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注年少孤苦，发愤读书，公元1657年，南明永历帝在云南建立流亡政权，18岁的马注以“经济之才”，被推荐任锦衣侍御。不久，南明小朝廷覆灭，他“僻隐教读，笔耕自膳”，专攻儒典，后又致力于阿拉伯文、波斯文和研究伊斯兰教典。由于结交了滇中名士何观五，相互切磋。从此，“文益修，学益进，弟子益盛”，撰作《樗樵》、《经权》两部文集，未获传世。
清王朝镇压各地反清势力之后，政权日趋巩固，要求实现大一统，于是与滇中吴三桂藩镇割据矛盾更加暴露，马注预见到云南战祸已不可避免，危邦不居，于1868年离滇出走，取道贵州，游楚（湖南、湖北）、过中山（河南、河北地区），跋涉经年，终于到达北京。
最初，他应宗人府掌印亲王礼聘为“旗下训读”，教授八旗子弟学习汉语文。北京是中国文化古都，人才荟萃，学术思想得风气之先，在北京期间，由于广泛地与当地学者、名流、经师接触，面对残酷现实，他的思想有了很大转变，决心放弃致仕的终南捷径，效法前辈穆斯林学者，以拯救伊斯兰教、挽回世道人心为己任，企图利用文字的力量宣扬伊斯兰教理，既巩固广大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同时也使教外人士对伊斯兰教育有所理解，有助于消除对回族穆斯林的歧视。
于是，马注将历年潜心研究的学术成果，辑为《清真指南》10卷，大约成书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左右，未刊行以前，各地穆斯林已争相传抄；既刊之后，风行海内，寺院经堂，竞相采用，视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典著作，南北各地穆斯林学者、名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南京刘三杰（刘智之父）赠诗赞扬作者：
二十余年海上游
上方烟雾掌中收
闲探日月囊中物
笑指乾坤水上沤
天国已闻传妙偈
人间何羡有千秋
南针不向迷人指
愧杀无缘空白头
这首诗赞扬备至，虽不免溢美之词，但从诗里表明马注精于“天人性命之学”，著书立说，激扬文字，引导“迷人”远非一般人所能及。因此，当代国内外知名的阿拉伯语文、历史学者纳忠教授指出，“如果不是对阿拉伯文、波斯文的古典著作有广泛地涉猎和精深的研究，不能写出这部巨著来”。
《清真指南》10卷，约十余万言，由译、著两个部分组成。“集群经而摘其粹”，是译述的部分；有关宗教哲理、教款、赞颂、民俗诗文则属于著述的部分，内容涉及伊斯兰教历史、经典、哲学、教律、天文、传说等，材料极为丰富，引经据典，很少孤证臆说，所谓“词明义彻，言必引经，晰诸教异同之理，阐幽明死生之说。上穷造化，中尽修身，末言后世。性命之理，死生之说，巨细隐显，天地之秘，神鬼之奥，集群经而摘其粹”。
马注表明自己的著书过程：“于是因闻得悟，领诲明师，或见或闻，著为《指南》一集……采天下之奇珍，一准于经书；择圣贤要录，揆以禁律。有者不敢损，无者不敢增，贤者不敢贬，不肖者不敢誉，纪为是集，以俟天下万世有眼有耳有舌有心有身之人，所共睹共听共言共思其行。”
为了通过朝廷肯定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合法地位，马注曾三次上书康熙皇帝，所谓“金门献疏”，虽未获得半点效应，可是他献身伊斯兰教的精神，使他“声誉满皇都”，在广大穆斯林中大大提高了知名度。然而马注的声誉历久而不衰，还在于学术上的成就，他继承王岱舆“以儒诠经”的道路，对伊斯兰教的研究，从微观到宏观，都超过了他的前人。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左右，“革兰得”——伊斯兰阿萨辛的一个流派由印度传入云南武定地区，据说这个教派“男女混杂，昼则弹丝品行，渔鼓筒板，畅饮林泉。夜则明灯传道，比脐度气……”当时，穆斯林信奉者“不可胜计”，由滇西北蔓延滇东南，泛滥成灾，逊尼派面临严重的挑战，将丧失云南的大一统局面。
