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刻剖析了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未来方向，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合理布局了深化改革的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汇集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形成了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重大突破，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
201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2013年秋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刘云山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握时代实践和人民的新要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做出战略部署，在理论上有一系列重大创新，在政策上有一系列重大突破，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的高度自觉。这种自觉来自对35年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深刻总结，来自对我国基本国情和形势变化的清醒认识，来自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自信。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可以看到，经过30多年的探索，中国改革形成了自己的特点：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统一、微量积累与重点突破相统一、宏阔视野与具体设计相统一、延续性与创新性相统一、整体性与针对性相统一。这些“统一”，将“改革”提高到历史唯物主义高度，并首次定义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出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在“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之外加上了“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强调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它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文化强国”“和谐社会”和“美丽中国”的普遍诉求，落实为具体的改革设计，为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改革实践提出了总体部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这次全会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但从全会公报看，对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部署，其中很多内容对打破特殊既得利益藩篱、切实深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比如，全会要求“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等。这些方面都是有利于抑制各级政府力图掌控市场的过度干预活动，都有利于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利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法在党的全会正式文件中是首次出现，体现了党的话语体系发生了变化，有了创新，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中国改革的第一季，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为中国改革第二季勾画宏伟蓝图。公报全文多次用到“治理”这个词，从“管理”到“治理”一词之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根本转变。“管理”变成“治理”，最核心的变化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我们完成了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身份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正式的提法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过去我们讲摸着石头过河，现在的改革既要摸着石头过河，又要搞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就是要统筹规划、通盘考虑，加强各方面的协调。改革进入深水区，矛盾盘根错节，要解决复杂问题，需要协调推进，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恰逢其时。三中全会不仅总体部署，提出系列改革任务，而且注重在落实方面下功夫。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一个组织保障。提出任务、提出目标，得有一个机构去抓落实、去领导，组织保障非常关键。不仅如此，全会要求，要加强和改善党领导改革开放的能力。
紧紧围绕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这一主题来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领导改革的能力与改革目标相适应。
三中全会奠定了中国新改革经济学的基本体系和理论框架
由于历史的原因，30多年来，每到历史演进的关键时刻，人们总是寄希望于新的“三中全会”能为中国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围绕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建立，有两次党的三中全会最值得铭记，分别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2002年，党的十六大宣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中国进入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内容的制度创新时期。从“南方谈话”发表至今，20年的时间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场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展开的“革命”，重塑了13亿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20年的时间里，中共中央相隔10年出台的两个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顶层设计”的重要决定，奠定了当代中国新的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实现了对社会主义认识新的飞跃。2012年12月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时代在发展，改革的理论也需要不断进步和完善。启动新一轮改革，在实践中可以继续“摸着石头过河”，但在理论上，必须构建和形成中国改革的理论体系和逻辑框架。与前几次三中全会相比，在“两个一百年”和“中国梦”的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承载着更为特殊的历史使命。
“全面深化”体现在哪些方面？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专题调研全面深化改革，首次提出了必须把握好的“五个重大关系”及需要深入调查研究的“六个重大问题”的论述，对全面深化改革发出明确信号，由此，“五大关系”“六个问题”也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新中国改革新的总体设计的基本框架和内容，形成了中国“新改革经济学”的主体和核心。2013年9月11日，李克强总理在大连召开的达沃斯论坛上，进一步详细阐述了新一届中央政府的经济改革思路，提出中国经济奇迹“第二季”的论断，更被视为是对“新改革经济学”的一次全面宣誓，让我们在更深层次上有了一个观察和研究中国全面改革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路径。
要研究“顶层设计”，同时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有准确的把脉。“新改革经济学”的提出，就是要寻找关于中国新改革经济学的这个“大局”和“抓手”。而对这个“抓手”，李克强2013年9月10日在大连与出席第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中外企业家代表举行对话交流时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交代。按照《21世纪经济报道》专门以“李克强总理系统阐述‘克强经济学’”为题的报道，李克强对改革需要做些什么有非常清晰的想法。他的讲话解释了中国想做的事情，其中包括进行结构性改革、实现软着陆等。李克强直言，30多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得益于改革。未来中国要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还必须依靠改革。从李克强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未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有三个核心内容：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社会的关系。就是市场能做的就让市场去做，社会可以做好的就让社会去做，政府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让市场发挥应有的作用，激发更大的活力。第二，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府该放的权要放到位，该管的事还要管好。第三，改革的目的是要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改革的成果，让他们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能够不断提高生活品质。
至此，关于中国“新改革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与核心基本明确，“新改革经济学”的基本框架趋于成形，概括起来就是：“新改革经济学”就是以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推进宏观调控、财税、金融、投资、行政管理等各方面改革进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加全社会创造活力，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全面市场体系建设的新理论和思想体系。
中国“新改革经济学”对于中国改革的行动框架的意义和作用，首先表现为对改革“突破口”进一步的深刻认识。其重点就是梳理和明确“各种经济问题与矛盾背后脉络”，进而全面解决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错综复杂的结构问题以及背后的制度问题。当然，由于多年积累下来的错综复杂问题，“突破口”只是相对的，不应去奢望它是唯一的。
其次，“新改革经济学”所强调的寻找“突破口”和“抓手”是在寻找改革的“核心问题”、“关键环节”中逐步深入的一个过程，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譬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基于当前经济运行中各种矛盾的高度概括与抽象，是体现于一系列具体的制度政策。但是如果直接从政府机构改革、政府与市场关系入手，直指高度抽象的核心主题，既不好操作，又不具改革效率（国务院“新非公36条”内容所指就是最好的说明）。因此，改革的“抓手”必须从眼前若干个具体问题入手，推动“改革进程”的开始，推动生成改革的内在逻辑与动力，并倒逼一系列制度的渐变，逐步逼近并最后达到解决“关键环节”和“核心问题”的目标。
再次，“新改革经济学”的最大意义在于寻找推动全面、彻底改革的“抓手”“切入点”，真正放大“改革红利”，而这个“红利”的价值就在于全民共享改革成果。因此，新一轮全面经济改革就必须紧紧抓住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要素价格两大改革，以习近平总书记“六个问题”及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三不（克强经济学）”为核心，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五大领域，财税、金融、投资、行政管理四大重点改革。
而且“两大核心”的改革是当前转变发展方式直接面临的最大问题，在全社会已形成基本共识，又相对易于实施。形成由“两大核心”改革入手，传递和倒逼推进“五大领域”“四大重点”改革的逻辑反应与过程。
“新改革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着眼点就是要全面破解“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切实秉持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示的改革理念，在“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中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等领域改革问题的重点理论突破。同时，这些理论问题又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深入推进一系列触动利益的改革，进而向全社会传递出前所未有的魄力和决心。
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35年，改革设计者殚精竭虑，改革践行者筚路蓝缕，改革历史波澜壮阔，改革成果震古烁今。改革对当代中国的更始之大、变革之深、影响之远，不啻另一种意义上的革命和解放。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大幕，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启动全面经济体制改革，从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意义已经超越了经济发展、体制革新的言说层面。其探索的每一步，都是中国确定自身历史方位的过程；其收获的每一项成果，都应被视作民族复兴的支点和证明。
经过30多年的探索，中国改革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方法论：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统一、微量积累与重点突破相统一、宏阔视野与具体设计相统一、延续性与创新性相统一、整体性与针对性相统一。改革的内涵更加宽阔：由经济体制改革变为包蕴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建设在内的全面改革；由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拓宽到同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的步骤和举措明确：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转变政府职能，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