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机关离开瓦窑堡，经安塞于7月3日进驻保安（今志丹县），从此，这里便成了继江西瑞金之后的第二个“赤色之都”。中共中央在保安期间，先后召开了21次政治局或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在这里亲自安排部署了萌城堡之战和山城堡战役，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这期间，西征红军主力南下会宁、将台堡一带，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胜利地完成了一、二、四方面军的大会师，这标志着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党中央、毛主席在陕北志丹县战斗生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陕北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而这里也被誉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毛主席的办公住处在保安县城北炮楼山麓的石头窑洞里。这里有一排5孔石窑，依山开凿，坐东面西，毛泽东办公室为南起第二孔石窑。萌城堡战斗和山城堡战役前后，毛泽东在这里向彭德怀发过许多封电报。
10月2日，陕北高原，秋高气爽。这天下午，毛主席在石头窑洞里看文件，秘书走进窑洞，将一份电报放在他的桌子上。主席还没有看完电报，就将彭老总的电报放在办公桌上，站立起来，好像早就知道了电报内容似的说：“这个张国焘，耽误了一个月啊，整整一个月，现在提出来渡河有啥用呢？”他将窑洞门口的窗户打开，阳光直射进来，满屋子暖洋洋的。他在地上来回踱步，思考攻打宁夏的计划。周恩来走了进来告诉主席：“胡宗南的部队一直跟随在二、四方面军后面，我们想拖住他，可是这家伙像个破拖鞋，现在看来拖不住了。”毛主席说：“拖不住，我们就扔掉它！”毛主席将彭总的电报递给周恩来，电报内容大概是：“国民党中央军已占据西兰大道，有进一步北进之可能。”主席点燃一支烟，语气和缓了一下说：“如果四方面军按照计划，积极北上，在9月份靠近黄河，我们完全可以在十月前把西兰大道控制在手中，一面迅速集中一、四方面军主力进占黄河以西有利地方，攻击中卫与定远营的各个战略要点，并于11月10日以前完成一切攻打宁夏的准备。现在，敌人已经占据了西兰大道，一旦中央军进入甘北，红军将全部被压在甘北狭窄区域内，向北攻击马鸿逵、马步青并夺取宁夏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也是十分危险的啊，因为这一地区土围子遍布，带有阵地战的性质，结束战斗需要较长时间，南面加上国民党的大军围逼将使我们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严重不利局面。”
周恩来说：“根据目前我军的备战情况，打掉中央军的一部分有生力量还是可能的！”
毛主席说：“目前的先决问题就是如何停止南敌，尤其是如何打掉先头的胡宗南部。做到这一点困难并不大，等到敌人前进时消灭他三、四个团，就足以停止南敌的进攻”。
毛泽东已经决定不再渡河，但张国焘似乎并不在乎毛泽东的指示，还在积极为渡河做准备。
10月16日，蒋介石飞抵西安坐镇指挥，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剿共”。17日毛泽东在陕北保安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略带幽默地讲道：“我算了算，从我们在江西和老蒋告别以后，快一年的时间了吧，这蒋先生看见我毛泽东来到了陕北，他也感到有点寂寞，也跟着来喽。蒋先生既然远道而来与我相交，我毛泽东还是要好好招待他一下嘛，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来而无往非君子嘛，大家说，我们应该怎么招待他呢？”毛泽东略加思考了一下接着讲道：“当前，我们党和红军必须注意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军事上要想办法斩断尾随而来的南敌，二是要搞好内部团结和外部统战。内部团结，指的就是要坚决制止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谋；外部统战，指的就是要加强同东北军张学良部队和西北军杨虎城部队的协调联系，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伺机打通国际通道，寻求红军的发展。”
