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晚唐”一词的产生
宋诗基本上是在学唐的口号中发展的。纵观宋代诗坛，除去少数几个理学家诗人之外，绝大部分诗人都是在唐诗的旗帜下讨生活。那些专意学唐的诗人自不必说，即使是“宋诗”的典型代表江西诗派，虽然也发展了一套自己的诗歌理论，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却仍要以学习杜甫来标榜，将杜甫作为“祖”来供奉江西诗派有“一祖三宗”之说，以杜甫为主，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宗。所以，虽然后人认为唐诗与宋诗是并峙的高峰，但宋人大都不这样认为。宋人对唐诗是相当关注的，这种关注的一个结果是加深了对唐诗特性的认识（江西诗派是反其道而行之以期树立自己的风格，晚唐体诸人则是亦步亦趋以期得到唐诗的精髓，两者同样对唐诗有着深刻的体悟），唐诗分期因此呈现契机。
刘勰早就说过：“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479页。唐代政治的风云变幻自然也影响了唐诗的发展。唐代政治、社会发展呈现出兴起、强盛、衰弱、灭亡的轨迹，而唐诗也表现出阶段性的特点。那么，是不是可以将唐诗的这种阶段性与其政治社会的阶段性相对应呢？在这种思路下，宋人开始了对唐诗进行分期的工作。
大约从欧阳修起，宋人就开始对唐诗不同时期的不同特征进行探讨和总结，到宋末时，宋人对唐诗的认识已相当全面深刻，有关唐诗分期也出现了多种说法，这些认识和说法对后代的唐诗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章讨论的是“晚唐”、“晚唐体”这两个概念的产生、变化以及宋人有关唐诗分期的各种意见，为方便起见，对这三个问题分别进行探讨。
宋初诗风基本上是晚唐五代诗歌风气的延续，方回说：“（宋初）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白体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汉谋；昆体则有杨、刘《西昆集》传世，二宋、张乖崖、钱僖公、丁崖州皆是；晚唐体则九僧最为逼真，寇莱公、鲁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赵清献之父，凡数十家，深涵茂育，气势极盛。”方回《送罗寿可诗序》，《桐江续集》卷三十二。虽然有这么多诗人，但他们多是模仿、复制自己崇拜对象的风格，少有人能跳出门派的窠臼，对唐诗进行总结归纳就更谈不上了。正如宋祁所说：“大抵近世之诗，多师祖前人，不丐奇博于少陵，萧散于摩诘，则肖貌乐天，祖长江而摹许昌也。”宋祁《南阳集序》，赵湘《南阳集》附录，四库本。“祖长江而慕许昌”所指的应当是学习晚唐体的现象，但由于对晚唐体的共性缺乏归纳，对唐诗阶段性认识不够，宋祁只好用长江（贾岛）、许昌（薛能）来指代。而到宋末方回的时候，对于晚唐体及唐诗阶段性的认识已经很成熟，他便能将“祖长江而慕许昌”的现象称为学“晚唐”了，学“晚唐”显然比“祖长江而慕许昌”更为准确。
当然，宋初诗人对唐诗的阶段性缺乏归纳并不说明他们对此就没有觉察，只是因为他们太注意唐代诗人的各领风骚才影响了对唐诗的总体把握。如果这算失误的话，那么这种失误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离唐太近，陷入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境，没有足够的距离来放眼唐代三百年。
