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竭力避免自己卷入人与人之间的纷争，也害怕卷入那种旋涡。常子与我不过是一夜露水情缘。她并不属于我。我是不可能为此感觉可惜的，只不过吃了一惊而已。
常子就在我的面前承受着堀木粗暴的亲吻。我有些同情她的遭遇，这样一来，被堀木玷污过的常子或许就不得不与我分手了吧，更何况我本就无意挽留。啊，一切到此为止了。我对常子的不幸遭遇略感惊愕，随即又如同流水般老老实实地放弃了挣扎。我来回瞅着堀木与常子的脸，禁不住嗤笑起来。
然而，我实在没有想到，事态竟出乎意料地进一步恶化了。
“算了吧！”堀木歪着嘴巴道，“我竟然沦落到这步田地，连这么寒酸的女人也……”
他没有再说下去，苦笑着交叉双臂抱在胸前，肆无忌惮地盯着常子。
“给我酒，我身上没钱。”我小声对常子说道。真想喝个烂醉。以世俗的眼光来看，常子的确是个不值得醉汉亲近、寒酸又贫穷的女人。我感到自己像是遭受了意外的雷击一样，不停地喝了一杯又一杯，一直喝到烂醉如泥，坐在常子面前，与她悲哀地相视而笑。我觉得堀木说得真对，她不过是个疲惫不堪又贫穷寒酸的女人，与此同时，一种同病相怜的亲近感油然而生（我至今依然认为：贫富之间的矛盾尽管陈腐，却是戏剧里永恒的主题）。我忽然觉得常子是那么可爱，生平第一次觉察自己对她萌发了一种虽然微弱却积极主动的恋慕之心。然后我吐了，完全不省人事。喝酒并醉得如此失态，这还是头一次。
醒来后，我看见常子就坐在枕头边。原来我已经睡在了本所木匠家二楼的房间里。
“你当时说‘钱一用完，缘分就断’，我还以为你是开玩笑的。莫非你是真心这么觉得？那你不要再来酒馆不就得了？我跟你说，要断绝缘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以后我挣钱给你用，好不好？”
“不，那不行。”
然后她也躺下了。黎明时分，从她口中第一次迸出了“死”这个字儿，她似乎早已被世间种种消磨得心力交瘁。而我只要一想到自己对人世的恐惧和烦忧，还有金钱、地下活动、女人、学业，等等，就感觉简直没法活下去，于是不假思索地赞同了她的提议。
不过那时我尚未真正做好“去死”的心理准备，身心某处隐藏着类似“这不过是场游戏”的想法。
那天上午，我和她在浅草区漫无目的地游荡，之后走进了一家咖啡馆，喝了点牛奶。
“账你先结了吧。”
我站起身，从袖口里掏出钱包，打开一看，里面只有三个铜板。我立刻被一种比羞耻更为凄惨的情绪攫获。那一刻，脑海里闪过的是仙游馆荒凉的房间，那里只剩下一套学生制服和被褥，再也没有其他东西可以送进当铺典当。除此之外，我的所有家当就是此刻穿戴在身的格纹和服和斗篷了。这便是我的现实。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真的已经走投无路了。
见我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她也站了起来，瞅了瞅我的钱包道：“哎，就这么点钱？”
这么一句无心之言，却再次带着强烈的痛楚直抵骨髓。这是我第一次因自己恋慕之人所说的话而感觉痛苦。不，这不是“就这么点”的问题，三个铜板说到底算不上什么钱，它是一种耻辱，一种我从未品尝过的奇妙的屈辱，一种没脸再活下去的屈辱。归根结底，也许那时的我尚未彻底摆脱有钱人家的少爷的自尊心吧。不过，就在那个瞬间，我对死有了切实的体悟，并发自内心地决定去死。
那天夜里，我俩一块儿跳进了镰仓的大海。那女人喃喃自语着“这腰带还是从店里的朋友那儿借来的”，随即解下来叠放在岩石上。我也脱下了斗篷，放在同样的地方，然后双双纵身跃入了大海。
女人溺水身亡，而我却得救了。
或许因为我是个高中生，再加上父亲的名字多少有些新闻效应，镰仓殉情事件被当作一起重大事故登载在报纸上。
我被送去了海滨医院，一个亲戚专程从老家赶来，为我收拾烂摊子，还说远在故乡的父亲和家人都勃然大怒，有可能就此与我断绝父子关系，然后他就回去了。不过，比起这些破事，死去的常子更令人念念不忘，我时常忍不住潸然泪下。因为在迄今为止交往的所有女人当中，我只喜欢那个贫穷寒酸的常子。
房东的女儿给我寄来了一封长信，里面有她写的五十首短歌。开头清一色是莫名其妙的“为我活着吧”这样的句子。护士们笑着来到我的病房里，神情开怀，有的护士总要紧紧握过我的手后，才肯转身离去。