蒋介石在西安紧急召集“剿共”会议之后，18日朱绍良发布《剿共计划纲要》。22日，敌人分别从东、南、西三面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部占领了西兰大道一段，继续向北向红军前沿阵地华家岭、界石铺、马营、通渭、静宁、会宁一线冲击。
时局发展对红军十分不利，10月23日，张国焘、朱德骑马急行一天，率红四军总部及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三十一军，前往甘肃静远县打拉池与彭德怀会见，并制定了“海打”计划（在海原和打拉池一带消灭胡宗南有生力量），张国焘当时并不完全同意，但见朱总和彭德怀的意见一致，也就同意了。于是，彭德怀立刻向中央发了电报。毛泽东及中央军委多次回电，支持彭德怀的“海打计划”，并强调坚决打掉南敌。
然而，张国焘却于28日又向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偷偷发了密电，云：未渡河的红四军、三十一军火速赶赴渡河点，准备渡河。当三十军、九军渡过黄河时，敌关麟征部突然到达靖远，红五军已无法靠近打拉池，遂撤至靖远以北至三角城，从三角城渡过了黄河，这样，河东、河西的红军被敌人隔断。东岸三十一军、四军渡河无望，只得向打拉池、海原一带集结，西岸三十军、九军、五军连同总指挥部两万多人，从此踏上了孤军作战的艰苦历程。这样，不仅原来受命留守靖远渡口护船的四方面第五军被迫放弃渡口，护船随先前渡河的四方面军前线指挥部也已经西渡，而且原定在海原、打拉池以北集中歼敌的计划也被迫放弃，河东红军全部离开黄河东岸撤至海原以北，西渡攻宁接取援助的宁夏战役计划自然也因此而告夭折。
在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后，红军不得不放弃西征以来开辟的大片新解放区东撤，而蒋介石调集260多个团的重兵穷追不舍，敌主力胡宗南部更为骄横，步步进逼。11月上旬，红一、二、四方面军进抵宁夏海原城北何家堡地区，占据有利地形，准备给追敌以歼灭性打击。但由于狡猾的胡宗南部此时不敢冒进，在原地集结兵力，构筑工事，敌第三军王均部由贺家集迂回到同心城红军阵地右翼，企图夹击红军，东北军也进至豫旺一带，在这关键时刻，张国焘令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东撤，使伏击计划遭到破坏，红军不得不放弃同心、豫旺等地区，继续东撤。
毛泽东知道了红军被切断之后，很清楚这是张国焘在和中央搞阴谋，但是大敌当前，为了团结，还是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不满。他说：“虽然红军被分成两部分，我们军队的作战能力仍然不会受到多大的影响，只要抓住有利时机，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整个战局就会出现新的局面。一战而胜，则全局转入佳境矣！”这时，毛泽东对于红军的前途和命运仍然抱有很乐观的态度。“一战而胜，前途大佳！”
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到这句话。
随着红军被切为两段，中央军步步北进，红军不仅根本无法实现接取援助的计划，而且因为被压缩在定边、盐池以南，豫旺以东，曲子镇以北这一狭小空间内作战，周旋的余地越来越小，不要说部队越冬被服无法解决，就连筹粮和休息的时间都得不到。
