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为了适应战争形势变化的需要，加强支前的组织领导，打击日寇进攻，盐池县委按照三边党委关于“一切为了战争，一切服从前线，全面组织人力，争取支前主动，保证前线需要”的支前方针，于8月23日成立了盐池县战时指挥部，王敬民任指挥长，县长曹建勋任政治委员，并在全县成立了战时联防指挥部和战时工作委员会。根据三边支前工作的指示精神和盐池县的具体情况，县委、县政府在柳杨堡、王乐井、硝池子、井沟等村设联络站各一处，负责支前服务联络，为支前民夫做向导，提供食宿，修复道路，筹备粮草及治疗民夫疾病等工作。9月29日，边区政府为保证持久抗战中的粮食供给，发出了《关于征收救国公粮的决定》，并公布了《征收救国公粮条例》，规定：除抗日军属及因灾祸家庭困难的免征外，凡边区人民均有按照条例规定缴纳救国公粮的义务。各级政府除按规定数量征收外，不得另立名目重征附加。盐池县委、县政府立即成立了征粮委员会，赵万国任主任，分别在县城、高记圈、曾家畔、雷记沟、麻黄山、大水坑、牛记寨子等地设立粮食仓库。
县委书记王敬民召开了全县抗日支前动员大会，参加这次动员大会的还有秘书田伟杰、组织部长冯德厚、统战部长白步华、各区委书记和区长及各区支前工作站负责人，还有4支支前运输队共300多人。王敬民讲道：“同志们，目前日本鬼子占领我国大片土地，烧杀残害中国人民，眼下正值国难当头之非常时期，中华民族必须全力合作，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日寇一日不消灭，我们的支前就一日不得停止！在建立和完善支前组织的同时，我们还要全面加强支前思想认识。根据战争形势和上级指示，我们要求全县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集中一切力量，把最强壮的儿女送到前线去，把最好吃的粮食送给战士吃，把最好的衣服留给战士穿，我们能不能做到啊？”
“坚决听从县委的领导，支援抗战，打倒日本鬼子！”
“打倒日本鬼子，把敌人赶出去！”
“赶出去，赶出去！”
会场上群情振奋，一场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开始了。
征兵动员一开始，就有300多人报名参加，上有30多岁的壮年，下有十六七岁的少年，有的青年还背着家里偷偷报了名。在一、三、四区先由工会、青年团、妇救会自主将目标择定以后再个别谈话，结果兄弟多的和兄弟少的产生了比较。二区基干自卫队员李万清有兄弟3人，他要出来当兵，有人告诉了兄弟7人的陈七，工作组来到陈七家后，他毫不犹豫地说：“李家出1人我家就该出2人。”陈七的父亲也说：“我家一定要出2人。”结果3人都当上了新战士。县长聂秉和感慨地说：“这与国民党统治区强拉硬捆‘抓壮丁爷的情景，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在征兵中父亲送儿子当兵的比比皆是，如四区一乡的张岐山，他就是父亲送来当了兵的，他的父亲向群众宣传当兵打日本鬼子，是保家卫国，为大家的事……各区青年争着参军，有闹矛盾的，有偷偷跑到部队上的，有死缠硬磨的，直到新兵在区上集中那天，还有不少青年围在政府门口争着要当兵去。入伍的新兵，先在各区集中，然后再到县上参加欢送会。新兵战士胸戴红花，骑着高头大马，披红挂绿，在乡里乡亲的前呼后拥下，一直送到村外。到了区政府，几十个新战士集中到一起，区领导给他们讲话，送行的家属反复叮嘱，还有部队领导不断鼓励。区政府组织鼓乐队敲锣打鼓，举办文艺演出，召开座谈会，为入伍青年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
城一乡抗属姚淑梅在座谈会上对新战士说：“我的丈夫在八路军当兵，是非常光荣的，我们家庭各方面受政府优待，虽然丈夫在前线打仗，家里少了一个劳动力，但是在政府的帮助下，并不困难。”一区四乡有小学生动手煮面欢送新战士，并说：“吃了长面要长期抗战。”小学生的热情激发了新战士参军抗战的决心。
