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边界社区3
1.浙江村人”认为：越是小本的生意，越要在大地方做，因为那里老乡多，“就跟火车站人挤人一样，不用你自己用力，抬着你就走了。”而有了一定的资本，到小地方做，资本的利用率反而高。
并不是人们先决定了要扩散流动，去组织新的核心系。而是，大家几乎形成了这样的习惯意识：一
个核心系不能维持太长的时间。人们随时都在准备组织新的合作关系。在有了新的合作意向之后，人们根据这个合作关系的优势，选择新的流入地以求发展。
那么为什么不把一个核心系长期维持下去呢？这是人们的经验总结，如果同一组亲友关系和生意关系长期重合，很容易“难为情（尴尬）。亲友关系和生意关系的重合的最大好处，是省去了事先的关系界定和制度安排的麻烦。模糊化的关系使合作很容易启动。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内部不能形成一定的结构，很容易出现两方面的摩擦。
（一）他们经常强调的“意见观点不一致”。其实观点不一致并不重要，人和人的合作中总是充满不一致的，重要的是，这种模糊的关系是不分你我，内部没有结构，没有办法解決这不一致。（二）没有彼此监督的能力和制度。只要有一方稍微不自觉，或者稍微多疑一点合作马上陷人僵局。在这个时候，作为亲友的合作者又很难有动力把彼此的关系重新加以界定。最好的办法就是客气地分手。如果不终止，整个“系”的关系都要受到威胁。
促进扩散流动的这一原因，也是“浙江村”内成规模企业的姗姗来迟的原因之一。人们常常认为，中国的小企业难以迅速发展，是因为中国人只信任自己的人，而不欢迎专业的管理者。瑞丁（ Redding，1990）认为中国人不愿意用外来人，是由于中国长期没有保护财产权利的法律制度，使得人们只用自己信得过的人，抵抗外来的对财产的掠夺。但是靠内部人的合作，为什么又不能发展出大的企业呢？从“浙江村”来看，关键不是信任谁不信任谁的问题而是难以把信任落实为有效率的运作方式。基于亲友关系的生意关求“平等”，不允许产生明显的管理结构。
在“浙江村”和“流动经营网络”形成的中早期，资本的积累主要不用于生产和经营规模的扩大，而用于网络的不断扩展，通过高流通效率来弥补生产规模偏小的不足。我们可以把扩散流动看是对企业组织的一种替代。其后果是，单个的大企业为数甚少，是全社区的整体发展得到促进。
引自为什么扩散
2.国家的政策调整促进了市场的开放，使得“浙江村”能进军正规商场，因此促进了流动网络的形成。但网络的形成使得人们在不与体制发生交往，甚至使一些人不与流入地社会发生多少交往的情况下，照样能生活、能赚钱，国家的管理政策失去了有效依托。“浙江村”这就开始了它的“独立”和“扩展”的双轨共进的发展路子。 Massey（1987，1988）提出，当一个迁移网络建立起来之后，它会反过来维持和促进迁移行为，使迁移行为逐渐独立于外部的经济社会因素，形成自主性的结构。在“浙江村”的案例里，这个“自主性”又意味着对体制的冲击。
引自“不宜久留”
3.交往的增多并不必然导致“融合”；但是不融合也不一定对交往造成障碍。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更清楚地理解“浙江村”为什么是开放的，但是自成社区的形态又长期存在。
引自联手：出租和引厂进店之争
4.一个当地干部曾对我说：“温州的改革是走在全国、走在中央前面的。但中央的改革政策使温州自己的改革变得合法了，理直气壮了。”
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用“传统的恢复”来概括“浙江村人”的“史前史”的经历和“哥伦布”的故事。从现象上看，温州在历史上有流动的传统，但过去主要是去上海跑单帮、跑码头；而姚信安、刘泽波所跑的这些地方完全是靠他们闯出来的新路。他们是在利用传统关系作为“底子”，但并不是在因循某一个传统。与其说是“恢复”，毋宁说是“创造”。
正因为这个道理，“文革”成为温州人流动经历中的一个分水岭。“文革”的混乱使他们能比过去更好地“逃避”、摆脱国家的全面管制。居于国家之外而编织自己的网络，成为“浙江村”发展的基础。
改革，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少数精英分子在前面开路，后面大众跟上”的模式。在正式的体制改革开始之前，我们看到在基层社会经积蓄了很大的改革势能。正式体制上的调整又激发出新的变革要求。
引自摆地摊—游击战
5.序一让他们看到饱满的自己