中共中央于11月8日又提出了《作战新计划》。13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几位成员共同研究之后，没有立即发布，而是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刘伯承、王稼祥、张闻天、博古、凯丰、邓发、林彪、聂荣臻、林伯渠、李富春等，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最终肯定了这一新的作战计划。会议承认：本来打宁夏就没有多大把握，一是靠张学良，设法让中央军停在西兰大道上不再北进；一是靠打，消灭他两个师，但是都没有办到，现在红军的地方越来越小，几万人挤在这里，粮食、被服、兵源都无法解决，因此暂时脱离苏区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写了一份信，派刘鼎将写好的新作战计划送给东北军王以哲。内容大致为：“红军宁夏战役失利，无法得到苏联援助……”这封信无疑使张学良深感不安。张学良将王以哲找来共同研究怎样帮助红军问题。张学良说：“我们与红军结盟的前提是红军必须取得苏联的援助，宁夏战役的失利，显然给红军与我军的进一步结盟带来了困难。本来，红军和我军准备以甘北、陕北为其西北大联合计划的重要根据地，现在却因为红军的失利而将中央军引了进来，使之渐渐地落入了中央军的控制之中。这样一来，不仅我们和红军计划中的结盟将无从实现，而且因为中央军进入甘北，与我军联成一线，我军将再也无法用瞒天过海的办法来保持与红军的和平合作关系。打也打不得，和也和不得，我们的处境会很难，这些是可以想见的。更为重要的是，本来我就担心红军不是中央军的对手，只是寄希望于红军在运动中寻机取得战局好转，现在红军明显已经失利，我对建立西北抗日联盟的三位一体真是十分担忧啊。”
王以哲说：“既然红军打不过中央军，咱们不能不设想暂时放弃与红军结盟的计划，针对毛泽东来电所问你‘有何办法停止内战吗爷，并请你代为筹划对策，你想，能有啥好办法呢？”张学良说：“我也想了很久，能有啥好的办法呢，唯一的设想就是首先在军事上寻找出路。”
中共中央派往东北军的联络员刘鼎回到保安报告主席说：“张将军考虑到的出路有三：第一为且战且退出神木；第二为直趋绥远抗日前线；第三为走当年徐海东红二十五军老路，出鄂豫陕再兜圈子转回来。而三策中，直趋抗日前线，使蒋打无借口，以求最终停止内战为上策；暂保实力，兜个圈子再回来为中策；步步退让则为下策。”
刘鼎说：“张学良的想法与中共中央颇多接近，唯一可走的看来只有兜圈子这一条路了。”
毛主席说：“即使要兜这个战略大圈子，对于我们红军来说也是一种冒险，因此，我们也需要相应的准备和休整时间。我们长途跋涉而来的二、四方面军不仅疲惫不堪，需要休整，而且处在那个贫瘠至极的地方很遭罪啊，部队不光时时断粮挨饿，眼看严寒就要来临，大批南方来的士兵甚至还穿着破烂的草鞋和单衣单裤。这怎么行啊？这种情况，不要说再去做艰苦的长征，就是就地打下去，也会把部队拖垮喽。因此，我们一面致电共产国际呼吁莫斯科尽快提供援助。我们讲得很清楚，你们多耽搁一天，红军冻死饿死就多增加一人，这个地方可不是革命的福地吆，我们一面派人向张学良和宋庆龄借款呢，以渡难关。”
11月初，这一新作战计划开始实施，红军着手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目的在于避实就虚，在运动中寻找机会，以求阻止敌人的追击。前敌总指挥部与中共中央已经开始设想诱敌深入，在山城堡一带寻机给紧随红军身后的胡宗南部以重大打击了。15日，彭德怀在给各部首长的指示中明确提出：“豫旺县豫旺堡以东山城堡、环县、毛居井地域人烟稀少，土寨亦多，地图与实地区多不符，极有利于我军作战。我们应在上述区域威胁该敌二、三个师。”对此，中共中央亦明确表示赞同，因而指示地方党及其武装给予配合。
张国焘对于新作战计划倒是很赞成，因为他还是从保全自己权利不受影响出发，虽经彭德怀几次安排布置，四方面军仍然不能积极配合协同作战，多次出现懈怠甚至贻误战机的情形，彭德怀也不止一次地对张国焘大发脾气，都是朱德出面进行调停。见于这一情况，中央决定于11月10日，将张国焘和朱德调回保安，将前线全部交给彭德怀指挥。
11月15日红军进入庆阳苏区，到达环县曲子、洪德一线。
16日，红军各部开始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中。山城堡之役蓄势待发了！
红军东撤后，国民党军队接连占领了海原、同心、中卫等地。蒋介石得意至极，错误地判断红军经长途跋涉，不堪一击，“已是穷途末路”，声称“有绝对把握消灭共产党”，决心集中兵力从庆阳、固原、七营、同心、中卫等地进击红军，妄图南北夹击，全歼红军于庆阳苏区，进而直捣陕北。为此，蒋介石的兵力部署是：以十五路军马鸿逵部在中卫，第三军王均部在同心，第一军胡宗南部在固原以北，以东北军六十七军为预备队，随时予以增援。