参军与“优抗”配合，加上物质的帮助和政治觉悟的提高，大大激发了青年参军的积极性。一区送新战士大洋45元，每个战士得三四元，还发给新手巾、新鞋袜。二区给新战士34援6元、三区给了59元还有毛巾、鞋等。同时对“抗属”进行最大限度的优待，五区安排专人给“抗属”挑水，保证“抗属”的生活和生产不发生困难；三区安排有牲口的人家专门对“抗属”进行帮助，保证他们在各方面不发生任何困难；一区安排了面、肉、鸡等食物，发给每个“抗属”家庭，还发给每户37元表示奖励；其余二、四区也安排了一批物资，保证“抗属”在一年内不发生缺米、面、油、柴、水、菜的困难，使各区“抗属”都能过好新年。
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中，人口不到2万的盐池县曾四五次掀起轰轰烈烈的参军运动，参加革命的人数高达2000多人，参加自卫军、抗联的青壮年农民达8000多人，参加支前运输队的有7000多人。
各区群众常常是一面打场，一面碾米，一面送粮，用最好的粮食缴纳救国公粮。男劳力大都参加支前去了，妇女老人就在家里碾米、打场。30年代，盐池地区普遍使用的是毛驴和牛拉的石头碾子磨，一天最多碾米100斤。用耕牛拉着石头磨，一圈一圈，从早到晚，连天连夜，不停地转。有的妇女常常碾米、磨面到深夜，身上背着已经熟睡的孩子，家里还有等着照顾的老人，就这样不停地磨米磨面，并且把最好的最白的面粉送给前线的战士。盐池一区二乡李茂庄的方恩德为了提早交公粮，鸡叫头遍他就起身送粮，他交得17担7斗黄米至少碾过三遍，提前20天送到了仓库。他说：“黄米碾过三遍又细又黄，没有碎米，做饭好吃，并且数量多。”《解放日报》专门作了报道。
各区、乡、村都在积极行动，争先恐后，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十分踊跃。征粮都是在大会上一石、两石、七斗、八斗通过自己报名交纳的。你出一石，我就出两石。有些贫困户不应该让他们出粮，但他们也报名要求出粮。
四区五乡回六庄的回民，原本不计划征他们的粮，但他们自愿交出10石；三区三乡的李国满家里还有个老妈，已经因病卧床三年，家里很困难了，众人觉得他负担太多，一致提出给他减少，但是他坚持要交，结果还是拿出了4石，并在大会上向大家讲了应当出公粮的道理，激发了群众争先恐后交公粮的热情。一区贫困户李三成、姚老二、田举等，也在大会上报名一定要出粮，结果每家4斗。这一次总共完成征粮761.32石，超过了任务的157援22石。
为了便利部队，许多群众尽可能多交米避免交麦子，实在无粮可交者，都以7元折合1斗（30斤辕每斗）交了现钱。按照县委提出的要求，征收的粮食可以根据情况决定，真正没有黄米的人家，就放低标准，交一些杂粮，最后县上统一做调整；但是，各区群众缴纳的粮食质量都很高，并且按期送到。有三分之二是黄小米，三分之一是麦子，以钞抵粮者仅仅是少数。以四区为例，150援46石粮中，收到黄米35援74石，麦子14援99石，口米86石，小米14援17石，钱219援55石（元）。还有一区四乡无粮可缴的群众，自己报名帮助送粮至仓库，人民群众觉得心甘情愿，理所应当。
在征粮工作中普遍出现了补交公粮的现象。下派干部首先解释及宣传征粮的意义后，由群众自己提出征粮的数目，事后，许多人发现自己交得少了，争着要补交。一区四乡刘英在大会上自动报名补缴10石，四区四乡的刘占海报名补缴9石，吴玉升补缴2石，五乡的张科补缴10石。有些富户开始不知道，交得比较少，最后也进行了补交。一区一乡的王孝较为富裕，有100只羊、9头牛（驴），开了一个客栈，在大会上安排只缴2升，最后缴纳了1石。四乡李义有100只羊、10多头牛，开始安排缴公粮6斗，最后自己坚决提出要交2石。三区一乡郭晨家有300只羊、七八头牛、2头驴，开始安排他缴6斗，最后听说大家都补交了公粮，他说啥也要再交1石8斗。三乡长原韩家兄弟3人2人能劳动，有羊600只、骆驼20余峰，开始会议安排他交2石4斗，和大家一比较后，他觉得交得少了，于是又交了4石8斗。一区二乡李举是个富农家，有1000多只羊、四五峰骆驼，开始区上安排他交12石，本来属于偏多，但他知道许多人都补交了，自己又交得少，随后提出增加4石。许多开始交粮的人家最后都增加了1石、2石、7斗、8斗，最多的还增交了5石。
