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朱丹接了母亲无数个无用的电话，唯一拒绝的，是一次可以避免自己死亡的报信。当时她走在回娘家的路上，午时的阳光使楼面清晰闪亮，没有风、燕子和蝉鸣，就像走进一座使人心慌的死城。她的母亲正疯疯癫癫地跟着趿拉板儿，迎面走来。猛然望见时，母亲已转进侧巷。她停住冲到嘴边的呼喊，何苦多此一举。
她碰见的第二人是社员饭店老板，他蹲在桥边剥鸡。饭店有十几年历史，入夜后，他常和老婆将泔水倒进护城河。这是个软弱又容易激动的胖子，看了眼朱丹，朱丹并不看他。但走过去几米，她还是骂：“断子绝孙的。”
“什么？”
“断子绝孙。”
“又不是我一个人倒，都倒。”
“有种你就再倒。”
“倒就倒。”
老板端起大红塑料盆将混杂鸡毛的水泼向护城河，后又将烂菜根逐颗扔下去。而她早已走到家门口。十年来每次见面，她都诅咒，他也必有所还击，一直没有报应。按照他说的，自己是有垃圾往河里倒，没有垃圾创造垃圾也要往里倒。
河内早已只剩一条凝滞的细流，河床的泥沼长满草（草上长毛），飘出一股夹杂粪便、泔水、卫生巾、死动物甚至死婴的剧臭。有一任县委书记曾开大会，说这是城市的眼睛、母亲河，修复治理刻不容缓，朱丹当时很激动，但只需进入实地测算，工程便告破产。它牵扯到一点五个亿。
十年前，朱家在河边筑屋是因它占据八个乡镇农民进城的要道。将建成时，母亲与来自福建的建筑工发生争吵，因为通往阁楼的楼梯修得又窄又陡。“有什么用呢？”母亲说，“这部分钱我不可能付，你们觉得划不来，就拆了它。”包工头争辩不过，草草完工，一天后拿着砌刀说：“你要活得过今年我跟你姓。”当时站在面前的是朱丹的父亲，他一脸愕然。
父亲是和善的人，和善使他主动给包工头的儿子取名，也使他无法阻止妻子不义的行为。除夕将近，好像是为了等女儿结过婚，也像是为了兑现自己身为一个男人对福建人的愧疚，他在郊外长河留下鱼篓、钓具和没抽完的香烟，消失于人间。
婚礼燃放鞭炮所留的火药味尚未散尽，新的鞭炮又点起来，客人们再度涌入，收拾、打理、吃饭、喝酒，像成群的企鹅挤来挤去。朱丹仰面朝天，放声大哭，几度要窒息过去，妇女们拿出手帕，不时擦拭她脸上汩汩而下的泪水。当她们散尽，她还在无休止地哭，就像哭是一张保护伞，或者是一件值得反复贪恋的事。
因为父亲过世，已为人妻的朱丹每天中午回娘家吃饭，以陪护母亲。也可以说是母亲让她履行这个义务。她和哥哥朱卫很小便受母亲控制，“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母亲总是说，当然还会补上，“我还不是为你们好。”
这种控制结出两种果实：
朱卫醉生梦死，而朱丹胆战心惊。
朱卫知道什么都不做也会受到母亲保护，索性让她全做了。高二他辍学，被揪着去交警大队当临时工，几年后转事业编。母亲买下婚房，让他和自己一直暗恋的电影院售票员结婚。他只负责长肉，年纪轻轻，便像面包发起来，回家后总是瘫在沙发上，说：“又说我，有什么好说的，要不你别管了。”而朱丹知道做什么都不会让母亲满意，生活中又总是充满这样那样的事情，大到是否入党，小到买青菜白菜，她都感到惶恐。有时不得不作出选择，她便捂着藏着，试图让自己相信母亲没有察觉。
“人总是要结婚的，我留意那小伙子半年了。”一天，母亲说。这是已决定的事，母亲却还是装着与她商量。果然，在她略表迟疑后，母亲大声呵斥：“你知道吗，替他说媒拉纤的一大堆，你算个什么东西！”后来母亲带她去城关派出所所长家，那里坐着一位皮肤白净的年轻人，在镇政府上班，父亲是县委政法委副书记。
大人们离开后，他一直低着头搓手。朱丹说：“我认得你。”
“怎么认得？”
“就是认得。”
出门后，朱丹听到派出所所长小声问对方：“怎么样？”
“我没有什么意见，就看人家怎么想。”
不久他们订婚，试穿婚纱时，朱丹少有地展露出那种女人对自己的喜爱，在镜前来回转圈。“怎么样？”母亲问。她忽然低头流泪。
“不满意？”
“不。”
“那为什么出眼泪？”
“可能是高兴得出了眼泪。”朱丹露出难看的笑。母亲后来侦测几次，确信女儿是满意的。但临办婚宴时风云突变，朱丹呆滞了，这就像一团阴影笼罩在两家人心上。婚后数月，亲家母忍受不下，杀上门来，说：“我知道你是强女人，但今天这事不能不说，丹丹有问题。”