在各部敌军中，敌第一军胡宗南部是进攻红军的主力和王牌，也是蒋介石赖以起家的本钱。胡宗南倚仗优势兵力和优良装备，骄横嚣张，目空一切，自调入西北战场追击红军以来，一直未受到有力打击，在占领同心城后更加骄纵，认为红军已不堪一击，已向盐池方面溃退。因此竟以其所率的第一军孤军深入，急速向惠安堡、盐池方向前进（胡宗南骄傲冒进是打他的理由）。
11月17日，王以哲电告彭德怀称：现东北军又奉令向山城堡、环县一带前进，并限20日前完成任务，若有违误即革职拿办。为配合友方，东北军决于16日进至豫旺堡，然后缓至19日再出发前往山城堡。考虑到胡部一向不按指定路线前进，必紧随红军身后急进，应有作战可能。但王仍顾虑红军不是胡的对手，因而再三叮嘱：“为保存抗日力量，亦似不必作无谓牺牲”。
红一方面军已进入山城堡西北的萌城、甜水堡地区。这时候，二、四方面军克服艰难困苦，刚刚长征到达宁夏，已近五个月没有得到休整，弹药十分缺乏，有的部队步枪仅有三发子弹。部队长期以来，伙食极差，体质虚弱。有的同志身上的衣服已经穿了一年多，得不到补换。红一方面军的同志，虽然先期到达陕北，但在西征迎接二、四方面军的途中，也是连续作战，没有得到很好休息。但由于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使广大指战员斗志更加旺盛，精神格外振奋，各部队都想打个大胜仗。三十一军政委周纯全同志，看到东面要布置战场，敌人又跟得很紧，为拖延敌人行动，掩护主力转移，必须狠打一仗。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密切协同，在萌城、甜水堡占领阵地。这时，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一部布于石梁山，担任正面阻击，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和九十三师另一部，布于右侧的魏家山，王宏坤军长指挥四军的四个团布于右侧的羊福山。17日一时许，敌人以优势兵力，向红军展开进攻。胡宗南自以为是蒋介石的得意之师，昼夜追击，孤军冒进。第一师自豫旺堡经范家大坡、东家沟向萌城堡、甜水堡前进。他的先头第二旅一个团进至石梁山下时，隐蔽在山头上的红军九十三师突然开火，预伏于魏家山的九十一师，也向敌右侧攻击，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以尽快歼灭敌人的先头部队。这时，几架敌机俯冲下来，对红军阵地轰炸、扫射，敌后续部队密集前进，乘机向红军发起猛攻。在关键时刻，九十三师师长柴鸿儒同志指挥部队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战士们望着敌机，怒不可遏，举起步枪齐射，终于击中一架，敌机冒着青烟栽落下来，战士们高兴地欢呼起来：“把敌机打落啦！把敌机打落啦！”敌机被打落后，红军部队的士气大振，向敌军再次发起猛烈反击。国民党军见势不妙，慌忙抢占左侧要点羊福山，刚爬上山腰，就遇到四军预伏部队的猛烈射击。国民党军队在红军的三面打击下，死伤累累，狼狈逃回草坪山。红军猛追十余里，由于胡宗南后续部队赶到，会合溃敌，据守草坪山，占领有利地形以作顽抗，红军已达到阻止敌人前进的目的了，黄昏时分，部队撤出战斗。在萌城堡、甜水堡及附近宿营。这次战斗共毙伤敌团长以下官兵六百余人，俘敌官兵一部，并缴获步枪数百支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击落敌机一架。
11月18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四军萌城抗战甚为得力，请鼓励其继续抓紧阻止该敌，以利一方面军与三十一军之突击。”“现胡军已露疲惫，兵力又颇分散，一战而胜前途大佳。”“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
在战斗中，红九十三师师长柴鸿儒、师政治部主任彭瑞珍、二七三团团长潘子泉及政委刘汉雄等壮烈牺牲。
在萌城堡、甜水堡战斗中，虽然是个平手战，红军付出的代价也不小，但却给了不可一世的胡宗南当头一棒，狠狠教训了他一下，迟滞了他们的疯狂追击，使红军争取时间集中，并在山城堡地区布置战场。如不打好这一仗，敌人就会很快逼近山城堡（萌城堡距山城堡仅一天行程）。萌城战斗拉开了山城堡战役的序幕。
