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已走过了83个春秋，回顾83年的历程，是一部曲折前进的历史。因为党自成立以来，虽然遇到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并曾有过三次生死悠关的大转折；但无论在何种困难的情况下，党总是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依靠党自身的力量克服重重险阻，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证明了一个历史的结论：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者，是中国历史的选择和发展的必然。
第一节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近代
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
一、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曾经创造了举世无双的辉煌，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近代中国却一度沦落，成为西方列强任意欺凌的对象。
1840年，一场因罪恶的鸦片贸易而引发的战争被强加在了中华民族的头上。发动战争的一方是当时代表世界进步力量的西方资产阶级，目的是为了维护因鸦片贸易而获得的利益；被迫应战的一方则是正处于没落阶段的封建地主阶级，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江山社稷。这离奇的对决双方正如马克思所说：“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的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战争的结果是迫使清政府签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中国社会的演变自此而开始。
中国的大门被大炮轰开后，西方列强接踵而至。之后，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和八国联军入侵（1900～1901）等无数次侵略战争，近代中国社会终于从一个独立的封建大国演变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使中国人民身受着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对象，反帝反封即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同时也成为一个历史的衡量标准：谁能够完成这一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谁就能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最高点，成为中国人民的领导者。
二、近代中国人民的救亡图存斗争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地主阶级的先进分子、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曾先后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领导中国的救亡图存斗争。
林则徐和魏源是“睁眼向洋看世界”的地主阶级先进分子的杰出代表，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之后，地主阶级的先进分子们又发动了一场以求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以图挽救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但在西方列强入侵的步步深入下，最终未能扭转清政府下滑的颓势。
1851年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这场持续14年，并建立了一个与清王朝对峙的农民政权的农民起义，最终也未能完成中国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任务，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以失败而告结束。
地主阶级先进分子和农民阶级的相继失败，历史把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推到了政治前台，赋予其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重任。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中国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运动，但最终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以其悲壮的失败说明：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用暴力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但因反帝反封的不彻底而葬送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地主阶级先进分子、农民阶级、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革命派，由于缺乏先进的革命思想作指导，缺乏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政党作领导，因而看不清近代中国社会的国情和基本矛盾，也就看不清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对象，更提不出反帝反封这一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所以无法承担起革命的领导重任。历史呼唤着一个新的阶级及其政党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承担起领导反帝反封民主革命胜利的历史重任。
三、中国共产党的产生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在社会基础、阶级基础、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都已具备之下的必然结果。
如上所述，近代中国的演变，诸多阶级和政党领导民主革命斗争的失败，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继续深化，历史对新的阶级及其政党的呼唤，这些，都奠定了中国共产党能应运而生并能登上政治舞台的社会基础。
一个政党的产生需要其所代表的阶级队伍的形成，这是任何一个政党产生必备的阶级基础。中国无产阶级早在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之前就产生了，并随着近代中国工业的发展而不断成长壮大。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已由一个自发的阶级成长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在政治觉悟上已日趋成熟，这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马列主义是全世界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同样离不开这一先进思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在与各种思想的论战斗争中，马列主义得以广泛的传播，并为人们所接受，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思想基础也由此而奠定。
革命的理论与革命的阶级相结合才能产生革命的政党，促成二者结合需要一种媒介，这就是先进的知识分子。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了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中一部分后来逐步转变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就是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成长，具备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干部基础。
社会基础、阶级基础、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的具备，使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成为水到渠成。而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产生并非偶然，也非人为的强加，乃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192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纲领。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反帝反封的政党，这合符近代中国国情、顺应近代中国历史、体现中华民族愿望的革命纲领的提出，预示着一个有别于农民阶级、资产阶级的新型政党诞生了，它将承担并完成历史所赋予的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重任。
第二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纪元，自此，中国革命进入到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中，党经受住了来自党内外的严峻考验，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向历史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圆满的答卷。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失败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领导和开展工农运动。残酷的斗争现实，特别是1923年“二七大罢工”的失败，使党认识到仅靠一党的力量是无法完成民主革命重任的，必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此时的孙中山也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帮助下，总结几十年斗争的经验教训，决定走“以俄为师”的新型革命道路。他邀请共产党人帮助和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并在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议，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
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和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在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和巩固的基础上，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帮助下，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并进展顺利。但在革命的大好形势下，幼年的中国共产党面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打击和排斥，犯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给了国民党右派可乘之机。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同年七月，汪精卫也在武汉实施分共，国民革命遂告失败。
二、土地革命的兴起和革命新道路的开辟
国民革命失败后，国民党通过宁汉合流和东北易帜，最终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建立起了一个国民党新军阀政权。这个政权的内政外交表明：这是一个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国民党新军阀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民主革命的首要对象。
国民党新军阀政权建立后，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并在全国范围内捕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革命遭受重大挫折而处于低潮。但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而是“从地上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1927年8月1日，党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党领导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上，又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之后，到1930年止，党共在全国领导发动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白色起义、左右江起义、平江起义等大小共200多次起义。但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加上党因“左”倾盲动主义急性病的错误而使党未能正确认识当时的形势和恰当地规定斗争的任务，致使所有的起义均遭失败。
盲目起义所遭受的新的失败，使党开始冷静地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1928年6～7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认真总结了国民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正确认识了1927年后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及革命的形势，批评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制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斗争纲领。之后，党即深入农村领导开展了土地革命斗争，相继建立了井冈山等大小几十块根据地，并于1930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从国民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一次生死悠关的大转折。土地革命的开展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已成功地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这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
从1930年6月到1935年1月，党内先后出现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使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红军被迫撤出苏区，开始长征。1935年1月，党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成功地实现了转危为安的第二次大转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压力下，东北军撤回关内，东北沦陷。1933年至1935年，日本又不断在华北挑起事端，策动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使民族危机加深，民族矛盾加剧。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的考验。
三、第二次国共合作与全民族抗战
1936年12月12日，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情的推动下，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内战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之后，国共两党即开始了第二次合作的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