“她能有什么问题？”
“不肯行房。”
母亲大声说不可能，心下却全然败了。“说是亲家去了，丹丹难过，我们理解，但也不能难过这么久；说是嫌弃我们家晓鹏，我们也不怕嫌弃。这事我不说出去，但总是这样，我看还是早些了断的好。”亲家母说。母亲想起自家两代女人的悲哀，怕是冷淡也会遗传——在嫁给好人朱庆模后，他们一年统共行不超过三次房，都是又求又告的，最初一次她推来推去，差点将他阳根折断。
朱丹回来时，母亲说：“女人都要做这事情的，这是女人的命。”
“我知道。”
“忍一忍就过去了。”
后来与亲家母说话，母亲知道女儿每次行房后都会呕吐，有一次还呕在床上。亲家母虽然没再说什么，母亲却是羞惭不堪。她又是吓又是劝，与女儿一起研究《新婚必读》，吃肉苁蓉、胎盘，效果并不明显。母亲走投无路，找了个信人求告，却不知这信人听时满脸焦灼，传闲话倒眉飞色舞。不一会儿，一座县城都知道此事。朱丹丈夫陈晓鹏受不住眼光，跟一个农校实习生好上，证据确凿，情节恶劣，朱丹和母亲却不敢闹，倒是那女孩子来到朱家门前叫阵。母亲走下去连抽她三耳光，被推倒在地。母亲便打电话叫派出所所长将女学生带走，关够二十四小时。
事实证明，母亲当初替朱丹选这个丈夫是对的。虽然从无一夜得到欢乐，也总是被教唆离婚，他终究还是像绅士一样护住婚姻。逢年过节，他一手提着很多礼物，一手拉着朱丹，来到朱家。他跟朱家去祭祖，很多事情办着也是向里的。在社会上，他和和气气，人们见多鼻孔朝天的人，见到他这样又有面子又不傲的，总是格外亲热。母亲第一眼看上他时就觉得儿子朱卫不争气，现在看着仍充满慈爱。母亲感恩于他顾大局。
朱丹产子后，母亲松下气来。一个身高一米五七、体重八十斤的人，几乎是刨空身体，为陈家生下一个六斤三两的儿子，怎么也说得过去吧？亲家母要的本来就是香火而不是做爱，现在得到了，家庭便从风雨飘摇进入平衡，甚至比本来就恩爱的家庭还要平衡。她们达成默契，只要陈晓鹏不带女人回家，怎么都好。她们可以围绕新生儿分配好角色和任务：
妈妈、外婆、奶奶；
喂奶，换尿布，带他睡觉。
可是，孩儿一过哺乳期，朱丹又呆滞起来。不但呆滞，还加了惊恐。有时坐着坐着，突然中蛊，捂着胸大口喘气，额头出许多汗。“丹丹你怎么了？”朱丹却是站起，抓过包要走。“你去干什么？”母亲问。
“回家。”
“这不是你家吗？”
她猛然站住。
“你这是怎么了？”
“我快要死了。”她焦躁地说，随即又说：“死不了的，你看，只是突然有点不舒服。”
这症状每隔几日来一次，有时一日来几次。母亲盘问不出来，失了眠，便幻听到楼上有男性脚步声，来回走几趟消失了。母亲自恃身正不怕影子斜，摸索上楼，在楼梯口摁亮开关，却是什么也没看见。角落摆放着她和朱庆模结婚时的家具，还有一张四脚床。
“老朱，老朱。”她叫唤数声没人应。
母亲再不敢睡，开大电视，吵了自己一夜，次日便让保姆陪住。当嘴角长胡子的保姆在客厅打起呼噜，她感到从未有过的踏实。以后她带着朱丹去坟前祭祖，庙里烧香，那声响便再未来过，女儿却仍心慌不止。
曾有一次，女儿像是下定决心，自言自语走进厨房。母亲问：“丹丹来做什么？”她又呆傻回去，拼命摇头。
“你来厨房做什么？”
“我不知道。”
“丹丹别怕，有什么事就跟妈妈说。”母亲口气软和起来，朱丹痛苦地看了一眼，落下眼神，“别怕，孩子，你说，说什么我都不怪罪你。”朱丹却是回客厅了。母亲关掉煤气灶，走过去，罕见地捉住女儿的手，说：“你不说怎么能治病救人？我们有病治病，有身体病治身体，有心病治心病。我们妇女都有这样那样的病，又不止你一个。”
“没事，你看孩子都生了。”
“是啊，孩子都生了。这就说明你什么问题都没有。”
“都有下一代了。”
“是啊，那就别想了，越想越想不开。”
母亲也就如此了。后来她去找亲家母，亲家母找来陈晓鹏，说：“以后别出去花心了，成何体统。”母亲说：“也别说晓鹏，就是都是夫妻，夫妻应该有夫妻的照应。”
“晓得的。”
后来陈晓鹏至少在样子上得过去，接送朱丹下班，夜晚也搂她肩膀睡，可后者并无起色。即使是吃阿普唑仑、百忧解，也不见效。
