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在正常情况下，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的关系是相容的、不矛盾的。但是，二者与国际收支平衡目标有时却是冲突的、矛盾的。在实现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一方面，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将导致国民收入和支出能力的增加，通常会增加对进口商品和劳务的需求，使得贸易收支状况恶化；另一方面，扩张性财政政策将产生通货膨胀压力，使总体价格水平趋于上升，通常会导致本国商品和劳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下降，造成国际收支不平衡。与上述情况相反，如果政府采取改善本国工业的劳动力技能、提高资本的生产能力、稳定价格水平、刺激出口等的财政政策，则对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会有很大好处。同时，鼓励外商在本国投资以及限制本国投资者在海外投资的财政政策，也会有助于解决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倘若由于其他因素造成国际收支不平衡或国内经济衰退，用于校正这种不平衡经济状态的财政政策，常常必须在这两种目标中作合理的选择。
一般讲，实现稳定和发展目标的财政手段主要有：首先，以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大体平衡作为经济稳定的目标。也就是说，以社会的总量平衡为准，而不仅仅着眼于财政平衡。因为，社会总供求保持了平衡，物价水平就基本稳定，经济增长也会适度，那么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也不难实现。所以，运用财政手段来促进经济的稳定，必须首先考虑调节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其次，在保证总供求平衡的手段中财政政策是最重要的。财政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相机抉择”的。比如，在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时，财政可以减少支出或增加税收，或两者并举，目的是压缩需求总量；反之，在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财政可以增加支出或减少税收，或两者并举，目的是扩大需求总量。第三，通过投资、补贴和税收政策等多方面安排，如加快农业、能源、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等公共设施的发展，消除经济增长中的薄弱环节，保证产业结构的平衡和协调。第四，解决好增长与发展的关系，保证非生产的纯社会公共需要。例如，适当提高文教、卫生支出的增长速度，保证这些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合理比例，同时完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使增长与发展的关系趋于合理，相互协调，避免“有增长无发展”或“没有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等现象。第五，解决好短期和长期政策之间的关系。尽管在短期经济稳定政策和长期经济增长政策之间一般存在着积极的相互关系，但是，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有时也存在矛盾。这种关系在许多情况下要考虑多种因素，加以权衡，做出合理抉择。换言之，不同的稳定政策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其原因是政府所采取的财政政策对投资决策可能有着不同的影响。比如，以加速折旧和投资税收抵免为措施的鼓励性政策，可能会更多地吸引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率有提高作用。而政府在国防方面的支出增加，在某种意义上讲，对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作用并不大。
三、效率与公平
上述财政职能中的矛盾与协调，最终归结为效率与公平的冲突与权衡。这也是财政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任何经济活动最终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财政活动实际上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如何生产出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是物质财富如何在社会各成员之间恰当、公平地进行分配。从这个意义出发，对经济活动的评价有两个基本准则，一是效率准则，二是公平准则。任何财政活动的评价必须同时用这两把尺子去衡量，缺一不可。
（一）财政与效率
1.效率的概念
我国对效率概念的表达，一般采用“经济效益”的概念，认为是在一定的物质技术条件下，人们以最少的劳动耗费，取得最大的劳动成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指的是再生产过程中投入与产出在价值量上的对比关系。再具体点说，就是以最低限度的资金占用去获得最大限度的税收和利润。经济效益的概念是建立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的。这一概念是一个客观主义的概念，认为社会再生产过程是一个客观的物质性活动过程，人在这一过程中的投入和产出都只能是物质性的，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及其各种表现形态也只能是客观性的，并由客观的市场活动决定着价值或价格的形成。在我国目前情况下，绝大部分资金是国家或集体的，效益的提高并不直接与个人收入和福利相联系，尽管效益的提高使个人在分配之后可能得到更多的收入和福利，但这只是间接影响，直接的表现仍是社会拥有的纯收入的增多。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对经济效益的评价仅局限在生产和交换领域，范围相对来说较窄。
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对效率概念的表达，采用的是“帕累托效率”概念。所谓帕累托效率，指的是在给定的要素价格下，要素投入的重新配置已不再能够增大经济总产量，或在给定的收入初次分配的状况下，不可能通过将最终产品在每个个人之间进行再分配，来达到使某个个人或某些人过得更好，却又不使任何其他人过得更坏的结果。此时经济资源处于最佳配置状态，经济运行于其生产可能曲线上，效率也达到了最大化。帕累托效率的概念是建立在边际效用价值论基础上的。这一概念是一个主观主义的概念，它是以个人的主观价值为尺度的，即不是直接以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产品量和劳务量，而是以人们对这些产生物在占有和消费时所享受到的主观满足程度为标准。在帕累托概念中尽管也提到资源和要素的投入问题，但它不是从与产出在数量上的对比关系的角度，而是从投入对产出结果发生影响的角度提出的。这样，效率的提高可能是资源配置变动或增加的结果，也可能仅是对已产出的最终产品消费加以改变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对效率的评价是以人们生活变好还是变差为标准的。
2.财政与效率的关系