胡宗南在萌城堡、甜水堡地区遭到红军伏击后，并未引起警觉，反而兵分两路，继续猖狂追击红军，在占领惠安堡后，又命令两个师向定边、盐池一线推进，命令七十八师丁德隆部占领甜水堡后南下，妄图南北夹击，逼迫红军与其决战。
11月17日，敌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山城堡地区。
山城堡位于环县以北洪德城和甜水堡中间地带，距甜水堡约七十里，两地之间塬高沟深，吃水十分困难。敌七十八师丁德隆部当日离开甜水堡后，因找不到水喝，非到山城堡不可。而山城堡一带川原交汇，沟壑纵横，周围土寨很多，地形复杂，便于大部队隐蔽，是一个理想的歼敌战场。彭德怀决定在山城堡设伏，歼灭胡宗南一部，以粉碎蒋介石对陕甘宁苏区的进攻。
为了保证山城堡决战的胜利，11月18日晚，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由陕北亲临环县河连湾，来到红军前敌总指挥部。11月19日，彭德怀在山城堡召开前敌总指挥部作战会议，制订了战斗方案，研究了兵力部署。根据山城堡一带的地形特点和敌人态势，19日晚，彭德怀下达作战命令：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在山城堡以南之罗山沟至于家湾之间待机；第十五军团一部诱其东进，主力隐蔽于山城堡以东及东北山地待机出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主力于山城堡东南地区待机出击；第三十一军于山城堡以北之田家庄附近地区隐蔽待机；红二十八军在红井子、大水坑一带牵制国民党军左路第一师第一旅；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和红一方面军第八十一师、特务团、教导营在洪德城、环县以西地区迟滞第六十七军和骑兵军；以红二方面军主力为预备队，集结于洪德城以北之水头堡地区策应各部作战。
20日，胡宗南第一军七十八师二三二旅和二三四旅一个团全部进入山城堡一带的红军埋伏圈。敌一个团占据山城堡以北和以东的山坡，一个团位于南面马掌子山之东南山脚，另一团占据西北方面的曹家阳台。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左路第一师第一旅受到红军第二十八军和骑兵第一团的不断袭击，至当晚才进占红井子，第九十七师跟进至大水坑；中路第一师第二旅撤回豫旺县城休整，第四十三师接替中路，向保牛堡前进；右路第七十八师进占小台子、风台堡，其第二三二旅及另1个团进至山城堡地区，第二三四旅1个团进至曹家阳台。当日下午，第二三二旅由山城堡派出两个连，沿山城堡至洪德城大道向南侦察，在八里铺以南遭红一军团一部突然攻击，大部被歼。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当即决定对山城堡之国民党军发起攻击。
11月20日5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胡军现在陷入困难之中，遵从蒋介石的命令由保牛堡改向定边、盐池，解决给养，控制战略要地，其主力必经红柳沟，但丁师（指丁德隆为师长的国民党军第一军第七十八师）有经山城堡、青岗峡向定边之可能。”“我以集结四个军从其右侧后打去最好，四军则从正面吸引之。”
“打时，以首先消灭其一个师、取得确定胜利后再打第二仗为原则。”23时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蒋介石令胡军向定边、盐池急进，丁、周（指国民党军第一军第四十三师师长周祥初）两师受阻，不得不向山城堡。”“我可集全力放手作战，消灭丁德隆，则全部有利矣。”
21日下午，红十五军团一部和红一军团第二师向山城堡西北之哨马营攻击，红军对包围中的胡宗南部七十八师发起全线进攻，并截断了其回逃甜水堡的后路。敌军发现被包围，便向曹家阳台一带高地集中，企图突围，但担任主攻任务的红一军团乘敌调整之机，迅即向马掌子山坡发起猛攻。轻、重机枪声，军号声，冲锋喊杀声，震彻山谷，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敌军阵地，攻占了马掌子山高地。此时，防守曹家阳台之敌也在红军的进攻下阵地大乱，敌二三二旅长廖昂见败局已定，便率部企图从断马腰岘攀山逃窜。与此同时，红一军团主力由南向北担任主攻；红十五军团主力由山城堡东北向西南进攻；第三十一军由北向南，第四军由东南而西北向山城堡进逼。黄昏，敌军第二三二旅向曹家阳台转移。
