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从1520年的春天开始,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河南,这五个地区,被迫迁移的百姓们陆陆续续的来到了,蒙古漠南土默特部的隔离区,先是进行洗澡和消毒,吃打虫药,然后身体检查,有病的给看病,把那些不能医治的人和检查出有传染病的人,单独隔离起来,传染病主要是皮肤病,内在的传染病比如肝炎等病,这里还没有条件检查出来,不光是没有器械,更重要的是没有懂现代的医学,然后就是把那行身体符合要求的,都接种了21世纪的各种疫苗,在隔离期间他们要学习这里的制度和法律,学习是通过电影的形式,用每个地区的语音进行宣讲,还有让他们每天必须刷牙,洗脸,洗脚等日常清洁事宜,他们都穿着类似病号服的衣服,上面有他们的编号和名字以及户籍地等信息,每一次隔离结束,管理员都会挑一些各地的有文化的人,留下帮他们在隔离区工作,这样每当来了新人后,他们交流起来要方便很多,那些没有留下的人就直接送去了,新建立的土默特右旗城和土默特左旗城,带婴儿和孩子的妇女以及15岁以下的孩子,都被分到了哈素海城,因为这里有学校,专门培养小孩和青少年的,这里是白石峰和尤道奇的人才被养中心,白石峰和尤道奇的梦想是用30年的时间培养人才,让这些人才今后能把这里变成超级大农场,目前这里的主要农耕方式还是牛耕田马拉车,距离白石峰和尤道奇的理想实在是太远了。
被迁移来的人,男女比例失衡,年龄有断层。
主要体现为15以下的孩子很多,但是男多女少,这些女孩大多长相很不好,身体也很瘦小。
16岁至34岁的男人极少,不是体弱就是有病的,但是35以上的男人居多。
16岁至34岁之间的女人居多,主要是已婚妇女,已婚的女人占百分之八十的比例。
另有少部分的身体残疾和智力残疾人员。
造成这种原因的就是,那些士绅大户把壮劳力都留下了,而那些壮劳力的家人,他们的父母和妻儿都被送到了漠北草原。
白石峰和尤道奇看到这样的结果,并没有沮丧,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孩子,要8岁至13岁的孩子,只要超过1万人,他们的未来目标就可以实现,把这1万人从小学教到中学,只要有几百人能通过视频教材,自学完中专的课程,他们就能初步实现工业革命,别小看这些,这些孩子将是16世纪的工业体系的奠基人。
这次迁移一直持续到了1520年的冬季来临,大雪封山才结束,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河南,这五个地区,总迁移人口约43万人,女人26万,男人17万,由于年龄断层,成年人只能以15岁以上,和60岁以下来计算。15岁以下的人口9万,15岁以上的成年人口34万。
这些人口的分配,所有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被分到了哈素海城共计14万人,土默特右旗城分排到了10万,土默特左旗城分到了19万,土默特左旗城是煤矿区,这里未来需要建立热电厂和炼钢厂以及铸造厂,机械加工厂等重工业,所以多分了一些人。
1520年,正德十五年,这一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对于白石峰和尤道奇来说,他们得到了实现大农场和大牧场的基石,那就是43万人口。
对于巴尔斯博罗特就有点闹心了,卜赤率领着自己的部族独立了,卜赤自称鞑靼部落可汗,原本巴尔斯博罗特是要去讨伐的,可是两位使者正在组建两座新城和扩建哈素海城,整个土默特部族都在为这三座新城忙得不可开交,巴尔斯博罗特只能以大局为重了。
这一年对大明皇帝朱厚照来说,不是不平凡,而是自己作死的一年,朱厚照虽然躲过了去南下的劫难,但是命运就这么巧合。
正德十五年九月朱厚照在回京的路上,走到了官厅湖,朱厚照见水上风景优美,鱼翔浅底,顿起渔夫之兴,便自驾小船捕鱼玩耍。结果,提网时见鱼多,朱厚照大乐,尽力拖拉,使船体失去平衡,他本人也跌落水中。朱厚照在北京长大,不懂游水,入水后手忙脚乱,一阵乱扑腾,亲侍们虽然把他救起,但水呛入肺,加之惶恐惊悸,身体便每况愈下了。也可能他是受惊之后,加上秋日着凉,引发了肺炎。正德十六年(1521年)正月,朱厚照一行才回到北京。正月十四日,武宗仍旧强撑,在南郊主持大祀礼。行初献礼时,武宗皇帝下拜天地,忽然口吐鲜血,瘫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了。大礼不得不终止。三月,武宗已处于弥留状态,他对司礼监太监说:“朕疾不可为矣。其以朕意达皇太后,天下事重,与阁臣审处之。前事皆由朕误,非汝曹所能预也。”言毕崩驾于豹房,时年三十一岁。
历史就是这么巧合,尤道奇要是知道会是这样,他就会和朱厚照说,今年你范水祸,应远离之,在朱厚照回京传来消息病重时,尤道奇派使者带着药品去给朱厚照,但是内阁大臣杨廷和得知,蒙古使臣是要给皇上打针注射液体时,杨廷和坚决反对给皇帝使用,这么活活的把朱厚照给拖死来了豹房,一场伤寒引发了肺炎,最后还不给皇上用尤道奇送的消炎药,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不过尤道奇总感觉是大臣们故意拖死朱厚照的,也许在官厅湖的失足落水也是精心安排的,要不怎么这么巧合呢?不过这都与尤道奇没有什么关系了,最大的损失是下一任皇帝是不是也那么好忽悠。
正德十六年(1521年)4月20日,明武宗驾崩。由于明武宗没有子嗣,在其弥留之际,首辅杨廷和预料到之后的继承人问题,他援引《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原则,在武宗逝世前五天以皇帝的名义颁布敕令,令朱厚熜缩短为其父服丧时间,并承袭兴王爵位。武宗驾崩后的当天,杨廷和让司礼监请太后懿旨,正式宣布朱厚熜为皇帝继承人。
正德十六年(1521年)4月22日,一个由司礼监、皇室和朝廷代表组成的使团前往安陆,朱厚熜以兴王的身份接见了使团并接受了太后的诏书,在王府接受诸臣行礼,随后同使团前往北京。在朱厚熜及使团到达北京城外的良乡时,双方发生了第一轮冲突。根据杨廷和的安排,要礼部用太子的礼仪迎接朱厚熜,即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但朱厚熜并不接受这种方案,他对其右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8]双方互不妥协,最后由皇太后令群臣上笺劝进,朱厚熜在郊外受笺,从大明门入,随即在奉天殿即位。
正德十六年(1521年)5月27日,朱厚熜正式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嘉靖。即位不久,嘉靖帝与杨廷和、毛澄为首的武宗旧臣们之间关于以谁为嘉靖帝皇考(即宗法意义上的父亲),以及嘉靖帝生父尊号的皇统问题发生了长达三年半的大礼议之争。嘉靖帝不顾朝臣反对,追尊生父为兴献帝后又加封为献皇帝、生母为兴国皇太后,改称明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