不过，对唐代政治史的分期大概已经在宋初出现，证据是作为政治史概念的“唐末”一词已在宋初广泛使用。例如孙光宪的《北梦琐言》云：“唐吴郡陆龟蒙……唐末以左拾遗授之，诏下之日，疾终。”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8页。黄休复说：“唐末，蜀州青城县味江山人唐求，至性纯悫。”黄休复《味江山人》，《茅亭客话》卷三，四库本。王禹偁说：“公讳谥，字某，其先彭城人也，唐末避地，徙家寿春。”王禹偁《冯氏家集序》，《小畜集》卷二十，四库本。 “唐末”一词的意义至少有二：一是它还需要相对的语词（如唐初、初唐、中唐等等）来对应，其语义会指向唐代的其他历史阶段，因而促使表述相应时间段的词语产生，同时促进人们对唐代历史的阶段性认识；二是“唐末”是政治史的时间指称，它有可能被移植到诗歌史中，为人们认识唐代的阶段性诗风以及进行唐诗分期提供一个契机。
宋人真正开始能够以一种从容的心态去审视唐诗是在仁宗朝以后，此时的宋王朝经过近百年的涵养，迎来了自己的鼎盛。强大的国力、繁荣的经济激发了宋人创造自己文化的强烈愿望，范仲淹的《唐异诗序》最能反映这种心情：“五代以还，斯文大剥，悲哀为主，风流不归。皇朝龙兴，颂声来复。大雅君子，当抗心于三代。然九州之广，庠序未振，四始之奥，讲议盖寡。其或不知而作，影响前辈，因人之尚，忘己之实。吟咏性情而不顾其分，风赋比兴而不观其时。故有非穷途而悲，非乱世而怨，华车有寒苦之述，白社为骄奢之语。学步不至，效颦则多。以至靡靡增华，愔愔相滥。仰不主乎规谏，俯不主乎劝戒。抱郑、卫之奏，责夔、旷之赏，游西北之流，望江海之宗者有矣！”范仲淹《范文正公全集》卷六，丛书集成初编本。这篇作于天圣四年（1026）的序文强烈批评了那些“吟咏性情而不顾其分，风赋比兴而不观其时”、“因人之尚，忘己之实”的诗人，对他们“非穷途而悲，非乱世而怨，华车有寒苦之述，白社为骄奢之语”的滑稽行为进行了辛辣嘲讽和严厉批评。特别要强调的是，作者是从政治、经济等时代因素来考察作家作品的，这从“皇朝龙兴，颂声来复。大雅君子，当抗心于三代”这几句可以看出来。可见，在作者的潜意识里，文学是应该和政治发展相对应的。这并不奇怪，中国文学一直就没有和政治因素完全脱离过，而是以一种自发自觉的姿态与其保持密切联系，所谓“治世之音”与“乱世之音”的区别与论述足以说明此点。而对于本文的意义在于，当宋人用这种文学、政治一体化的视野去看待唐代的历史与文学时，便会轻而易举地注意到唐诗发展的阶段性。
从现有的资料看来，宋人对唐诗阶段性的认识始于对晚唐诗歌的品评，《六一诗话》说：
郑谷诗名盛于唐末，号《云台编》欧阳修《六一诗话》，（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1年，第265页。
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同上，第267页。
在前一条里，欧阳修沿用了“唐末”一词，将这个政治性名词与诗歌联系起来。此后，“唐末”一词开始运用于诗歌评论中，如包恢的《书侯体仁存拙稿后》便说：“江左齐梁，竞争一韵一字之奇巧，不出月露风云之形状，至唐末则益多小巧，甚至于近鄙俚。”包恢《弊帚稿略》卷五，四库本。但“唐末”一词的局限在于它指涉的时间太短，唐代三百年的时间，“唐末”只能包括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若是用来对文学史进行分期，则可能因为时间太短而带来不便，这是它不及“晚唐”一词的地方。“唐末”一词的外延要小于“晚唐”一词，“晚唐”可以涵盖“唐末”，“唐末”却不能替代“晚唐”。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的《一鸣集》条为例：“图见《卓行传》，唐末高人胜士也，蜀本但有杂著，无诗。自有诗十卷，别行。诗格尤非晚唐诸子所可望也。”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58页。陈氏之所以介绍司空图的时候用“唐末”一词，而将其诗风进行比较时用“晚唐”一词，便是因为“晚唐”所指涉的时间更为宽泛。例如，现在我们可以说姚合、贾岛是“晚唐”人，但却不能说他们是“唐末”人。另外，“唐末”需要“唐初”、“唐盛”、“唐中”来与之对应，“唐盛”、“唐中”并不符合语言习惯。所以若是从文学史分期的角度来看，“唐末”一词显然是不适合的。
