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由于相对主义在20世纪的西方历史哲学中有着重要影响，大多数哲学家以及历史学家都对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怀疑。例如，在法国的历史学界就一直存在着“史学危机”的争论，即对历史研究的对象、方法以及目标等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观点，而这场争论的本质正是历史认识中的客观性。已经有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不无忧虑地指出，那种认为历史研究关注现实的做法已经过时，而只有分析表象才值得重视的观点，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如果一切都只是表象，任何东西都无所谓客观性，那么人们对历史上所出现的一切悲剧和丑恶都会轻易地加以否认。实际上，如果认为每个群体都只是把握着理解自身历史的钥匙，确立着自己的真理标准，那么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历史虚无主义。
20世纪60至70年代以来，西方历史哲学中出现的否认历史认识客观性的倾向，是对这个世纪前半叶的实证主义历史哲学的反动。实证主义的历史哲学追求按照自然科学的规律研究历史，强调历史认识中的客观性因素，如亨普尔的《普遍规律在历史的作用》一文就探讨了如何用物质的一般规律来解释历史事件。但后来的历史哲学家德雷则否认了亨普尔的观点，他在《历史的规律和解释》一书中认为，对历史事件的解释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我们对历史只能满足于某种合理性的解释。虽然诸如丹图这样的哲学家仍然坚持用科学的方法解释历史的可能性，但他所提出的标准已不再是根据自然科学的规律，而是根据一种“叙述话语”的历史特性，即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基于对叙述这些历史话语的客观描述。不过，即使是这种“叙述话语”，在随后的历史哲学中也遭到否定。例如Ｈ.怀特就在《元历史》(1973)中指出，历史学家总是以充满诗意的想象去树立某种关于过去的形象，而且他们的“叙述理论”经过各种修辞手法变得更为迷人。这样，我们在他们描述的历史图景中看到的只能是一幅幅经过加工的精美画卷。同样，利科在他的《时代和叙述》(1981至1985)中也表明了各种叙述理论在描述历史和试图还原历史客观性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由于人们对一切历史事实的认识都是通过对语言的描述，因而在当代西方历史哲学中，对历史文献客观性的论述占有重要地位，关于叙述的历史理论在各种历史哲学理论中也最为突出，这特别体现在利科的叙述历史理论中。他在《从文献到行动》(1986)中明确地把行动和文献等同起来，认为所有的历史作用都来自文献，而文献的叙述则可以使人们避免重新遭遇行动带来的悲剧；人们通过叙述历史理论所提供的文献，就可以否认实际存在的暴力和利益活动。当然，由于这种叙述理论直接否认了历史文献所依据的客观事实，自然也遭到了哲学家们的反对。例如，当代法国历史哲学家托塞尔就明确指出，对历史事件的事实描述是建立在看不见的物质条件的基础上的，因此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而叙述理论的局限性就在于没有认识到真实的叙述必须是有据可查的。他认为，历史研究应当在非虚构的、非幻想的或杜撰的叙述基础上对事实作出判断，这是对实证主义历史学家的最低要求。我们不能根据凭空想象的标准，而应根据公认的客观合理的标准去判断和确认事实。这些观点充分代表了当代西方历史哲学中坚定的实证主义观点，也是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西方历史哲学中广为蔓延的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回应。
三
综上所述，历史认识是否具有客观性的问题，是历史观基本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历史哲学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对这个问题，西方历史哲学经过长期争论，至今并未真正解决。然而，这一问题又是关系到历史哲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的一个根本问题。