此时，马注挺身而出，领导云南正统派穆斯林对“革兰得”展开斗争，搜集和列举“革兰得”的活动，上书官府，严加取缔，“革兰得”教派被镇压下去，捍卫和恢复逊尼派在云南的绝对优势。
为此，马注针对云南穆斯林社会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拟定了《诫律十条》，由云南提刑按察司发布告示，颁行全省，杜绝旁门左道的非法活动。《诫律十条》成为全省穆斯林共同遵守的“乡规民约”，从思想上、行动上巩固了回族穆斯林的宗教信仰。
经过这次斗争之后，马注便销声匿迹，此时，他可能已离开了人间。
马注才华横溢，文笔优美，《清真指南》富于文学情调。《至圣赞》是他歌颂先知穆罕默德光辉生平的一篇骈体文，感情奔放，充满诗情画意。其中罗列了大量中外典故，对仗工整，音调和谐，是我国伊斯兰教汉文译著中罕见的文学名篇。刘智曾将之载入所著《天方至圣实录年谱》一书中，并作了详尽的注释。
刘智（约1660~1730年），字介廉，回族，金陵人，他生于清初，当时，大江南北经过长期战乱破坏的农业、手工业逐渐恢复和发展，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康乾盛世”。
可是，西方封建制度正加速地退出历史舞台，西风东渐，中国人民逐渐觉醒，先进人物开始探讨西方学术文化，回族穆斯林中有识之士创办经堂教育，著书立说，宣扬伊斯兰教教义，以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刘智出生于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之家，父亲刘三杰是当时知名人士，著《回回教说》一书。传说《回回原来》也出自他的手笔，经考证纯系伪托，传闻失实。刘汉英认为“天方经析理甚精，但恨未能汉译之，俾其广昭于斯地也”。刘智决心完成其父未遂之愿：“先君子念礼法不明，志未遂而身往，小子不敏，敢云继志，就予所学而述焉。”
根据刘智的自述，他从15岁就立志学习，攻读了8年的儒家经史，6年的天方经文，3年的佛经，1年的道藏，还读了西方书籍137种，所谓“忆自初学以至于今四十余年，遍览诸家，读书万卷，天下名都胜迹，游历过半。虽车尘驴背，未尝废吟哦”。
为了“访求宿学遗经”，他曾到过湖南、湖北、陕西、河南、山东、河北、北京、江苏、浙江等地。在他一生译著活动中，历尽艰辛，尤其困难的是，“生无同志，业无同事。既族属亲友且以予不治生产为不祥”，尽管处此逆境之中，有来自各方面的阻力，而“余孳孳之意不息，笃志阐天方之学以晓中人，自立稿，自誊清，自修自润，而又不敢为是”。
刘智的译著虽在思想上、内容上，“会通诸家，而折衷（中）天方之学”，但流露强烈的儒家色彩。身后多年仍不可避免地卷入一场文字狱，以致“著书数百卷。已刊者什一，《典礼》、《性理》数种而已”，具体反映有清一代伊斯兰教面临的厄运。
晚年，刘智回到金陵，移居清凉山，在“扫叶楼”闭户著述。令人遗憾的是，刘智大部分译著亡失，流传的仅有《天方典礼》、《天方性理》、《天方至圣实录》、《五功释义》、《天方字母解义》……其中《典礼》、《性理》、《至圣实录》三种，历来深受国内外人士的赞赏。《典礼》曾列目选辑入乾隆时国家编纂的《四库全书》，当时，穆斯林父老莫不引以为荣。
依据作者解释：“《典礼》者，明教之书也；《性理》者，明道之书也；《至圣实录》者，明教道渊源之自出，而示天下以证道之全体也”。
《天方典礼》全篇20卷，全面阐述伊斯兰教教义，从“天命五功”到“人伦五典”，以及民常、居处、财贸、饮食、聚礼、婚姻丧葬、归正仪等，包罗无遗，在当时条件下，列举参考天方经籍达45种，虽是提纲式摘要，言简而意赅，说理辟透，乃是本书最大的特色。