在这所医院，我的左肺被检查出有毛病。对我来说，这可真是再好不过的事了。不久，我被警察以“协助自杀罪”为由带去了警察署。在那里，他们将我当成病人一样对待，并安排我住进了特别隔离室。
深夜，在隔离室旁边的值班室内，一个值夜班的老警察悄悄拉开两个房间之间的那扇门。
“喂，”他招呼我道，“很冷吧？到这边来烤烤火。”
我装作无精打采地走进值班室，坐在椅子上烤起火来。
“果然还是舍不得那个死去的女人，对吧？”
“嗯。”我故意用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道。
“这就是所谓的人之常情吧。”
接着，他渐渐摆开架势：“最初和那女人搞上关系是在哪儿？”
俨然一副法官的口吻，装腔作势地问道。
他将我当成一个孩子，语气轻蔑，为了打发这个漫长的秋夜，刻意摆出审讯主任的姿态，企图从我身上套出一些猥亵的谈资。我很快便觉察出这一点，拼命忍着笑。尽管我也知道，对于他的这种“非正式审讯”，我有权利拒绝回答所有问题，不过为了给这漫长的秋夜增光添彩，我表面上装出一副极有诚意的样子，仿佛一点都不怀疑他就是真正的审讯主任，而刑罚的轻重取决于他的意愿。接下来，我进行了一番措辞恰当的“陈述”，以满足他那颗色眯眯的好奇心。
“嗯，这样一来，我也基本上明白了。如果你肯照实回答，我们这边自然会从轻处理的。”
“非常感谢，还请您多多关照。”
真可谓出神入化的演技啊，但是对我而言，它不过是一场毫无益处的卖力表演。
天亮后，我被署长叫了过去。这一次是正式审讯。
我打开门，刚走进署长室，便听到署长说：“哟，真是个美男子啊。这也怪不得你。要怪只怪你母亲，给你生了一张这么好看的脸。”
这是一个皮肤黝黑、看上去像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署长。突然听他这么一说，我不禁为自己感觉可悲，仿佛半边脸上都长满了红斑，是个丑陋的残疾人。
一如柔道或剑道选手那样，这位署长的审讯方式也同样干脆爽快，与那个老警察在深夜进行的隐秘难缠又极尽好色的审讯相比，真可谓云泥之别。审讯结束后，署长一边整理需要送去检察局的文件，一边说道：“你得好好爱惜身体啊。这样可不行，你看你都咳血了吧？”
那天早晨，不知为何我咳嗽得很厉害。每次咳嗽，我都用手帕掩住嘴，然后手帕上就像是降了一片红色的雪珠。其实那些并不是从喉咙里咳出来的血，而是昨天夜里，我挤破耳朵下面的小脓包时流出来的血。我突然意识到，不挑明真相或许对我更为有利，于是垂下眸子，乖巧地应了一声：“是的。”
署长填写完资料后道：“至于是否起诉，得由检察官来决定。不过，你最好用电报或电话通知一下你的担保人，让他到横滨检察局来一趟。总该找得到人吧，你的担保人或监护人之类的。”
我想起来了，有个人经常出入父亲在东京的那栋别墅，名叫涩田，是个书画古董商，和我们是同乡，常常拍我父亲的马屁，四十岁了依然单身，长得又矮又胖，是我在学校的担保人。因为这个男人的脸，尤其是眼睛，与比目鱼十分相似，所以父亲总是叫他“比目鱼”，后来我也习惯跟着这么叫。
我借来警察的电话簿，查到了比目鱼家的电话号码，给他拨了过去，并在电话里拜托他到横滨检察局来一趟。没想到比目鱼翻脸比翻书还快，说起话来也傲慢无礼，不过最终还是答应过来一趟。
“喂，那个电话筒还是赶快拿去消一下毒比较好。没看见他都咳血了吗？”
当我再次回到特别隔离室，刚在椅子上坐下来，就听见署长大声吩咐自己的部下给电话筒消毒。
下午，我和一个年轻警察一起，乘坐电车前往横滨。他们用细麻绳绑住我的胳膊，虽然准许我用斗篷把胳膊遮起来，那位年轻的警察却牢牢握着麻绳的另一端。
不过，我并没有感觉丝毫不安，倒是对警察署的特别隔离室和那个老警察依依不舍。唉，我这是怎么了？明明都被当成犯人绑了起来，我竟会感觉如释重负，甚至心平气和，即便在书写的此刻，回想起当时的情形，我也觉得无比怡然自得。
但是，在那段时期所有值得怀念的遭遇里，唯有一桩悲惨的旧事让我冷汗直冒，终生难忘。我在检察局一间阴暗的屋子里接受了检察官简单的审讯。检察官大约四十岁，看起来性情稳重、坦荡磊落（如果说我还算长得漂亮的话，那无疑是一种淫邪之美，但这个检察官的脸是那种英气勃勃的美，流露出一种聪慧沉静的气质），所以我情不自禁地放松了警惕，神情恍惚地叙述着。突然，我又咳嗽起来，赶紧从袖口里掏出手帕，蓦地瞥见了那些血迹。那个瞬间，我脑海里闪过一个浅薄的念头，说不定这咳嗽能像之前那样起到什么作用，于是咳了两声之后，干脆再煞有介事地假咳几下，顺便用手帕捂住嘴，悄悄睨了检察官一眼。