当时的盐池人除了要搞好生产、种好田、养好牲畜外，还要负担大量的战地公勤任务。每年秋天人们一边争着把粮食打碾入库，一边争着赶上毛驴跋山涉水，把粮草送往粮站和前方；还要运盐，每年打下的几十万驮食盐，全靠毛驴和骆驼运到五六百里外的庆阳，所以，农民每年都有运送公盐的任务，只要家里有一头毛驴，就要接受一头驴的运量。除了完成自己的生产任务外，还要帮助抗战军属代耕代种、代交公粮，使“抗属”有较好的生活条件，前方将士无后顾之忧。
盐池人赶着毛驴、牵着骆驼，甚至赶着耕牛把征收的粮食、食盐、被服、鞋袜等物资送到前线。边区在各县至甘肃庆阳一路设站，一队一队脚夫源源不断地走在支前的路上，多少个衣衫褴褛的脚夫，不管冬夏春秋、白天黑夜，赶着牲口驮着口袋，身上背一袋干粮，风餐露宿，日夜兼程，一站接一站，一趟又一趟，一年四季把盐、粮和其他物资运到指定的地方。担任驮盐任务的骆驼从1940年的几十峰增加到1943年的718峰，随着政府动员群众参与驮运的积极性不断增加，个人“朋帮”、集体驮队、专业运输合作社一起参与，骆驼从1945年80多练1000峰增加到了1221峰，驴、骡、马也增加了1万多头（匹）。很多人最后把耕牛也赶到了驮运队伍里，最多一年驮运公粮30多万斤，公盐60多万斤，从盐池到陇东长长的山道上，一串接一串的盐池驮队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运送物资。
1941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把边区军民逼到了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和菜吃，没有纸用，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子盖的严重地步，党中央毛主席首先想到了“到盐池驮盐去”。为了加快食盐的外运和“对外”贸易，毛主席倡议各县组织食盐运输队。各县县长兼任食盐运输大队长，陇东分区专员马锡五亲自率领运盐队到盐池运盐。边区共组织运盐畜力16728头，其中盐池运输队2839头，大车19辆。那时，解放区通往陇东的大道小路，到处是运盐大车和驴、骡、马、牛驮，人欢马叫，铃声不断，真是一路运输一路歌。这些食盐不仅畅销陕甘宁边区，而且远销于关中、宁夏、甘肃、内蒙古的国统区。通过“对外”贸易，用食盐为边区军民换回急需的棉花、布匹、钢材、药品、纸张、粮食等。大宗的盐税增加了边区的财政收入，使边区渡过了国民党经济封锁的难关。盐池的食盐为抗战的胜利立了大功。
毛主席谈到三边时说：“定、盐是陕甘宁的经济中心，定、盐失则边区失去了西北门户。”听说，朱老总还向毛主席请求过，他要亲自去当运盐大队的队长。毛主席说，那我就当你这个运盐大队的政委吧！党中央和边区党委除了大力发动当地干部群众打盐外，还派王震三五九旅部队四支队到盐池打盐。他们打盐时住过的100多孔窑洞，还遗留在古长城的土壁上。三边专员罗成德亲自带领干部下湖打盐，毛主席曾题词表扬他“不怕困难”。1939年盐池产盐19万驮（每驮平均200斤左右），1940年23万驮，1941年29.9万驮，1943年38.8万驮，盐池军民将这些盐运往西峰、关中、西安等地，换回急需的粮食、棉花、布匹等，为缓解经济困难、支援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北进军。为了支援解放宁夏，盐池县成立了以副县长聂秉和为主任的支前委员会，发动群众筹集军粮、马料2480多石（约124万斤），往前线送马料6万多斤，共投入劳力、畜力10790个；组织担架队2218人，出担架100多副；支援解放军渡河做筏子的羊皮浑筒600多张。同时在全县掀起劳军热潮。解放军每到一地，群众都热情接待，洗衣送饭，大力支持。老区人民的热情，有力地鼓舞了解放军指战员解放宁夏的士气。