《天方性理》，其内容分本经和图说两部分。本经5章，列于卷首；图说5卷60篇，附于本经之后。内容概括为首言“大世界理象显著之序，及天地人物各具之功能与其变化生死之故；次言小世界身性显著之序，及身心性命所藏之用，与其圣凡善恶之由；末章总大小世界分合之妙理，浑化之精义而归竟于一身”。《性理》就是论大小世界（天与人）及其相互的关系，虽是程朱理学与伊斯兰教教义相结合的产物，作者提出不少独到的创见。
刘智治学一向以严谨著称，“难于其学，复难于翻译，难于编著，复难于成”，仅以他编著的《天方至圣实录》显例，曾经“三易春秋，十更居处，南北星霜数十载”。
《天方至圣实录》于公元1775年，即作者辞世后近半个世纪才刻板问世，全书20卷，以编年体形式记述先知穆罕默德的家世、生平、德行、感应，以及传播伊斯兰教活动，“考其生自至卒，六十三年之事实也”。
由于《实录》对先知穆罕默德生平提供系统的重要参考价值，引起国内外学者重视。1887年，俄国东正教驻北京大主教巴拉迪斯将《实录》译成俄文。1921年，英国传教士梅益盛又译成英文，先后在伦敦、上海、纽约等地出版发行。
刘智的坟墓位于南京城南郊扫叶山麓。现已修复，至今，常有各地穆斯林前往凭吊，缅怀他毕生致力于伊斯兰教的业绩。
在“四大经学家”中，马德新虽是后起之秀，然而他的译著数量之多、涉及领域之广，尤其长期的国外学术活动，“目睹中华未见之经，耳闻吾国未传之道”，都是他的前人和同时代学者所不及的。
马德新（1794~1874年），字复初，经名优素福，笔名鲁哈·丁（其意为宗教的忠诚者），回族，云南大理人，经学世家为他攻读伊斯兰教教典提供优异条件，“少承家学，具有渊源，妙年属词，已为先辈所辟易”。成年以后，马德新游学陕西，历来相传是周大阿訇晚年小弟子之一，周氏系陕西学派创始人胡登洲的“四传弟子”，以精研《认主学》闻名于当时，后来创立“山东学派”的常志美也同列周氏门墙。
壮游秦川归来，马德新仍深感“真传之未得，名师之罕遇”，决定利用朝觐之机，亲赴天方，就教于伊斯兰圣地的名流大师。1841年，在“海道不通”——中英鸦片战争硝烟未灭、中国对外海上交通仍在英国侵略军封锁情况下，奋志远行，孤行万里到达阿拉伯半岛，相继在麦加、麦地那完成了“朝阙谒陵”的仪式。
在此后漫长岁月中，马德新游历了开罗、亚历山大、特拉维夫、耶路撒冷、伊斯坦布尔、罗德鸟、亚丁、苏伊士等城市，到处采访“先圣之流风善政”，与当地名流学者广泛接触，探讨“天人性命之学”，为期6年的阿拉伯世界漫游，是马德新生平取得重大成就的一次学术活动，“凡东土遗经所脱略者，蒙昧难以臆解者，皆考证而无疑，乃挟奇经异籍而归”。
马德新于1849年载誉归国，云南穆斯林群众尊称其为“巴巴”（波斯语，意为德高望重者），一直延续到后世。他先后在临安（今建水县）、回龙、新兴州（今玉溪）大营等回族聚居区设帐教学，来自云南各地以及川黔的学子，“星列云集，可谓盛矣”，奠定了云南经堂教育的基础，培养和造就了大量经师，国内外知名学者马联元便是杰出的门人弟子之一。
1856年，云南官府制造了“丙辰之变”，疯狂下令屠杀各地回民，激起回民的武装自卫，马德新一度站在斗争最前列，振臂一呼，组织滇东南义军进军昆明，向官绅索还血债。后又派军西上，与滇西义军配合，粉碎了云南提督褚克昌的“西征”，解除大理之围，有力地捍卫了新生的滇西反清基地。
当时，由于马德新在回汉族中享有极高声望，举足轻重，清官府曲意笼络。马德新认为武装反抗已迫使官府放弃“灭回”，急流勇退，不宜再有过激行动，于是接受和议，撤出占领城镇，解散义军，清廷赐以“二品伯克、滇南回回总掌教”称号，一度做过护理云贵总督，显赫一时。
晚年，在干戈不息的大动乱中，他息影林下，完成阿拉伯文、波斯文和汉文译著达35种，教外人士也给了很高评价：“先生著述宏富，已尝窥见一斑……造诣精微，为近世习天方学者罕见。虽微文奥义，有非余所敢知，然而苦心孤诣，上接古圣之薪传，下开后学之蒙蔽，其有功于回教也，岂浅鲜哉。”
