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种夏收冰瓜甜，苦于农具难下田。
若闲耕除与吾借，愿收瓜时散尔钱。
童立把之前的工作辞掉后，一直待在家里。
他把从专校到工作，所有他能想起来赚钱的办法从脑子里面一条一条过了一遍，把这些都罗列出来之后。
童立一次次从脑子里面模拟那些赚钱的场景，看看现在这些法子还能不能派上用处。当然童立能记起这些钱从哪里来的，不是他脑子好使，而是他有记账的习惯。
从上学到现在，他大约攒了5万块钱。童立看着眼前的钱，又看了看眼前列出的一条条赚钱的方法，他总感觉哪里不对。他好像弄明白了什么，但是让他说出来，他又说不清楚；他靠的是什么发家致富，他也不清楚，只知道在那个时候、那个地点、这样的东西就能赚钱。他可能只知道怎么赚钱，却不知道什么是钱？
他总觉得自己的方法太低端了，赚来的钱也只是小打小闹，浪费的时间成本太多。他这些方法也只是靠吹牛皮，把东西说的天花乱坠、无所不能来夸大实用价值。但童立心里明白，这种方式就只是一次性的，而且风险高，名誉的消耗也很大。
人往往就是这样，当你发现一件之前让你很满意而且很合理的事情，不再适合你时，你就会感到迷茫。这种迷茫不是因为你懂得太多，而是你碰到了“天花板”，你想到“楼上”看看，但那“天花板”让你意识到自己是在楼下这一事实。没有人会愚蠢的“用头去撞天花板”来得到上升的机会。但是往往我们都是愚蠢的人，我们只知道要突破“天花板”，却从来没想过“去找梯子”。童立现在其实也不明白，他需要的是思维，而不是方法和技巧。
但人，只有在头破血流的把天花板顶了个大洞，爬到楼上才能够明白：原来通往楼上的台阶就在眼前。
童立好久没有出过家门了，虽然他的父母从来不抱怨他不去找工作，但是别人看了也会说闲话。童立的心里同样也不是滋味，觉得自己天天在家里这样呆着也不是个办法。但是他也不想出去找工作，总觉得使不上劲儿。
梁鸿昌和安亚娜也很担心童立，怕他这样会出事，就想让童立出来散散心。但童立此刻哪都不想去，他只想待在家里，把自己能想到的赚钱方法全都想出来、全都记下来。童立每天都在想象着，每一条赚钱计划实施后的种种可能和意外。但他每次想的都把自己弄到死胡同里去，这可能就是童立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别人想东西都是往好的方向想，认为自己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可童立从小的成长环境就让他明白，但凡能成事的都不是自己能力的问题。
他知道，一个人一辈子能赚多少钱都是天注定的，要不然童立他爸混了社会这么久，做了那么多生意，早就应该成功了。可是他爸现在还只是个小老板，童立的爸爸在童立很小的时候就对童立说过，小财靠勤，中财靠德，大财靠命。可童立不知道这三个“财”之间是不是独立的，又或者说是不是要前面的“财”作为后面“财”的铺垫，才能达到后面这个“财”，而后面这个“财”的阶级的判断又是如何的呢？童立就不得而知了。
童立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他不知道自己应该现在就去拼命干活？还是先给自己找好定位，找好方向再去努力？他想着想着，心烦意乱，但为了省钱烟都不抽了。他觉得在家里呆够了，于是穿了大衣出门去了。
冬天的Ferrum市静悄悄，可能是因为雪下的很多很松软，都把声音吸了去；也有可能是Ferrum市的人不喜欢在冬天弄得满身是雪，回到家里都是水，于是出门的人也就少了大街上。除了刚从公司下班回家和店里的工作人员外，整个城市的冬夜让人心安，的确很难让人生气。童立踩在没有破坏过的雪路上留下自己一个个脚印，时不时抬头看看远方，偶尔会看到一家三口从外面饭馆回家；也会看到情侣在路灯下卿卿我我。
童立这时才想到自己最真切的问题，如果当初我没有这些想法，和他们一样老老实实去上班，去上那个大家都在争的那个“好工作”、“好岗位”，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呢？我会为房贷忙碌吗？我会为住房公积金的名额而勾心斗角吗？我会因为女朋友家天价彩礼而放弃结婚吗？或许我会享受“这场比赛”吗？
童立这时候想起，商业街一直流传的那个童话故事。
在商业街刚刚建成没多久，当地的法律与治安还不是很让人放心，就会有恶霸鱼肉乡里。有一天，这群恶霸跑到商业街的广场，告诉这里的店家，想要平平安安在这里做生意就得交“份子钱”。而第1个人交的只需要50块钱，第2个人需要交100块钱，第3个人需要交200块钱……以此类推。商家们听到这个消息后聚在一起都拒绝向恶霸交钱，他们团结一致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等到恶霸要钱的那天他们都不交钱，恶霸二话没说便直接揍了其中一个商家。