1.如果我们把理论理解为劝说读者的工具，细节对我来说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理论。我希望通过充分的细节来说服读者：自下而上的社会变化是可能的，由此形成的社会自主性是应该被允许甚至得到鼓励的。
细节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理论，但是各个细节都是有“道理”的，即细节展示人们怎么行动、什么行动导致什么结果的逻辑。
2.重读历史细节让我意识到，新式精英的草根性的减弱，不能理解为劣绅对良绅的取代，更不是现代对传统的更替，而是因为“浙江村”的自主性被破坏了。由于自主性的破坏，体制有了更大的控制能力，但是并不因此有更强的社会吸纳能力。
3.旨在讲道理的细节使他们看到自己行动的意义。他们看到自己不仅仅是生意人、是被驱逐者，而且是和主流社会的对话者。
4.底层书写可能符合知识分子的口味，但不是群众自己想看的。要让群众看到饱满的自己，我们需要直面他们的经验和忧虑，需要解释这些经验和忧虑从哪里来，需要亮出他们的坚韧、顽强、智慧和希望。
5.这里记载的诸多细节，显示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多种可能。那么，为什么一种可能性最后抑制了其他的可能？今天是否还存在多种可能？我当初为什么会形成那种期望，今天又应该如何理解这个期望的落空？
6.索引是邀请读者进入文本，或者在读完之后从另一个角度体会细节的一扇后门。读“目录”像在远处看房子，你看见房子有几层、占地多大、大概是怎么搭建的。索引则通过关键词，展示了书里涵盖的具体话题，比如社会网络、地方政府行为等。这些主题往往是散布在各章节中的，同时，同一段落中又可能包含不同的主题。索引把镶嵌在民族志细节中的多个主题勾勒出来。索引也是把一座房子和其他房子联结在一起的过道。索引选的关键词，是我认为知识界及公众关注的话题，比如乡镇企业、国有企业改革、土地关系等等。书里不一定对它们展开专题分析，但是提供了独特的素材。索引可以帮助关注这些话题的读者查找相关的细节，看到本书和其他文献的联系。如果说目录展示了一株树如何自成一体，索引则让我们从一棵树里看到一片林。
序二正规化的纠结：北京“浙江村”和中国社会二十年来的变化
1.中国大陆社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变化让人有难以名状的感觉。我们一方面觉得这些变化是正常的、合乎逻辑的（比如市场原则越来越普遍），但是冷不丁就遇上了原来想不到的种种怪象（比如医疗制度改革使得看病更贵更难）。所谓怪象，不仅是因为这些现象不合理、在意料之外，而且我们难以以惯有的思路对它们加以解释。怪象的不合理是明摆着的，但我们又觉得似乎别无选择。历史沿着看似合理的路径走进了错误的房间。现在我们似乎不知道该期望什么、怎么期望，甚至不敢期望。难怪“纠结”成为21世纪初使用频率最高的新词之一。
2.我在1992年到1998年间花六年时间调查“浙江村”，认为它用实践有力地驳斥了当时中国精英主义的改革思路，特别是强调自上而下的理性设计和“中国人素质太差，改革不易”等论调。我当年的预期是，像“浙江村”这样的“新社会空间”将逐步正规化，成为推进城市社会前进的持续动力。
3.我们看到的一体化，并不是“浙江村人”和城市社会的整合，而是他们作为商品房房主和私立教育的消费者与城市市场的交易。同时，当地的区、乡政府比以前拥有了更大的行政干预和资源汲取的权力，“浙江村”则完全失去“倒逼”政策变革的能力。
4.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类认证、审批在程序上越来越透明，但是行政权力也越来越大、越来越绕不开。政府和国企重新成为大学毕业生的择业首选。社会结构上的失衡，是和日常生活在形式上的有序，和街道的整洁、坐车的方便同时发生的，甚至是通过后者而得以实现并掩盖其内在矛盾的。
5.老乡带老乡找工作的非正规就业，和劳务派遣公司经营下的非正规就业，有质上的不同。前者意味着没有福利保护的就业，后者则意味着对剥削的正当化、制度化。
6.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政府允许农民流动，但是不允许在城市定居。城乡分割有所松动，但是流动人口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被分割，即流动人口可以自由地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但是他们的社会权益，比如医疗和子女教育等，需要回到农村才能实现（当然是非常有限的）。流动人口在城里只是劳动力，回家才是社会人。不提供任何社会保护的劳动力市场成为价值攫取的主要渠道。在这个阶段，“浙江村”用最直接的方式反分割，即抱团造出自己的一个社区来，把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自己办幼儿园、诊所等）一体化，形成“社区—产业型”的进城模式。这是“浙江村”为什么具有特别强的社会自主性、难以被打散的重要原因。