在上引《六一诗话》的第二条中，出现了“唐之晚年”一语，此语比“唐末”一词显然进了一大步，因为“唐之晚年”与“晚唐”一词的指涉基本是同一的，其外延大于“唐末”一词。但这一术语有一个不便，即它过于冗长，不符合精练原则和口语习惯，它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广泛的响应，所以以后还是要有“晚唐”一词出现。就用语变化来说，“晚唐”一词显然是受了“唐之晚年”启发，是在后者的基础上作了精简的结果。也就是说，在从“唐末”到“晚唐”的变化过程中，“唐之晚年”的说法起了一个中介作用。“唐之晚年”这种拟人化的比喻也透露出唐诗分期思想走向成熟，因为有“晚年”，必然也就相应地有“初年”、“中年”等对应。而且，欧阳修还就“唐之晚年”的诗歌风格作了总结，他从特殊到一般，认为“唐之晚年”的诗歌，虽然已经与李杜时期的豪放风格有了很大的不同，但基本上还是值得肯定的，可以用“精意”二字作总括。就晚唐诗作一总体评价，这大概在宋人中还是第一次。前文已经说过，许多诗人都注意到唐诗（特别是晚唐诗）个体风格的差异，但几乎还没有人从总体上来归纳、总结唐诗在各个发展阶段的特性，现在欧阳修在“晚唐”诗风上这样做了，这实际上表明唐诗分期的工作已经开始。
《温公续诗话》系承《六一诗话》之余绪而来，而且在其中使用了“唐之中叶”一词：“唐之中叶，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没不传于世者甚众。”《历代诗话》，第278页。不管司马温公是有意还是无意，“唐之中叶”这一称谓与“唐之晚年”一词看起来总是有所关联，若是将“唐之中叶”与“唐之晚年”结合起来看，则唐代文学的大半已经被纳入了考察范围。
而“晚唐”一词也于此时前后开始出现于宋人笔下，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宋祁似乎是最早用这一词语的人，其作于皇祐二年（1050）的《宋府君墓志铭》》云：“余四世祖在晚唐时以御史中丞失官”宋祁《宋府君墓志铭》，《景文集》，卷六十，四库本。，不过此“晚唐”乃是用于政治史，而用于文学批评的“晚唐”一语在北宋共见有以下12条材料：
余年二十三始读昌黎文，又明年亦读少陵诗矣。……异时更读孟东野、王摩诘、张文昌、李太白等，乃至泛读沈、宋以来至于晚唐诗人集本焉。吕南公《韦苏州集序》，《灌园集》卷七，四库本。
鞠，皮为之，实以毛，蹙踏而戏，晚唐已不同矣。刘攽《中山诗话》，《历代诗话》，第289页。
荆公暮年，诗始有合处。五字最胜，二韵小诗次之，七言诗终有晚唐气味。苏轼《书荆公暮年诗》，《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2554页。
学老杜诗，所谓刻鹘不成反类鹜也。学晚唐诸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黄庭坚《与赵伯充帖》，《山谷老人刀笔》，元刻本。
晚唐五代间，士人作赋用事，亦有甚工者。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五，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87页。
晚唐人士，专以小诗著名，而读者灭裂。同上，卷十四，第83页。
晚唐诸人，议论虽俚浅，然亦有暗合处，但不能守之耳。蔡居厚《蔡宽夫诗话》，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80年，第383页。
