，延缓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因此，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入城市就业和居住，可减轻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尽快实现土地的集约经营，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让农业规模效益得以显现。
其次，农村城市化有利于城乡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程度相近的其他国家比，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偏差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第一产业劳动力就业结构比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第三产业无论是就业比重，还是产值比重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造成这种产业结构偏差是与我国过低的城市化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全面城市化以后，大量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让他们更多地充实到第二、第三产业进行生产，必然减少在农村从事传统产业的人数，降低农业产值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城乡产业结构将得到进一步优化。
再次，农村城市化有利于真正提高农民的收入，增强农民的素质。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里安居乐业，在为城市基本建设、城市卫生、城市绿化、城市餐饮等提供服务的同时，获得一定的薪水收入，从而必将提高他们的实际购买力和生活水平，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准备在城市创业提供原始资本积累。另外，进城农民接受现代城市文明的熏陶，其价值观念、竞争观念、时间观念以及思维方式会有所变化，在工作中还将学到一些先进技术和现代管理经验，个人素质也会显着提高。他们中的部分人将来若选择回乡当农民，在农村的天地中展现自己增长的才能，就会为农业产业化、建设新时代的农村作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农村城市化有利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村人口城市化以后，尤其是进入大中城市以后，城市的“聚集效应”将体现出来，这为解决我国大城市不大、中城市不强、小城市不特的问题提供了进一步支持。更可贵的是，农民变为市民，对于缓解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遏止土地浪费和土地非效率利用，都是大有益处的。一些山区农民迁出所在地区后，其原来的生态环境将得到明显恢复和发展，为下一步兴办绿色农业，以及再造一个秀美山川提供了充分条件。
民为国之根，农为民之本，农村的稳定和发展不仅是农村和农民的事情，更是关系到国家、社会是否稳定和发展的大事情。顺应社会发展潮流，改变导致农村城市化滞后的旧有观念，克服城乡二元体制的束缚刻不容缓！为此，我们应当改革户籍制度，公正、宽容地接受农村人口到城里来，扫清他们进城的一切障碍，果断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为实现农村小康，进而实现全面小康创造条件。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5期）
王丛林：男，1969年生，复旦大学在读硕士。现为乐山师范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