如果认为一切历史认识都是主观的，没有任何真实性、客观性，那么必然导致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而且还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任何历史研究和社会科学都是不可能的、没有必要的，因而也就否定了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如果认为任何时代、任何个人的历史认识都能够完全客观地、精确地认识历史，没有任何主观性、条件性，就有可能导致绝对主义和僵化，也不符合历史认识发展的实际。
（原载《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刘笃成：男，1950年生，1982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现为乐山师范学院副教授，政治学教研室主任。
英法苏三国谈判失败原因新探
蒋华志
1939年4～8月的英法苏三国谈判，是挽救欧洲和平、使人类免于苦难的最后一次机会。遗憾的是，英法苏三国谈判破裂，人类的苦难最终无法避免。关于英法苏谈判失败的原因，历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最有代表性的是苏联人的观点。1939年8月27日，伏罗希洛夫在回答塔斯社记者的提问时，把英法苏三国军事谈判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英法不同意苏联提出的让苏军经过波兰领土。
以后，苏联的历史着作众口一词地认为，英法苏谈判失败的原因在于英法。德波林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2卷中的标题就径直写着“英、法政府的背信弃义”。与此相似的是，中国学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步苏联的后尘，把苏联说成是纯洁的“羔羊”，而把英法说成是罪恶滔天的“撒旦”，将英法苏三国谈判失败的原因归罪于英法。直到90年代，中国学者还有这种观点：“苏联看到英法方面缺乏诚意，又对慕尼黑会议排斥苏联参加记忆犹新，深恐出现一次新的慕尼黑勾结，遂决意中断与英法的谈判，转而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然而，笔者认为，只要稍微尊重有关的历史事实，人们不难发现：历史的真实刚好相反——不是英法背信弃义，而是苏联缺乏诚意，英法苏三国谈判失败的原因在苏联而不在英法。笔者试图对此作出说明，不当之处，望行家指正。
一、英法退让，政治协定草签上
英法苏三国谈判是在国际局势骤然紧张的情况下产生的。
1938年10月1～10日，希特勒根据慕尼黑协定完成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的占领。但是，希特勒的目标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苏台德地区，他的目标是欧洲和世界。因此，在占领苏台德地区后，希特勒加紧了对外扩张的步伐。
1939年3月15日，德国占领了布拉格。3月16日，德国宣布捷克斯洛伐克为德国的保护国。3月21日，德国再次向波兰提出了但泽和波兰走廊的领土要求。3月22日，德国占领了立陶宛的梅梅尔。同时，希特勒还把手伸向巴尔干地区，于3月23日与罗马尼亚签订了经济协定，使罗马尼亚经济为德国服务。4月28日，希特勒公开在德国国会宣布废除英德海军协定和德波友好条约。
纳粹德国咄咄逼人的气势，严重威胁到了英法苏的安全。英法苏三国正是在紧张不安的国际形势下开始反对德国侵略的谈判的。
从谈判的整个过程来看，英法一直是持积极的态度，对苏联提出的要求步步退让。相反，苏联在李维诺夫被解职之前，对谈判还比较积极。而此后，苏联的立场则一步步走向消极。
自然，三国在谈判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争执本是不足为奇的。重要的是如何从大局出发，解决彼此的分歧。三国分歧主要表现在如下问题上：
第一，建立比较松散的还是紧密的反德联盟问题；第二，被保障国家的范围问题；第三，政治协定与军事协定是否同时生效问题；第四，间接侵略问题；第五，苏军过境问题。
三国谈判首先解决的是建立比较松散的还是紧密的反德联盟问题。
我们先看看苏联的立场。由于苏联国土辽阔、边界漫长、邻国众多，所以苏联一开始就追求建立一个范围十分广泛的、紧密的反德同盟。苏联政府的立场非常明确地反映在1939年4月17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向英国驻苏大使西兹递交的英法苏三国互助的8点建议中。