红一军团第一、第四师和红三十一军一部，乘敌第二三二旅向山城堡以北山地撤退之机，从南、东、北三面攻入山城堡，并乘胜追击，红军以一部分兵力追击敌人，一部分兵力攻击敌哨马营一带的阵地，将敌赶进山城堡西北一条沟内，毙伤大半，其余的敌人全部当了俘虏。当日深夜，红军攻克山城堡，继续向逃敌展开追击战。茫茫的黑夜中，双方各种火力交织起来的火力网，映红了整个阵地。红军战士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奋勇冲杀，不怕流血牺牲，继续追歼残敌。这时，敌人为了打开一条逃命的退路，纷纷向红军发起反冲锋，红军战士猛烈穿插，与敌人展开短兵相接的战斗。红军战士勇敢顽强，与逃跑之敌混杂在一起，进行白刃搏斗。敌人失去指挥，乱作一团，狼狈逃窜。战至22日9时，战斗胜利结束。此战歼敌胡宗南部第七十八师第二三二旅全部，二三四旅两个团。同时，红二十八军在红井子附近击溃进攻盐池的左路第一师第一旅。第一军其他各部，仓皇西撤。此役，给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以沉重打击，缴获了许多武器弹药。
山城堡战役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联合作战取得的一次最大的胜利，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连同何家堡战斗、萌城和甜水堡战斗以及陕甘红军第二十八军在大水坑、红井子一线的作战一起，红军在山城堡地区共歼灭敌军万余人，给胡宗南以沉重的打击。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迫使国民党停止了对陕甘宁根据地的进攻，壮大了红军的声威，对实现中共中央“逼蒋抗日”与国内和平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对于红军的胜利，张学良颇感振奋，故当即发来贺电。
红军打掉胡宗南的一个旅，当然不能根本改变当前的困难局面。不过，这一仗对缓解军事和政治上的危机，仍旧起了意想不到的重大作用。据报蒋介石也因此“万分焦虑”，以至于国共两党正在南京举行的谈判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山城堡战役前两天，陈立夫还态度强硬地转达蒋介石的条件，共产党要想妥协，必须同意由南京收编其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作为过渡，目前红军只可暂时保留3万人。而在12月初，陈立夫再次紧急电召在上海的潘汉年去南京时，却告诉潘，蒋先生已做出重要让步，不再坚持收编红军和师长以上干部出洋半年回国按材录用等条件，同意接受红军改编，只是人数要限制在3万以内。
同样，得知红军的战绩后，张学良也再度对红军的作战能力抱以相当的期望，因而对红军是否必须离开甘北有了新的认识。显而易见，如果红军不能阻止中央军的话，那么倒霉的不仅是红军，还有东北军，因为东北军将别无选择，必须接受蒋令与红军自相残杀，或者不堪相残揭竿而起，到头来不管是听命还是不听命，都没有好下场。而红军的战绩，特别是中共中央的自信，无疑使张学良又重新看好红军，希望红军能够不必离开。因为，红军离开甘北，除非挥师前往绥远抗日成功，否则都只会延长和扩大内战，以致无限期推迟张学良所期盼的举国抗日局面的到来。况且，在几个月的秘密结盟过程中，张学良已经认定，东北军要想打回老家去，就要掀动举国抗日，而要举国抗日，打回老家，首要条件就是联合苏联；而要取得苏联的援助，造成抗日的实力，就要借助中共与红军。红军一旦离开甘北，他东北军也就失去了结盟的对象，争取苏联援助的希望自然也就无所寄托了，打回老家去的愿望更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实现。基于这种考虑，张开始思谋使红军留下来的方法了。
