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全面小康”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论”的关系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一个创新的概念，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关于“政治文明”一词，1844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中就使用过。他指出文明的结构应当分为三个部分，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系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能随意删除或刻意回避。政治文明包括政治意识、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首先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我国宪法规定了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这是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同时，人民当家作主，是我们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中国历史而言，民本思想源远流长，民为邦本，民贵君轻，民本君末，利民为本。虽然封建社会的“民本思想”和现代社会的“人民主权”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但是从价值观的角度，民本思想中已经蕴含着从君主制向民主制发展的种子。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同时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判者”。党领导人民正走在一条民本之路、民富之路和民主之路上。过去的13年，是“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这才是“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关键”。在此前提下，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不能割裂开来。实践证明，离开了党的领导，民主和法治建设就会迷失方向，甚至会产生混乱；政治学原理告诉我们，离开了法治的民主，最大的危险是无政府主义和暴民政治；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同时，党本身也是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内也应当民主。十五大后的基层民主建设，实际上给党内民主提供了动力和压力。也只有通过党内民主，才能推动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和政治文明建设。
而要发展党内民主和民主政治，至关重要的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型。关于“制度”问题，根据罗尔斯的社会“基本结构”意义，制度指社会中主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一般而言，制度包括根本社会制度，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中观体制，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体制度安排，如规范、规则、章程、程序等。所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包括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可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保障。
六、“全面小康”与“学习型社会论”的关系
“学习”一词，在我国最早见于《礼记·月令》“鹰乃学习”，距今有两千多年历史。“学习化社会”理念是由美国学者罗勃特·哈钦斯（R. M. Hutchins）于1968年首次提出的，同年代，法国着名教育家保罗·郎格朗也提出终身教育的概念及学习型社会的基本内涵。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的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在《学会生存》报告中正式把“学习化社会”作为未来社会形态的构想提了出来，随后，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理念先行、实践有方。什么才算学习型社会，概言之，只有立足于形成一个开放学习机会的社会，一个自我学习的社会，一个终身继续学习的社会，一个广泛学习的社会，一个有学习市场、学习网络和学习权利保障的社会，一个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社会，这才是21世纪学习型社会所应具备的基本特质。一般预言，21世纪的人类社会是学习型的社会。其内涵包括：①学习进程的终身性。学习化社会是以不断推进个人和社会发展为最终目标的社会，学习作为社会和个人发展的手段，将成为持续的、终生的活动。《学会生存》提出“终身学习是学习化社会的基石”。②学习机会的开放性。学习型社会是一个学习机会开放的社会，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学习的机会。③学习者的主体性。表现在学习既是个人的一项权利，也是个人应负的一种责任。学习型社会充分尊重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自我导向性、自主选择性等。④学习型组织的普遍性。在学习化社会，学习型组织普遍存在。无论是单位、社区、群团组织及非正式群体、家庭等都应当是学习型的组织。它们都将为成员和社会民众提供广泛的学习机会和条件。⑤教育资源的共享性。在学习化社会，各级各类教育是一个有机整体，教育资源必须统筹规划、合理配置；并建有多元回馈和开放的学习系统，形成学习共享与互动的组织氛围。
江泽民同志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十分强调终身教育的观点。他指出：“学校接受的还只是基本教育，尽管这个基本教育十分重要，但毕竟不是人生所受教育的全部，做到老学到老，人才的成长最终要在社会的伟大实践和自己的不断努力中来实现。”江泽民同志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指出了终身教育的必然规律性和重要性；从建立终身教育体系是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共同要求，实现劳动者知识化、个人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强调在我国大力倡导和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特殊意义，反映了知识经济的要求和时代特征。在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提出“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把科教兴国和学习型社会的建立，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说明了，只有“全面小康”，才能实现学习型社会的要求，才能落实终身学习的目标，才能促进人的平等发展、和谐发展、自由发展等全面发展。
七、“全面小康”与“可持续发展论”的关系
江泽民同志指出：“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确定为“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其实，儒家传统的人与自然关系伦理为当代日益凸现的生态伦理或环境伦理提供了一种“天”（自然条件）“人”（人文生活世界和社会世界）合道的伦理启示。在“全面小康”的目标追求上，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它主张人类的追求和发展不应该破坏自然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发展的可能性，这一部分人的发展不能以损坏另一部分人的发展为代价，当代人的发展不能削弱后代人发展的能力，可持续发展包含了对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双重关系的整体性协调。
所以，尽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硬性的经济目标，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但不能把发展狭隘地理解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不能用经济增长指标来取代社会发展的全面进步。在对待生态环境、人类自身生产等有关全人类生存条件问题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应当按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使物质与精神同步发展，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可持续发展相一致，实现良性循环，走一条文明发展的道路。届时，全面小康社会才能得到全面、真正的实现。
（原载《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陈立志：男，1965年生，1998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现为乐山师范学院副教授，政法系主任。
“三个代表”思想是对“三个有利于”
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吴光清
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在视察我国南方时，提出了我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衡量一切工作最根本的是非标准：“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即“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邓小平这一理论提出了近10年以后，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并进入攻坚阶段，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迈向新世纪征途上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即“三个代表”思想。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是对邓小平关于“三个有利于”理论的继承，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三个有利于”理论的新的发展。
一、“三个代表”思想是对“三个有利于”理论的继承
“三个代表”思想是对“三个有利于”理论的继承。这两大理论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具有一致性。其主要表现：
1.加强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始终肩负的历史任务，也是邓小平对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嘱托。
“三个代表”思想是为新时期党建工作提出来的，其核心是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党”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后，党的两大历史任务，一是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二是把党建设好。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完成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的两大历史任务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既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又留下了沉痛的教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深刻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新的实践中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大胆创新，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为全党全国人民制定了一条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的基本路线，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其核心问题是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明确提出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邓小平曾经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有过明确的政治嘱托，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条是“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另一条是“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在南方讲话中，他再次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江泽民牢记这一嘱托，面向21世纪的机遇和挑战，在实践中考虑最多的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自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四大、十五大以来，在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确定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培养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反腐倡廉和“三讲”教育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许多经验。江泽民根据“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的思路，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三个代表”思想是对邓小平政治嘱托做出的最集中、最概括的回答。邓小平提出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与江泽民提出的“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党”的问题，这是两个相互关联度极高的问题。因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解决好了，党就能站稳脚跟；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党”的问题解决好了，社会主义才能长治久安，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只有把党建设好，才能率领人民不断开拓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境界和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