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所在的生产队有男、女社员三、四十人参加劳动，称为“出工”或“出集体工”。生产队每隔三、五天要召开一次全体社员会议，对每个社员在这几天内所干的农活评工记分。方式是个人自己报告，全体社员共同评议，把最后确定的工分记在工分簿上，年终按工分进行分配。生产队要选出一个记工分的人，这个人叫记工员。可以是队干部兼任，也可以是有文化的社员担任。但这个人必须是办事认真，头脑清白，公正诚实的。我们生产队的记工员先是何鳌生，后来他去世了，就推选黄华光担任。当时黄华光是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是个办事老实，公道正派的人。
评工记分的会议一律是晚上进行。晚饭后，大家听到队长的吆喝，都集中到生产队的队屋里开会。如果是夏天夜晚，就在晒谷坪上开会。大家自备凳子，拿着蒲扇，抽烟的带上旱烟袋，集中到一起，会议就算开始了。记工员挨个叫社员的名字。被叫到名字的社员自己汇报这几天来所做的农活，然后大家评工记分。评工分有定额和计日两种。所谓定额，如挑一担粪二分工，挑五担就是十分工。这个定额是生产队开会集体定好了的，并且一经定下来多年不变。所谓计日，就是按做农活的天数记工分。一般做一天记十分工。但是，生产队大部分农活都是有定额标准的。如收割早稻每100斤谷计十分工，挖红薯每80斤计十分工（包括割红薯藤），摘油茶籽每60斤计十分工等等。按定额标准记工分，往往能够鼓励社员的生产劳动积极性。
评工计分，是当时一种比较公平、公正的劳动计酬方法。劳动了一年，每到年底，记工员要把全队每个社员的总工分张榜公开。社员可以去核对。生产队将全年的粮食和其他收入总量，折算为人民币，然后根据上级的政策确定一个分配原则，如人六劳四，或人劳过半。人是指全队总人口数，劳是指全队劳动总工分。我们生产队最高的一年，每十分工分得6角1分钱，最低的一年，每十分工分得2角9分钱。我们生产队地处市郊，这个收入还是算很高的。据说当时我们益阳县有的生产队，每十分工只分得8分钱。对于同在生产队出工的人来说，评工记分算得上是公正、公平的事情，但对我来说却未见得。那时候，我农忙时在生产队出工，农闲时经队长同意可以去市里作泥工，干些建筑房屋之类的活。那时作泥工活，一般一个工有一元三角到一元八角钱。我每天交八角钱给生产队，记十分工。如果被大队叫去做事，每天只给十分工的证明，我拿着证明交生产队，生产队也给我记十分工。这样一来，我一年挣的工分常常不到4000分。而在生产队出工的妻子国秀挣的工分比我还多。我的总工分数不及生产队最高工分者的一半。国秀就埋怨我，说我当不得人家一只手。我想了想，跟国秀解释说：“我在外面做手艺，虽然工分少一点，但我交了生产队上的，自己手里总还剩得几个油盐钱交给你呢。”国秀听我如此说，看了我一眼：“就只有你会算数。”我说：“我说的这些还是次要的呢，还有更重要的是，我在外头学习了建筑技术，说不定总有一天会有好处的。”当时也有的社员对我说：“你交钱记工分，一半的钱都分不回来，是不是有点吃亏了？”我只是笑一笑，不言语。心里想，做泥工是父亲传给我的看家本领，不能随便丢掉的。持家之道，良田万顷，不如日进分文。我有一技在身，不管世道如何变化，总不愁衣穿饭吃的。所以，只要队长允许，我仍然外去干建筑活，照样交钱计工分。
5.抗旱
大概是1970年的初秋，刚插完晚稻不久，天气酷热，久不下雨，村上的小水库已经没有水了，有好些稻田已经龟裂开来。
公社曾桂秋社长来到了我们大队部，开会组织抗旱大事。大队长臧国范等人提出一个“堵江抗旱”的大胆方案，并请求曾社长出面做工作，要求沿途的益阳县农科所和邻近的卫东大队给予配合。曾社长听说，觉得这还有点“战天斗地”的胆量，一拍桌子，方案就定下来，一场“堵江抗旱”的战斗也就打响了。