“你是真的在咳嗽吗？”
他连微笑都那么安静，我却看得冷汗直冒，不，即便现在回想起来，依旧紧张得手足无措。初中时，当被那个笨蛋竹一在背后说我是“故意的，故意的”时，我就像被一脚踹进了地狱里，可这次的失败远远超过那一次，而且这么说绝对不是我在夸张，总之那件事和这件事，象征着我这一生演技上的两次惨败。我有时甚至觉得：与其遭受检察官那种沉静无声的侮辱，还不如被判十年有期徒刑。
最终，我被判处缓期起诉，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满心悲凉地坐在检察局休息室的长凳上，等着担保人比目鱼来领我出去。
透过背后高高的窗户，能够望见布满晚霞的艳红天空，一群海鸥正排成“女”字形扑扇着翅膀飞走了。
一
竹一的两个预言，应验了一个，落空了一个。“肯定会被女人迷恋”这个并不怎么光彩的预言化作了现实，而“肯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家”这一祝福性的预言却归为泡影。
我不过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蹩脚漫画家，定期给粗鄙的三流杂志供稿。
由于镰仓殉情事件，我遭到了学校的开除处分，不得不借宿在比目鱼家二楼的一间三铺席[11]大小的屋子，过着日日重复的生活。每个月家里寄来数额极少的一笔钱，并且不是直接寄给我，而是悄悄寄到比目鱼那里（而且这好像是老家的哥哥们瞒着父亲偷偷寄的）。除此之外，我便被迫和老家那边断绝了一切联系。而比目鱼总是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哪怕我讨好地冲着他笑，他也根本不笑。我不禁感觉有些讶异，不，不如说是滑稽，人怎么可以如此轻易地变得面目全非呢？比目鱼与从前简直判若两人，并且反复对我絮叨着一句话：“不许出去。总之，请你不要出去。”
看来，比目鱼认为我依然有自杀倾向，换言之，他老觉得我还会追随女人再度跳进大海，为此严厉禁止我外出。这样一来，我既不能喝酒，也不能抽烟，只是从早到晚龟缩在二楼那间三铺席大小的房间里，坐在被炉[12]里翻翻旧杂志，像个傻瓜一样消磨时日，甚至连自杀的意念也丧失殆尽。
比目鱼家位于大久保医专附近，尽管招牌上堂而皇之地写着“书画古董商”“青龙园”等字样，其实不过是这栋房子里两户人家中的一户。而且，店铺的门面也十分狭窄，店内落满了灰尘，堆放着很多既没用又不值钱的杂物（听说本来比目鱼就不是靠着店里的这些不值钱的杂物在做生意，而是钻营着别的行当，比如将某个所谓老板的珍藏品的所有权出让给另一个所谓的老板，以便从中牟利）。他几乎从不在店铺里待着，基本上每天清早都板着脸孔，急匆匆地出门，只留下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计看店。他是负责看守我的人，闲着的时候，会跑到外面和邻近的小孩们一起玩投球游戏，俨然把我这个二楼上的“白食客”看作傻瓜或疯子，甚至会像大人一样逼我听他说教。而我又有个不愿与人争执的性子，通常对他摆出一副疲倦至极或五体投地的表情，然后老老实实地侧耳倾听，从不争辩。这个小伙计是涩田的私生子，不过其中好像有些难以言喻的内幕，故而涩田并没有同他以父子相称。而且，涩田一直单身未娶，听说与这件事也不无关系。我记得过去也从家人那里听到过一些相关的传闻，但因我向来对别人的闲事没有多少兴趣，所以个中详情并不大清楚。不过，那个小伙计的目光总是莫名地让人联想起鱼眼睛，所以我觉得他或许真的是比目鱼的私生子……可假若果真如此，那他俩还真是一对可怜的父子。夜深人静之时，他俩时常瞒着睡在二楼的我，点了外卖的荞麦面一声不响地吃着。
在比目鱼家里，一直都是这个小伙计负责做饭。我这个二楼的“白食客”的一日三餐，通常由小伙计盛在托盘里送上来。而比目鱼和小伙计则在楼下四张半铺席大小的潮湿阴暗的屋子里，一边把碗碟鼓捣得哐当作响，一边风卷残云般地用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