财政与效率的关系，就是财政收支状况和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经济效益的相互作用关系。
过去我国财政在对待效率问题上采用计划调节的做法，既有适应于当时产品经济的合理的一面，又有否定市场活动在提高经济效益上的作用的不合理的一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客观上要求我国财政从适应计划配置社会资源，转变为以市场为主体的配置社会资源方式。
（1）财政在效率问题上转轨的要求。我国经济正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国家财政垄断整个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局面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多种投资主体的自主活动，财政预算在整个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已降到了10%以下，不可能再单靠国家财政直接投资去提高经济效益了。国家财政已从过去对各个行业全方位投资转向了集中对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的投资，从过去重视外延投资转变为更多地注重内涵投资。
（2）要求财政在效率问题上转轨的客观经济条件。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上已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引导和调节作用。目前财政投资尽管仍是对社会资源的计划配置，但是从投资方式来看，已有着财政按市场调节的客观要求来处理效率问题的含义了。今后一段时间，一旦价格体系改革完成，市场运行进入正常状态，将要求我国财政进一步减少以直接计划分配和调剂社会资源的做法，更多地转到以间接调控来保证市场更好地发挥提高效率的作用。
（3）财政要通过市场提高效率。长期以来，我国财政也谈经济效益，但实际上的财政工作重点是围绕着促进产值增加而进行的。也就是说，我国财政在速度与效率的问题上，实际上是更偏重速度。效率的提高不能仅仅依靠法令、政策、行政命令来完成，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存在诸多问题。经济效益既然是一种价值上的对比关系，而价值又必须通过市场才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效益与市场机制密切相关，它离不开市场。因此，我国财政工作要促进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从根本上看，也要注意市场的调节作用。
（4）用市场机制调节影响经济效益的因素。影响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如劳动力、资金、生产资料等，应主要由市场机制加以调节。例如，过去我国在提高经济效益问题上存在着过分压低个人消费的倾向，目前则又出现了个人消费基金增长过快而导致经济效益过度下降的问题。这两方面的问题也有赖于市场予以调节。因为，一旦形成了真正的劳动力市场，过分压低或抬高劳动者收入水平的做法都将被市场力量所否定。这就有可能保证我国经济效益的提高有一个正常合理的前提。
（二）财政与公平
1.公平的概念
公平是与分配相联系的概念，关键是分配的依据是什么。我国财政理论认为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生产成果的分配，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是公平分配实现的前提。在私有制社会，要消除因剥削引起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不公，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消灭私有制，而不能靠政府财政直接介入收入、财富再分配的办法来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导地位，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劳动权利，对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原则，即以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与另一种形式的等量劳动的交换。尽管个人收入存在差异。但不可能出现差别悬殊的结果，而且这些劳动收入的差异不是剥削造成的，因而是允许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也就没有必要通过财政再分配去改变社会已有的财富和收入的分布状态了。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与我国的认识不同，其财政学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效率经由市场，公平通过政府”，指出政府收支与社会公平间的重要关系。西方国家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多为间接手段，但对公平问题的干预则采用直接手段，即直接通过税收和政府支出进行国民收入、财富和社会福利的再分配，以实现其社会公平目标。他们认为，之所以存在着不平等状态，可以从劳动收入和财产收入两方面来看。从劳动收入来看，人们之间存在着劳动能力、劳动强度以及不同职业等差异，这决定了人们在收入上的不平等。但是，财产收入引起的不平等程度远比劳动所得引起的不平等严重得多。这两种收入的差距逐渐拉大着社会成员相互间在各自的财富份额占有上的差距，反过来，财富产生的收益又进一步加大收入差距和加剧财富的两极分化速度。西方财政学重点研究的是，如何通过政府的作用和干预，如何通过税收和转移性支付，去尽可能地使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分布符合社会所期望的标准，形成尽可能合理的分布状态。
2.财政与公平的关系
“公平通过政府”在我国也是适用的。过去的统一工资制度虽有一定的问题，但毕竟在长时间内实行着，使社会不公平的劳动收入问题一直没有明朗化。改革开放以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私有制被承认为公有制的补充，这就将中外私人资本在我国迅速发展和资产收益差距问题提到了日程上。同时，对过去分配上平均主义的纠正和允许甚至提倡适当拉开劳动收入的差距，也为收入拉开差距作了理论准备。股票证券收益、大额存款的利息以及私人企业的红利，都表明了财产收益真实地作为收入的一种合法形式的存在。社会各阶层的贫富差距拉开了，我国的社会公平问题也日益尖锐起来。这种现实的存在，使政府绕开财政、试图不依靠自身财政收支而以其他形式处理公平问题的作法行不通了。我国的财政今后也要认真地研究处理社会分配公平的问题了。
我国财政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目前和今后采取的做法是：a.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防止个人收入之间出现过大差距。b.通过征收财产税对社会财富的分布加以干预。c.通过征收遗产税和赠与税对社会财富分布进一步加以干预。将上述几个方面的收入用于社会福利支出，直接增大和改善社会贫困阶层的福利状况，防止特殊贫困现象的发生。这样就可以利用财政大规模地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收入、财富和社会福利的再分配活动，以实现政府的社会公平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