马德新的译著有《宝命真经直解》5卷，是中国最早的《古兰经》节译本。《大化总归》2卷，由他口译，门人弟子马开科笔录而成的，内容阐述后世复生，指明“原始返终之要道……为真主了一造化大结局”，填补了王岱舆、刘智著作中独缺的空白。《四典要会》4卷，由《信源六箴》、《礼功精义》、《幽明释义》、《正异考述》四篇合成，在于阐述伊斯兰教的六大基本信仰。
此外，还有《礼法启爱》、《醒世箴》、《道行究竟》、《会归要语》、《性命宗旨》、《天方历法图珍本》、《天方历源》、《真功弥雅》、《寰宇述要》、《尔勒璧春秋》、《清真蒙引歌》……表明了马德新对伊斯兰教教典、天文、历法、地理、历代典章制度以及杂家之学的成就，涉猎知识面的深度和广度。
在译著大量伊斯兰教典籍的同时，马德新还本着“搜括群书是者存之，非者革之，繁者删之，简者就之，杜虚诞不经之说，归大中至正之道，俾学者易于从由，教者难于惑乱”的原则，整理了王岱舆的《正教真诠》、马注的《清真指南》、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删削了其中“虚诞不经”的内容，编纂为《真诠要录》、《指南要言》、《至圣实录宝训》等，上述诸书的改编，确比原书增色，这一行动显示他的卓越见识，也反映他的文风，坚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反对哗众取宠、故弄玄虚而给伊斯兰教涂上神秘色彩。
难能可贵的是，马德新在《天方性理第五卷》注释中，无情批判了“令人可笑”的“地心说”。还指出刘智的七洲分野图沿袭古代传说，存在很大片面性，并以自己在海外的经历证明。归国途中，他曾在新加坡停留一年，进行实地考察，证实赤道平分地球为两半，新加坡位于赤道中线，终年昼夜平衡，“得古人之言”，皆属事实，与所遇符合。
显而易见，马德新对待西方自然科学的态度，不抱任何偏见，即使伊斯兰教的某些传说，众信不疑，也不轻易盲从，对于不正确论调，敢于持否定态度。
当年，埃及国王穆罕默德·阿里锐意改革内政，引进西方技术，发展本国经济，马德新赞扬阿里“大智大勇，善治理，其治谜思尔，条建树，蓄货殖，各等技艺由甫浪西（波斯）引来，诸凡制造，无求于他国”。敢于破除阿拉伯传统的保守观念。
马德新旅游阿拉伯世界归国，携回中世纪阿拉伯名诗人蒲绥里创作长诗《盖绥迪·布尔德》，以及其他注释文集，后与其弟子马安礼合作，译为《天方诗经》，在成都刻板问世。阿拉伯诗歌译为汉文，在中国文坛上是史无前例的创举，马坚先生认为这个尝试是成功的，充分表明远在一个世纪前，阿拉伯的这部著名诗集已在中国流传，成为中国和阿拉伯学术文化交流的里程碑。
同治十三年（1874年）农历四月十三日，清政府横加以“莫须有”罪名，竟置马德新于死地，导致一代学者，百载沉冤。
汉文译著的深远影响
汉文译著活动的兴起，不是历史的偶然事件，也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特定的时代产物，明代后期，传入中国的伊斯兰教已逾千年之久，在漫长过程中，不断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相互交流、吸收、融合，产生经儒兼通的新型知识分子，着手整理和总结本民族宗教文化遗产，扫除迷雾，揭示伊斯兰教的透明度，“幸赖王岱舆、刘介廉、马文炳、马复初诸先哲次第译著，而吾教乃大昌于世，且以补儒教之所未及”。
土生土长的回族知识分子采取“以儒诠经”，特别使封建士大夫阶级津津乐道：“地有东西，理无疆界，引孔孟之章，译出天道人道之至理，指破生来死去之关头，不但使吾教人容易知晓，即儒教诸君子咸知吾教非杨墨之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