张学良取合法方式于11月27日正式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敌”，强烈要求调遣东北军北上参加绥远抗战，并以蒋不答应，部队将难以统驭为由相要挟。此举其实不只是为满足其自身的抗日愿望，它还包含着一举解决当前西北危机的重要目的。因为，张学良已经获悉蒋介石正努力设法扩大绥远抗战规模，这是东北军要求参战最好的也是最后的机会了。如果真能派东北军北上抗日，西北内战势必会因为十余万东北军调走而陷于停顿，此其一。东北军转入绥远，不仅不会与红军隔绝，而且双方可以更便利地就联苏抗日结盟合作，此其二。绥远是当年苏联通过外蒙援助冯玉祥的重要通道，东北军进驻绥远，还可以便利红军接通苏联与外蒙，使红军未能成就的战略目标较容易得到实现，此其三。
在与蒋介石打过多年交道，并为先安内还是先攘外多次争论后，张学良当然不会寄全部希望于蒋介石的批准上。他显然还在考虑其他可能使红军留下来继续合作的方式。11月30日，张学良通过刘鼎致电中共中央，一面表示将尽力设法使军事剿共迅速停下来，但说明长期停顿很困难，红军也要尽速找到坚持的办法；一面则宣称：从各方面看，一二月内定有变动，红军只要能设法牵延一二月时间，则西北之联军可成矣。这里所说的“一二月内定有变动”，看上去既包含着对绥远可能爆发大规模抗战的估计，也暗含着在不得已时破釜沉舟的打算。因为这里所说的“西北之联军”，无疑指的是张学良5月间与中共密谋建立“抗日反蒋”的西北联合政府时准备成立的那个西北抗日联军。在中共中央已经改行“逼蒋抗日”方针几个月以后，张学良这时重提这一被放弃了的以“抗日反蒋”为宗旨的方案，清楚地显示出张学良这时正在考虑万不得已时公开与红军结盟。
山城堡这个战役如果打不赢，中央军和东北军势必跟踪追击红军到陕甘宁苏区，西北三位一体的联合阵线就会破产，张学良也不愿意看到这个局面，所以才让王以哲暗助彭德怀。
从战略形势上看，宁夏战役是为了打通绥远，和苏联取得联系，争取援助，但宁夏战役失利，迫使红军考虑退回陕北，这地方养不起三个方面军，毛泽东更长远的想法是分兵，往东往南，岔开和十七路军、东北军的地盘冲突，这就会破坏三位一体，所以张学良无奈之下，只好搞兵谏，公开和中共合作，目的就是不让中央军进入西北。前二十天红军山城堡战役的胜利，使张学良的态度由比较被动转趋积极，进而很快主动地从隐蔽走向公开的和红军结盟了，这个趋势是显而易见的。1936年12月，蒋介石又一次亲临西安督师。张杨趁机苦谏，联共抗日，但遭到了蒋介石的训斥。后二人不得已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兵谏，软禁蒋介石，逼蒋抗日，形势非常紧张。国内亲日派活动上蹿下跳，美英派则积极斡旋，战和命系一悬。在中共的积极努力下，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而结束，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软禁。但是此后国共内战大体停止，第二次国共合作也初步形成。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曾经讲道：“张杨的功劳天地可鉴，共产党的民族大局眼光也值得肯定。”
因此，盐池的萌城战斗拉开了山城堡战役的序幕，红军的山城堡战役在某种程度上又推动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下决心走向西安事变，所以，“双十二事变”不但停止了国民党对红军的进攻，也成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契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第三天，1936年12月27日，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军政委员会，彭德怀、任弼时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这里的“前途甚佳”和前面毛泽东多次提及的“转入佳境”是一脉相承的。西安事变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其基本因素来考查，它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雄韬大略的硕果，它验证了毛泽东思想的远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