从这8点建议中，人们不难看出：苏联实际上已经提出了自己的全部要求——英法苏三国互助；缔结英法苏之间的政治协定和军事协定；政治协定与军事协定同时生效；被保障国的范围（分布于波罗的海与黑海之间同苏联接壤的东欧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和罗马尼亚）。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法国对德国的咄咄逼人的气势更有直接的感受。如果德国发动侵略战争，首先遭殃的必定是法国。所以，法国很自然更倾向于苏联的立场。因此，4月14日法国外长博内通过苏联驻法全权代表苏里茨向苏外交人民委员部递交了法国的建议：“如果法国因为援助波兰或罗马尼亚而同德国发生战争，苏联将立即予以援助和支持。如果苏联因为援助波兰或罗马尼亚而同德国发生战争，法国将立即予以援助和支持。双方政府将毫不迟延地协商给予这种援助的方式，并将着手采取一切措施以保证其完全实施。”法国的这一建议表明：法国主张建立的是一个比较紧密的反德国联盟。当然其基础还是法苏互助，还没有把英国包含在内。
但没过多久，法国的立场又前进了一步。4月25日，法国外长博内通过苏联驻法全权代表苏里茨向苏外交人民委员部递交了三国协定草案作为对苏联4月17日建议的反建议：
“如果英国和法国由于履行它们所承担的旨在防止强力改变中欧或东欧现状的义务而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苏联立刻给法国和英国以援助和支持。”
“如果苏联由于按上述规定的条款给予法国和英国以援助而导致苏联也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法国和英国立即给苏联以援助和支持。”通过这一建议，法国已经把先前的法苏双边协定的主张发展为英法苏三国互助。
但是，应该看到，法国提出的建议的范围还是比较窄的，三国互助的条件是“履行承担的义务”，而如果发生德国对英法没有承担义务的国家的侵略，英法苏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显然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
不过，几天之后，法国便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主张。4月29日，博内把一份经过修改的三国协定草案交给苏里茨。“如果法国和英国由于采取旨在防止任何强力改变中欧或东欧现状的行动而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苏联立即给它们以援助和支持。”“如果苏联由于采取旨在防止任何强力改变中欧或东欧现状的行动而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法国和英国立刻给它以援助和支持。”另外，博内声明：文本中的“东欧和中欧国家”应理解为波兰、罗马尼亚和土耳其。法国的这一建议表明：法国不仅将4月14日的法苏两国互助协定发展为英法苏三国互助协定，同时，法国的草案包含的内容更加广泛，不管英法苏对有关国家有没有承担义务，三国都要互助。至此，法国与苏联在建立紧密的联盟问题上已经与苏联取得了一致意见。
英国的立场值得玩味。英国曾经推行过绥靖政策，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在希特勒的侵略野心进一步暴露的时候，英国的绥靖外交在逐渐走向终结。应该承认，由于英国特殊的地理位置，英国对来自德国威胁的感受自然不如苏联与法国深刻，因而在英法苏三国谈判初期，英国的外交行动显得缓慢了一些。但是，英国不久就走上了积极行动的道路。这种情况首先反映在英国对英法苏建立什么形式的反侵略同盟的态度变化上。
3月18日，英国外长哈利法克斯指示驻苏大使西兹会见李维诺夫，并同时召见苏联驻英大使迈斯基，表示希望苏联在罗马尼亚遭受侵略时给予援助的意向。对英国的建议，苏联马上作出了反应。3月18日晚，苏联通知英国政府，提议马上召集有苏联、英国、法国、波兰和罗马尼亚代表参加的会议的五国会议。
3月19日，哈利法克斯通知西兹说，李维诺夫提出的召集五国会议问题，“这样的行为似乎为时过早，因为尚未确信能成功而召集会议是危险的。”但是哈利法克斯进一步提出三点建议：第一步：英法苏波发表一个共同宣言，表示上述各国对于保持东欧和南欧国家的完整和独立的决心。第二步：提议土耳其、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及其他国家参加宣言。第三步：举行包括英法苏波在内的多国会议。
紧接着，3月21日，英国驻苏大使西兹便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递交英苏法波宣言草案。
3月22日，李维诺夫向英驻苏大使西兹声明，“我们对英国政府的立场表示赞同，并且接受它的宣言的措辞。”李维诺夫还向西兹表示，希望巴尔干国家、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参加英法波苏四国宣言。显然，苏联的愿望是建立一个最广泛的反侵略联盟。
但是，由于波兰拒绝将自己的命运与苏联连在一起，英法波苏四国宣言难以实现。因此，4月1日，英国政府认为，由于波兰反对参加四国宣言，所以，“关于宣言的问题已经过去了”。
在英法苏波四国宣言无法实现的情况下，英国又积极寻找新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