于是有一个商家看到这一幕，马上跳出来交了50块钱，其他商家见状，纷纷抢着交钱，生怕自己排在后面交的最多。这些商家交完之后还会互相攀比，炫耀自己排在第几个，交的多少钱，看谁交的钱少。可是他们都忘了自己是在向恶霸交钱呀！并且他们更不知道当初把他们聚在一起的那个商家，就是第一个交钱的人，而这个人早就和恶霸们串通好压榨乡里的钱财。
童立还在想这个故事的时候，听见对面有人叫他，他抬头一看，原来是梁鸿昌。梁鸿昌下班之后去超市买了些年货，因为快过年了，同时梁鸿昌的单位发了张超市的购物卡，于是正好省了梁鸿昌买年货的钱。
梁鸿昌见童立出门了，还是挺替童立开心的，他还是希望能够看到那个不着调的童立、那一肚子点子的童立。梁鸿昌跑到童立身边，一把抱住童立说：“哥们儿，想通了啦？没什么大不了的，有兄弟在。虽然咱没什么钱，但能帮的还是会帮忙的，吃了吗？走！请你下馆子。”说着梁鸿昌就把童立拉到旁边的饭店。
梁鸿昌清楚童立这个人，就童立算吃吐了，只要不花他童立的钱，他童立还能吃。
等吃的差不多的时候，童立说道：“兄弟，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你说，咱商业街的那个童话故事说的什么意思呢？你怎么理解的？”梁鸿昌笑着说：“额，难道是告诉我们后人不要搞实体经济吗？”童立没有说什么，喝了口酒对梁鸿昌说，“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接着说。”
梁鸿昌见童立很少这么严肃，便放下筷子，想了想，说道：“那我就舞文弄墨了，你也别说我在你面前炫耀卖弄，也就只是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梁鸿昌点了根烟，接着说：“真正的思想是产生于精英阶层，而这些阶层的本质是手里都有‘硬家伙’。
什么是‘硬家伙’？
能让你害怕的东西都可以是‘硬家伙’。
而这些人所传播的思想总会以各种方式不经意间流传到各个阶级，而底层的人民对这种思想会进行自我理解与分析，但其实这就是‘曲解’。这就会形成‘歪理’，但这种‘歪理’会成为他们共同的精神信仰，而这个群体的特征就是所有个体的精神都高度统一。
这就是为什么在恶霸来的时候，他们都能够团结一致。然而，恶霸这样的人物手里就有‘硬家伙’，恶霸所传播的思想就是压迫与剥削。而商人们曲解了，他们本可以只交50块钱，但他们中出了个叛徒。之所以要交这50块钱，是因为所有的运营方式下，我们只是在意效率和收获，很少会考虑到这种意外情况，而这50块钱，只要是所有人一起交还得是匿名交，这样这份意外就可以降到最低。
恶霸如果想要因此而打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些钱都是他们自己交的，但是恶霸不知道是谁交的，如果都打一遍，商家们都不开门了，都不做生意了，那你觉得恶霸还能剥削谁呢？但这个叛徒出现了，就是他们的‘领袖’。他们不会对群体的思想产生质疑，他们极度保守，因此所有不接受这一切的人都会被他们当做敌人。
这也就很好解释，为什么最后大家都争着交钱，并且可以假设，在这种情况下，当有人不交钱的时候，他会被当作大家所有人的敌人，而这个敌人早已经不是恶霸，而这个时候恶霸就成为他们的新的精神领袖。多数就是善，少数就是恶。”
童立听完后若有所思，从梁鸿昌的烟盒里拿出一根烟点了起来，说道：“所以说到底挣的不是钱，而是一个噱头喽？一个能够让大家没有思考的余地的方法，一个让大家们争着去上钩的一个方法。”
梁鸿昌点了点头说，“可以这么理解。”童立接着说，“但是这个噱头要高度统一，统一各个行业不同人群的必要思想。一旦这个思想遭到质疑，接受噱头的人自己就会站起来抨击这种不同的声音，根本不需要制造噱头的人进行维护。
嗯，对了。现在所有人都想要钱，可钱从哪里来呢？
所有人都想要的是技能，而不是思维想要的钱，而不是钱的思维；所有人都想一夜暴富，没有人愿意慢慢成长；所有人都想被人夸赞时尚潮流，但这只是资本的圈套。
因为普罗大众的原始环境决定了他们必须要这么做，因为这是一代一代先辈的活法，这种活法不能跳出圈层之内，但能够让你安稳。但这种安稳不是从普罗大众的思想中产生的，而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就算是普通家的孩子爬了上去，看到的也只是鲜花与掌声，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些鲜花和掌声来自哪里？”
童立突然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了，贱兮兮地对梁鸿昌一笑，抓起了他的烟和打火机跑了出去。梁鸿昌看见童立“正常”了起来，摇头笑了笑。
童立算是明白了，老百姓吃的是什么亏？吃的就是文化的亏呀！而这个文化，学校是不会教的，因为它“不安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