终有一天，母亲带着朱丹去省城看心理医生。那医生说：“深呼吸。”朱丹做了几分钟深呼吸，果然头晕脑涨，立足不稳。
“是不是感觉就要死了？”
“是。”
“怕不怕死？”
“怕。”
“在死之前，你给我做一件事，背着双手，蹲下去，朝前跳一步。”
朱丹有些错愕，母亲说：“让你做你就做。”朱丹背着双手，蹲下去，像青蛙僵硬地朝前跳了一小步，引得医生哈哈大笑。他说：“你觉得一个快死的人还能跳远吗？你见过吗？”母亲跟着笑起来，朱丹看着母亲也笑起来。“什么事都没有。”医生说。
“是啊，一向都是疑神疑鬼的。麻烦医师再开点药。”母亲说。
“开个屁。我跟你说，你女儿的病就是自己暗示自己。身体一不舒服，比如呼吸急促、胸闷——这是多么正常的事啊——就觉得是死亡的征兆，因此惊恐。惊恐得越厉害，她又觉得，要不是快要死了，怎么会如此惊恐？死个屁，死人能跳远吗？”
后来母亲咂摸几天，看见朱丹便恶毒地说：“死个屁。”女儿便低下头。可这也只好了半个月，朱丹有时走着走着，瞧见没人便弓着身子跳一步，次数多了便成强迫症。
此事久了，便由痛苦而厌烦，由厌烦而麻木，慢慢变成生活永恒的一部分。只是到退休那日，睹万物萧条，母亲才忽然意识到女儿比自己老得还要彻底。以前看女儿，觉得今日与昨日并无区别，这一天却像是多年后重访，诧异于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头发已像薄雪盖煤堆，灰白一团。
“你怎么不去染下？”
“染了前边是黑的，发根长出还是白的，更难看。”
你还要活很久。母亲想，开始跟踪女儿。女儿总是目不斜视，像鹅，撇着双手沉闷地走。母亲有些不齿。女儿自打第一次骑车摔倒后便不再骑，现在满街妇女都骑电瓶车，只她走路，搬什么都搬不了，像个文盲。女儿早上从夫家走到单位，中午从单位走到娘家，傍晚从单位走回夫家，既不理会人，也不被人理会。没人知道折磨她的人或事是什么。
由她去吧。有一天母亲意识到这样的跟踪早被察觉，便朝回走。她边走边抹泪，后来索性坐在路边水泥台阶上，看红尘滚滚。这些、那些，去的、来的，欢快的、悲伤的，一百年后都不在了。这样痴愣许久，她见着女儿坐出租车一驰而过。她迟疑片刻，像被什么弹了一下，趔趄着下到马路，拦停一辆出租车。女儿若是出门办事，定会有公车接送。打电话至办公室，果然说是回娘家。方向却是反的。
那辆车出了城，驶过六七公里柏油路，转进村道，穿越一大片油菜花地、竹林和池塘，到达一座唤作二房刘的村庄。放眼望去，村舍鳞次栉比，贴着瓷砖，装铝合金窗，各有三四层，独女儿轻车熟路去的这家只有一层，仍是青砖旧瓦。女儿像是融进黑洞那样走入大门。大概也只五六分钟，她又出来，后边跟着一对老人。女老人矮小，笑着，真诚地看着她，男老人骨瘦如柴，只剩一张黄黑的大脸，眉毛、鼻孔、嘴角紧扣着，正将巨大的左手搭在女老人肩上，努力将右腿拖过门槛。
“爸，妈，不用送了，好好休息吧。”
那女老人便回头说：“死老头，小朱跟你说再见呢。”女儿又走上前，捉住男老人瘫痪的右手，唤了一声爸，细声交代几句，他那原本像一块块废铁焊死的脸忽然开放，露出全身心的笑。“要得，要得。”他说。
中午，母亲坐在餐桌边，看见女儿上得楼来，像上演哑剧那样，换鞋，放包，上卫生间，洗手，择菜，淘米，收拾茶几。她既不问母亲为什么不做饭，也不想知道保姆去哪儿了。她说了多少年的谎，骗了我多久啊。母亲心下闪过一丝恐怖，阴着脸坐着一动不动。女儿后来终于流露出惶恐的眼色。
“把碗放下来。”母亲说。
女儿的身躯明显震动。接着她听到母亲说：“给我。”她惶惑地望着，将茶几上的鸡毛掸子递过去。母亲指着她说：“告诉我，这些年你都干了些什么？”
“没干什么。”
“没有？”
“没有。”
“那你怎么管那中风老头叫爸？”
“我没叫。”
母亲举起掸子劈下，被匆促躲开。“跪下。”女儿便扶着桌沿转圈，像是快要哭了。“跪下，死东西，我叫你跪下呢。”女儿不肯从命，母亲便举着掸子四处追打。此时朱卫恰好归来，说：“打什么，你从小到大就知道打，打得还不够吗？还不嫌丢人吗？”母亲便说：“你问她，问问清楚，她外边是不是有一个野老公？”
“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