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清早，走在去舅舅家这条似乎是存在了千百年的旧土路上，老槐树葱茏的叶子正在由嫩黄转为深绿。小院里，一棵杏树枝干婆娑，舅舅和妗又老去了一些，春日的好时光在我们眼前缓慢流失，那些过往的日子在说话间纷纷扰扰的，来到了这个素面朝天的农家。
1932年秋，妈妈，您呱呱落地，祝贺您有幸被一对勤劳的夫妻生养，为此，姥爷姥姥作了您这辈子一个什么样的启蒙者呢？可能您睁开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双亲劳碌的背影，就是这个家给予的简单与温暖。
那时，家里开着一个染坊，您幸亏没有看过前几年《大染坊》这个电视剧，那时，咱们的染坊里，可没有电视里的奢华与富贵，锤布、泡布、印版，在坊里转个遍，也只有您的爹和您的娘，不舍得雇工，白天，晚上，春夏，秋冬，昼夜不舍，您是不是在哪一天看到了爹仅仅是靠着染缸打个盹，就算是睡过了觉，看到娘的小脚一到晚上肿胀得脱不下那双黑色的旧布鞋，看到他们的双手皲裂粗糙丑陋不堪，您一定觉得世界上天大的事永远都是染布，深蓝的染料，黢黑的染缸，飘扬的染布。每染一件褂子、一个床单挣下的一文银子，爹娘都牢牢地放好，依旧吃最低贱的麦麸和野菜，住在一个没有窗户没有砖瓦的窑洞里，然后去非常满意地买回一些土地。
功夫的确没有白费，这个村里独一家的染坊屋，为姥爷挣下了18亩好地的家业。
当然，妈妈，这并没有影响您哼着蹩脚的“烟袋经，烟袋经，南京匠人打的能。那上（面）雕着三条龙，吸口烟，到天宫。那么，弥陀佛。”，还有不知所云的“八月十五正瞰西，月下弹琴念古诗。诗中不问古今事，更瘦夜晚星斗移。多少仙人有古庙，朝中宰相费心机”，这些生涩的儿歌与村谣，是今天这个初春里，舅舅，也已经是年迈的舅舅，咧着几乎全掉光的牙齿，笑吟吟地告诉我的。我听不懂它们什么意思，但是从他孩童一样纯真的笑容里，我看得见一个无邪烂漫的童年。舅舅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小时候，村里的小孩儿们可会玩啦。您也一定和着这些个儿歌在坊间快乐地穿梭，您一定是爹娘的宝贝，要不为何姥爷给舅舅们起了灿宗、迎宗，这样庄重的名字，而您是爹娘的独女却叫做“九妮儿”，如此乖俏拙拙的名字呢？
这个染坊，在接下来的岁月长河里慢慢地销声匿迹了。
1942年，中原地区蝗虫成灾，地里的谷子被吃光了，庄稼颗粒无收，饥民遍地。刚刚10岁的您随妈妈到一个叫曹店的小村，掩埋饿死的姥姥，您已经清晰地记得自己瘦小的妈妈，悲痛得无以复加，削瘦的手臂紧紧地抓住薄薄的白皮棺材板，仰天长嚎，泪水在您妈妈干枯的脸庞一串串落下。
小小的您惊恐得瑟瑟发抖。那些能够把一个活生生的命养活的庄稼，那些金贵的小麦玉米什么的，在小小的心中，一定沉重得难以承受。
土地，粮食，在爹娘看来，就是活着顶顶重要的目的。
爹娘也随村里时风，掌握了一种用火硝、龙黄、麻杆灰三种材料制作的烟花爆竹。一年元宵节，在离家40的县城里，姥爷展示了自己的炮仗技艺，轮子、旗火、盘里转，眼花缭乱地放了半个时辰，引来观者盛赞，几乎抢滩了村里的所有生意，百八十里地的人都慕名而来。家里为此挣的钱，也不可同日而语，姥爷除盖了七间草房之外，一股脑全部买成了地。可是对于自己的体力，他还是没有吝啬半点，依旧不舍得请雇工，不舍得吃好饭，穿好衣，住好房，吃饭是很潦草的，说是“填坑不用好土”，吃的猪狗食，做的牛马活。大年初一的粉条拌麦麸是全年中最好的饭。
土地，俨然就是人心中的天。
天道酬勤。为此，家中进地38亩，直至已累积泱泱50亩的家业。但是，买炮的客户们看到的这个中年老板，穿的却是胳膊肘处磨得只剩两层布的旧棉袄，他的老婆孩子，浑身上下那些灰色的、黑色的补丁加起来不胜其数，还有他们瘦弱的小九妮儿，都已经七八岁了，天已经有些微凉了，还赤着脊梁，穿不上一件像样的夹衣，而三伏天也难以穿上一双鞋，还光着脚去菜园里菜，炽热的土地，把雀跃的小脚板，烫得发红，而那个整天忙不停的妈妈，只要钻进炮房，就是一整天，顾不上一个孩子缺少什么。