7.“浙江村”的纵向式发展也体现在社会关系上。精英和精英之间的关系，远比精英和群众的关系重要。从平铺到垂直，意味着原来“同去同去”社会关系的瓦解，同时资产和正式权力的重要性的上升。
8.体制的复杂，对体制外的“浙江村人”却意味着诸多缝隙。
9.2008年国家投入四万亿后，货币流通性过剩而造成的各类资产（包括矿产、土地、字画古董等；“浙江村”里也有人在近年开始收集字画）价格在2014年之前迅速上升。“浙江村”内的投机和泡沫完全是“正规”经济的一部分。
资产经营和投机刺激了金融活动。在1995年以前的“浙江村”，大家都在债务关系里面，但是其债务是表现为代销关系的实物债务，基本上没有独立的金融活动。2010年以后“浙江村”内出现金融“担保公司”。通过以自己的存款为抵押向同一银行贷款，转借给第三方，收取高额利息，担保公司就成了“正规”的高利贷组织。
10.“浙江村”企业的扩大也有一个偶然因素。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央政府加大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北京郊区包括“浙江村”所在地的不少小型国有企业破产。这些国企靠向“浙江村”加工户出租厂房来支付职工的基本收入。由于这种出租行为有利于国企改革和社会稳定，政府没有阻止。这样，在土地资产化的背景下企业不仅可以获得生产用地，而且还是以相当优惠的条件获得这一紧缺资源。
11.以前工人和老板同吃同住同劳动，形成某种模拟家庭关系，老板对工人的剥削和老师对自身及家庭成员的自我剥削是混合在一起的。而现在的关系是纯粹的现时劳务交换，只有剥削，没有自我剥削。
不受任何保护的廉价劳动力是企业利润的关键来源和其正规化的重要基础。
12.光环和传统的招安、册封等吸纳手段有很大区别。招安、册封是要以点带面，通过册封一个非正式头领而归化一批人。而光环是大人物个人和权力体系之间的接合点，不会因此带一批人（比如大人物的“系”）进入体制。戴了党员光环的大人物也不能制度化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从而他们和传统中国社会的士绅也很不一样。
大人物身上的从草根威望到体制光环的变化，也意味着现在人们怎么赚钱、怎么做人，和怎么获得正式的认可，各自的原则是分离的甚至是矛盾的。劳动和财富之间的距离、威信和权力之间的距离、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和意识形态宣传之间的距离，似乎越拉越大。一个人可以在不做好人的前提下过上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有时候甚至必须不做好人才有体面和尊严。这可以理解为经济上的“分割—攫取”在思想意识领域的影响。
13.“浙江村”正规化的最大受益者是占有土地的政府和各类公司化了的基层政权。他们受益，靠的不是对资产的掠夺，而是靠那些创造了价值的人的社会主体性的消解。一代“浙江村人”的劳动和经营沉淀为巨大的土地级差地租，而“浙江村人”却不能以一个主体身份要求分享这一价值。正规化既是对非正规实践在名义上的否定，又是对它在事实上的侵占。
面对社会空间，政府要谈判、妥协、学会共存；处理物理空间的手段则简单明了：拆、迁、卖。
14.行政力量动用市场手段，不是把行政体系市场化了，也不是政府在追求最大利润，而是要通过利益手段维持、深化现有的权力关系。
15.在理论上，正规化的趋势应该引发正规化的对策，即他们应该以完整的公民或者阶级的身份参与社会运动。如果20世纪80年代是靠拉关系、走后门解决问题，今天应该靠正式谈判、法律合同甚至结社建党。但是这样的正规化策略是否现实？另一方面，“浙江村”给我最大的启示是，社会自主性和能动性一定要靠具体的社会关系来落实，比如老乡亲戚关系，“系”与“系”之间的重叠，大院老板对普通工商户的代表关系等等。当这样的实实在在而非正规的社会关系瓦解后，不管我们用什么概念来给他们定位——是市民、公民、阶级，或者团体——社会行动可能都没有基础，社会的自我保护和抵制能力就会丧失。但是，非正规社会关系是否还有自发发展的空间？我们最后可能要二者并重，两条腿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