晚唐诗格——唐末五代，流俗以诗自鸣者，多好妄立格法。蔡居厚《蔡宽夫诗话》，《宋诗话辑佚》，第410页。
诗家有假对，本非用意。盖造语适到，因以用之。若杜子美……而晚唐诸人，遂立以为格。同上，第400页。
晚唐诗句尚切对，然气韵甚卑。蔡居厚《诗史》，《宋诗话辑佚》，第441页。
晚唐人诗多小巧，无《风》、《骚》气味。同上，第448页。
晚唐诗失之太巧，只务外华而气弱格卑，流为词体耳。吴可《藏海诗话》，《历代诗话续编》，第331页。
《韦苏州序》后署有时间，知是吕南公“熙宁三年（1071），予归自建康，爱而叹焉”之作。《中山诗话》据郭绍虞先生的《宋诗话考》一书考证：“是书之成，亦在熙宁（1068-1077）、元祐（1086-1093）之间。”郭绍虞《宋诗话考》，中华书局，1979年，第8页。故而刘攽提及“晚唐”的时间应该与吕南公接近。苏轼《书荆公暮年诗》肯定作于王安石辞世后，王安石死于元祐元年（1086），因此苏轼提及“晚唐”一语的时间应该晚于吕南公、刘攽二人。黄庭坚的《与赵伯充帖》收入《山谷老人刀笔》，此书按时间先后排列，卷一至卷四收的是“初仕至馆职”之作，《与赵伯充帖》位列卷四，应当是作于黄氏充任馆阁时期；山谷元祐元年（1086）始充馆职，任校书郎，并且直到元祐二年才开始与赵伯充唱和，故二人可能结识于此时；又《山谷老人刀笔》卷五是“丁忧”时期的作品，山谷之母殁于元祐六年（1093）六月初八，故推测《与赵伯充帖》极有可能是作于元祐二年（1088）至元祐六年（1093）之间。沈括《梦溪笔谈》也有两次提到“晚唐”，《梦溪笔谈》是沈括于元祐三年（1088）退居润州梦溪园后所作，故其“晚唐”一说也不会早于吕南公、刘攽。蔡宽夫的主要活动时间在大观（1107）以后，吴可的主要活动时期则在南渡之后。据此，在文学领域最早使用“晚唐”一语的当是吕南公、刘攽二人。
“晚唐”在文学领域的使用，是宋人对唐代诗风整体观照的体现和结果。从苏轼、沈括、蔡居厚、吴可等人的总括性言语可以看出，他们对晚唐诗风的特点已经非常熟悉，而这种熟悉又是建立在对整个唐代诗风总体把握的基础上的。若是没有对唐诗的总体理解，便不可能指出晚唐诗风与唐代其他阶段的差异。分辨前贤是为了学习，而决不仅仅是批评，上述黄山谷的那段话就是证据。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宋人在创造属于自己的“宋诗”过程中曾经作过艰苦的努力。
江西诗派形成后，人们对于唐诗的热情稍稍降温，“晚唐”一词也罕见于当时文人笔下，这种情况一直到陆游、杨万里等人出现才有所改变。永嘉四灵登上诗坛后，晚唐诗风靡一时，所谓“数十年东南之言诗者皆袭唐声”道璨《营玉涧诗集序》，《柳塘外集》，四库本。，于是关于“晚唐”的讨论又热闹起来。并且在评论中出现了以“唐”代替“晚唐”的现象（当然，“晚唐”一词也还在使用），杨万里大概是以“唐”代称“晚唐”的开创者，他的《读唐人及半山诗》说：“不分唐人及半山，无端横欲割诗坛。半山便遣能参透，犹有唐人是一关。”杨万里《读唐人诗》，《诚斋集》卷八，四库本。其中的唐人便指的是晚唐人。叶适也以“唐”代称“晚唐”：“初，唐诗废久。君与其友徐照、翁卷、赵师秀议曰：‘昔人以浮声切响、单句只字计巧拙，盖风骚之至精也；近世乃连篇累牍，汗漫而无禁，岂能名家哉！’四人之语遂极其工，而唐诗由此复行。”叶适《徐道晖墓志铭》，《叶适集》，中华书局，1961年，第321页。以“唐”代称“晚唐”在南宋成了时髦，如“唐人作诗先作联，一联一句各几年”项安世《跋林和靖手书所作三十联》，《平安悔稿》，宛委别藏本。，“高九万越人，好作唐诗”张端义《贵耳集》卷上，四库本。，“诗材无限思无穷，敛在唐人四句中”姚勉《题芸窗》，《雪坡集》卷十一，四库本。，“诗吟唐律语，琴写古人言”胡仲弓《寄适安朝宗》，《苇航漫游稿》卷三，四库本。，“拈来唐句法，玄入小乘禅”叶茵《次孙花翁韵》，《江湖小集》卷三十九，四库本。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