这50亩地，并没有给姥爷和他的子孙带来他预料中的吃喝不愁，土改时，一夜之间，顷刻化为乌有，炮仗生意再也无从谈起。那个阳光亮亮的春天，村干部正在加紧研究定性姥爷家的成分，这个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对着低头认罪的姥爷，声色俱厉地声讨50亩地的罪大恶极，并以尤其的沉痛和憎恨，咬着牙说：你家定为地主也不冤枉！恰在这时，这个意气风发干部的亲属跑过来，向村干部说报喜报喜了，您家媳妇生了一个闺女。干部脸上立即放晴，说好好好，旁边立即有人附和：这妞真是有福。干部又是喜上眉梢，说：起名就叫福妞吧。转身就要走，一眼扫见弓着腰的姥爷还唯唯诺诺地站在一旁，干部此时此刻有一秒钟的瞑想，瞑想思忖过后，就很有风度地说：你家改定为富农吧。
这变故有一点突兀，姥爷惊恐地在他身后千恩万谢，只是听到干部咕哝了一句：还不是占俺福妞的光。
从此，全家人的生活变了两重天。队里开会，姥爷舅舅就自觉地到罪恶满贯的地主富农的那一堆里，反省，认罪，并随时被无端地拽出来，骂的狗血喷头，戴用纸做的高帽，要么就是被“扛”，一个有罪的人，站在一圈人中间，你推一下，他搡一下，有罪的人踉跄着一会向左，一会又忽右，一会前，又一会后，或者就没有前后左右，在一个圆里，醉鬼一样的被游走，直到倒地不起。
那时，姥爷心爱的九妮儿，已经出嫁。妈妈，您在这个同样是富农的婆家里，没有例外地遭遇到了扛的“礼遇”，有时，有时还是在干了一白天活的晚上，听说，还有一次是吹了灯。奶奶不忍心您这个年轻媳妇受刑，就自己颠着小脚去站在人群中间，奶奶的满头花发，在黑丛林一样的卑劣极至的手臂中，像一团不明所以的柳絮，漂浮不定。
1962年农历的2月20日，姥爷这个一只手能把染缸抓起来壮劳力，这个整天干活都不知道什么是累的大力士，瘦的只剩下一张褐红色瘦皮包着伶仃的骨，看得清骨头的凹凸与硬度。他忧伤无奈的九妮儿，握着这双没有一丝肉的手，送他上路了。此时家里的面缸已经底朝天了多时，院子里一棵榆树的皮也被剥得净光，仅有的几个玉米芯子煮熟，每人吃了一点之后，才有力气办丧事，姥爷随身的褥子兜着他，他的身体已经很轻，放在门板上，被有气无力的舅舅们抬着出了村。
5个月后，7月21日，我的姥姥，曾给村里那户孤寡老人送黄面窝窝的善良老人，曾经在坊间销蚀生命汁液的一个母亲，曾经用破麻袋装着麦秆当被子取暖的村妇，也和自己的妈妈一样，空瘪着肚子，带着饿得像纸一样薄的胃，在一个日头发黄的清早，离开了她的九妮儿。
这一年，妈妈您30岁，没了双亲。
两位老人走了，劳作终于耗尽了他们最后的一丝丝气力，他们一辈子也没有住上富裕人家的那种“楼瓦雪片”式的好房子。妈妈，您觉得这是自己家的不幸，是自己的命苦。1958年，这几个字，完全像是牢牢烙在您心口伤疤结成的痂，任凭怎样都不忍去一次次揭开，其实，这几个字同样像一柄烧红的烙铁，烙在了成千上万中国人的心上。
那是充满希望的春天，那是让人绝望的春天；我们面前无所不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妈妈，您并不在意它被描述成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您只是希望在自己的小村，安静地过上一衣一被、一食一蔬的温暖，只是梦想着亲人们不再遭受饥饿的摧残，远离批斗的惊恐，只是能够爱得上自己的生命，一生仅此而已！
春日的好时光在我们眼前缓慢地流失，出村的时候，舅舅送我，我搀着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他的胳膊那么轻那么瘦，像极了您曾经的虚弱。经过那个叫福妞的家门口时，舅舅淡淡地说：她前年已经走了。我的眼睛去看那个有梧桐树掩映的农家小院，正午的阳光透亮地照着。妈妈，往事已经显得若有若无，路边不知是谁家的俏媳妇，领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好看娃娃，娃娃的笑声叮叮当当四处飞散。
妈妈，这是您的村，它千百年来如约盛开的这个艳丽春天，和春光下那份安宁圆满的生活，曾经是您精神世界的神圣图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