盐池妇女白天要种地、碾米、磨面，晚上就坐在清油灯下缝衣做鞋。每人每年都要给抗日将士做几双军鞋。在当时既无布料又缺棉线、大麻的情况下，做一双军鞋实在不容易。但她们谁也不推辞，谁也没有怨言，不甘落后，你做一双，她就做两双，总要把对人民子弟兵的热爱纳进做鞋子的千针万线之中。1938年县政府向各区募集羊皮1700多张，安排缝制1420件皮衣和大量的毛祙、手套慰劳前方战士。在募集中盐池商会甘草庄七天中就完成5000双袜子和2000双手套的任务，机关干部每人都是四五双。1940年10月20日，盐池县政府响应朱德总司令的号召，决定募捐6万双毛袜子和手套，这项任务要在一个月内完成。盐池人民积极行动，不到一个月，除了超额完成分配的任务外，商会还募集羊皮缝制皮衣142件。盐池县四区一个百户不到的小村子，一次性募捐羊皮700多张，袜子512双，手套188双。
1942~1945年，元华工厂用羊毛为边区干部和前方将士制作出衣胎、被胎、绒帽（毡帽）、毛毡、军用毛毯等，共计12万多件，还有大量毛袜、手套、军鞋等。陕北的冬天地高天寒，当时的干部、战士又多在室外工作、战斗，没有这些东西就无法过冬。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头上戴的是元华工厂做的毡帽，身上穿的是元华工厂制的毛衣胎或皮袄，晚上盖的是元华工厂制的毛被胎。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当毡帽送到中央的时候，有些人嫌难看，帽壳平塌塌，帽檐往下吊，都不愿意戴。当警卫员王来音将毡帽拿给毛主席的时候，主席把毡帽转过来调过去看了又看，然后笑着说：“这帽不错呀，没人戴我戴！”说着就把毡帽戴在头上，还有意到：子里走了一圈，大家高兴得直乐呵。以后毛主席常常戴着这顶毡帽出外开会、作报告。
至今，在延安博物官还保留着几张毛主席戴毡帽的照片。
1943年，毛主席在延安接见了元华工厂创始人靳体元先生，对他办工厂支援边区的行动大加赞扬。
抗战时期，盐池人民并不富裕，有的人家缺吃少穿，但他们还是把最好的粮食、最好的东西送到前线去，用物力和财力鼓舞前方战士英勇杀敌。1937年12月4日，响应政府号召，盐池县各区募集救国债券10570元，积极完成救国公债116000元，1万多元的救国券任务也很快完成，绝大部分集中在城内大商号、甘草庄、合作社，这几家商号是政府最有力的后盾。首户商号宝生珍出1150元，其余小商号都积极出钱，未发生任何不良问题。小字号双盛昌、近仁里在热情帮助别人的情况下自己首先捐出300元，大商号4家捐洋10570元，除交8000元到分区外，其余2570元作为抗工属救济款留在本县使用。
缴纳救国公债，盐池群众更是踊跃参加，个个争先，争取多交、早交。盐池四区一个不到200人的村子，一次交大洋400元，作为送给前方抗日战士的慰问品。还送了一匹马给抗日部队。二区四乡的群众说：“我们多交一块钱，战士就能多杀一个鬼子。”《新中华报》在头版头条做了报道。1943年全县抗日救国捐款任务24857元，群众积极完成任务，有的还要多交，结果超额完成任务570元。1944年1月，盐池人民再一次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募捐支援抗战，三区不到2000人口，自动捐大洋2800元，供给保安队100匹马。
1940年2月13日，边区第二次党代会在延安举行，根据战争需要，陕甘宁边区在《征收救国公粮条例》的基础上，又下达了《盐池县扩征工作计划》。“扩征”就是在上一次征集之后又增加的数额。