我们大队是一个长条形的自然村落，从村头到村尾大约有七、八里路程，村中央有一条小溪，溪水长期不断地流入三里桥边的兰溪小河，再注入资江。这次“堵江抗旱”战斗，就是在资江上筑一段拦河坝，把资江水拦住，使江水倒流入三里桥边的兰溪小河，然后再用多台抽水机，把江水沿着村中央的小溪一段一段地抽上来，再灌溉到农田里去。这样的办法，只有大跃进时代战天斗地的人才想得出来。
我受生产队的派遣，参加了由大队长臧国范组成的抗旱小组，组员还有李先桂、桂师傅等六七人。
堵住资江水的堤坝，是市里有关部门帮助完成的。当时的《湖南报》还曾经刊发报道，表扬了我们农民战天斗地的精神。我们大队的社员在通往三里桥集镇的小溪上筑起了7座土坝，我们抗旱小组的任务，是用抽水机把资江水一级级地抽上各级土坝，再将土坝里的积水用水车或自流灌溉到农田。全程引水距离约有10华里。
第一道土坝设在三里桥集镇附近，因为那里有工厂，所以使用电动机抽水。我们使用的抗旱机具，大部分是从邻近工厂等单位借来的，水泵和马达都不配套，所以每安装一个抽水点都要反复调试，要花上至少一个晚上的时间。第一站的马达安装在一块很厚的木板上。试机时，不知怎么回事，水泵不出水。大队长在一旁急得要死，忙叫桂师傅检查。桂师傅上、下全看了，电源都正常，找不出原因。我在旁边看着，突然记起初中物理书上讲过的“电动机原理”。电动机的接线有“星形”与“角形”两种形式。我想是不是这电动机的接线可变换一下呢？看到大队长与桂师傅等人焦急万分的样子，我壮着胆子对大队长说：我来试一下。大队长同意了。我拿起工具，拆开马达的接线盒，把盒内的两根接线互换了一下，又重新盖上了接线盒，再把闸刀开关推上去。哇！一股白花花的水柱从水管里喷涌出来。大队长和桂师傅等人一齐欢呼起来。第一站抽水工作完成了。大队长指定我守这个点上，24小时值班，又问我：“么子时节晓得搞马达的？”我告诉他是中学书本上学的。他点头称赞：“你肚子里有点墨水。”
第一站的抽水马达不停地响了一天一晚，抽出来的水还没有达到第二站。全程共建了7个站，除一个站由县农科所支援外，其余六个站都由我们大队抗旱小组安装。不过，后面的要等前面的把水送上来了才有用武之地，否则就是真正的“干”着急。
按照大队长的指示，我就这样没日没夜地在第一站傻守了20多天。吃饭到附近工厂食堂里，那是大队去联系好了的，并且是免费的。白天闲得无聊，找来一些残缺不全的书看，打发时光，晚上睡在用稻草席子临时搭起来的棚子里，任凭马达轰鸣，我把一块塑料布往地上一铺就憨然入睡。
整个“堵江抗旱”的战斗，坚持了近一个月，但我们大队还有三、四个生产队的农田没有喝上资江水。这时候老天爷下雨了。整个“人定胜天”、“堵江抗旱”的战斗也就偃旗息鼓了。
6.桂师傅
桂木匠名叫陈桂香，人们都称他“桂师傅”，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连大队干部也是叫他“桂师傅”。
桂木匠中等个子，头发稀少，前额上有几道很深的皱纹，见人总是先打招呼。我曾经有好多次尝试抢先向他打招呼，但成功抢先的机会很少。桂师傅在大跃进的时候学过木匠，所以大家又称他为“跃进木匠”。桂师傅虽然不是从小拜师学艺，但他很爱钻研，能从事各类木工活，还自学电工，安装维修有线广播等技术。他家出身好，为人处事也热情，因此大队上有什么技术上的活，总是让他来做。他的家住在大海塘村的最上头，距大队部路程远，后来他就索性住在大队部。大队领导让他负责有线广播室的管理。他的报酬是由大队开证明到生产队去记工分。
我和桂师傅的交往是从修建大队会议室工程开始的。
我们大队有12个生产队，生产队干部加上大队企业领导和大队干部，开全体会议有100人左右。但从解放起，一直没有一个这样大的房子能容这么多人在一起聚会。因而原来开会都是在村里的学校。那时候，政治运动多，经常要开会学习。到了上世纪70年代，大队兴办的企业有了些资金积累，就决定新建一个大的会议室。
大队长臧国范找桂师傅商量建会议室的事，决定抽调各生产队的泥匠、木匠来完成这个工程。桂师傅提议泥工由我领头，要求大队长让他和我共同负责修建这个房子。大队长同意了他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