盐池县区域辽阔，人口稀少，全县不足2万人口，且本年度遭受旱灾，粮食歉收，个别地区（如一区五乡）人民的口粮较丰收地区（如二、四区）仅有二八分收成。人民的生活艰苦且力量薄弱，一些区（如二区）还受到苛捐杂税的压榨，这次扩征工作任务很重，个别干部已经有了为难心理。
肖书记说：“秉和啊，我也感到压力很大，我们盐池人民确实为抗战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我们必须更好地注意工作方法，更加团结人民群众。盐池的群众觉悟高，我们就召开一次有各区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的大会，多听听群众的意见吧！”
2月15日，县委召开了第二次扩征动员大会，县委书记肖佐汉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这次三边分区给盐池县分配的扩征任务是粮食600石（每石500斤），扩军40名，募集抗日救国券1万元。我们现在的确很困难，老百姓负担也很重啊！”肖书记说到这里，面有难色，停了下来。会上，顿时有人喊了起来：“肖书记，为了打击敌人，比起前线将士流血流汗，我们的困难算什么？”一时，会场上群情激愤，大家都喊着，坚决完成任务。肖书记被感动了，他说：“大家好，我代表县委，也代表边区，谢谢你们了！谢谢了！！”
聂县长讲道：“同志们啊，日寇已经占领了我们的大片土地，鬼子扬言还要打过黄河，把侵略的魔爪伸向我们西北。我们知道，黄河距离我们就是几百里路程，战火眼看就要烧到我们的家园……”聂县长讲到这里，从包里掏出一封信，他说：“我在这里，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刚才收到了前线转来的嘉奖函，部队表扬了好几位我们盐池去的战士。他们在前线英勇顽强、奋勇杀敌，个个都表现不错，这里有部队发来的表扬信。”会场上响起一阵阵掌声。
聂县长继续讲道：“就是这样千千万万个像我们盐池的子弟兵，在前线同敌人！血奋战，我们后方的人民，把粮食、衣服送给前线的战士，战士吃得饱、穿得暖，同敌人作战才有劲哪！”会场上顿时振奋起来，人们似乎感到了战争的严酷和对子弟兵的爱戴。聂县长还没有讲完，就被一阵阵喊声打断。
“支援前线，打敌人！”
“出粮、出钱、出人，打敌人，我们有责任！”
“打倒日本侵略者，子弟兵是好样的，我们坚决支持！”
会场上顿时有人呼起口号：“不完任务，绝不回家！不完任务，绝不回家！”
会后，各区干部和群众为这一号召而竞赛突击，不分昼夜、不辞劳苦地工作。
当时大家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不完成任务绝不回家！”不到一个月，各区的任务都完成了，派下去的干部欢欢笑笑回到县城，任务都超过了计划。同时，县委积极开展拥军优属运动，到处组织义务耕田队，给“抗属”代耕，政府发放救济款，帮助抗属解决生活和生产上的困难。扩征工作刚结束，正赶上过年，群众抬着猪、羊肉等食品去慰劳一二茵师第四支队在盐池打盐的战士。在这里有一首流行最广泛的打黄羊小调：正月里来是新春，抬上猪羊出了门；猪羊送到那里去？送给英勇的八路军！
李维汉曾经对彭德怀说：“敬爱的周总理说，淮海战役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我说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是边区老百姓用毛驴驮出来的。”
1949年10月26日毛主席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复电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希望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