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简直把我当成了一个常年在外的游子，终于从荒蛮的地方返回家乡回到了城市。我又是他们的骄傲，朋友们都不知道该怎样招待我才能表达出他们的欢喜。尤其那几个阿佳（姐姐）和小卓玛、小索珍、小央吉，她们都已成家有了孩子，也整天陪着我，到深夜都不肯散去，睡眼迷离地听我们这些男人谈文学、谈西藏宫廷音乐和民歌、谈绘画、谈西部大开发、谈WTO、谈酒吧、谈画廊、谈小剧场戏剧、谈青藏铁路、谈西藏未来、谈边境贸易、谈文物古迹的保护，谈得海阔天空没有边际，许多话题我们谁也不知道是怎么串在一起的。我们宁愿谈赌博，也不谈金庸，不谈足球和比尔？盖茨。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够冰冷了，我们不想再雪上加霜。我们一律反对恐怖主义，但我们又指责那些发达国家，我们对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充满同情。
说实话，我这个人还就是在意这样热闹的友情氛围，它能一下子就让自己把西藏认同为家乡了，甚至令我一连好多天忘记了给爸爸挂电话。我在拉萨玩得忘乎所以。
每天喝那么多酒，可是回到宾馆还是无法立刻入睡。一天的经历、人物和话题，总在脑子里打转转，兴奋得难以入眠。于是就躺在床上开着电视机看书，有时也顺手做点奇思异想的笔记，直到凌晨才昏昏睡去。
有朋友拉我到他们家里住，说那样可以为我节省些经费，也好彻夜长谈。我都婉言谢绝了。自己还是喜欢住宾馆，尤其喜欢宾馆的简洁方便和一个人的安静。住在人家里，老人、家属、孩子、保姆的，我怕乱，更怕客气，不自在。
这么在拉萨住着，一个星期似乎没两天便过去了。我想到了阿妈，该去看看她了。
就在自己离开拉萨到乡下看妈妈之前，发生了一件大家都说有意思的事情。我当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件事在后来对自己的影响那么大，以致彻底将我摧毁。
这件事情的确是同某个女人联系在一起的。
那是在离开拉萨的前一天，我独自到八廓街转悠。那天上午，阳光明媚，空气干燥清新，没有一丝风。眼见到的藏式建筑顶上拴挂的五彩经幡轻微飘动，仿佛把时间也给凝固住了，世界都在静寂里，这正是自己所要的感觉。在这样悠闲的感觉里，我不知所往不知所求，似乎被阳光牵引着，又好像为寻找一块阴凉的地方，便走向大昭寺小广场南面一家茶座的二层平台。
平台上茶座是露天的，头顶遮了块印有红蓝吉祥图案的白色篷布。清凉的空气从三面飘来。我只要了半暖瓶甜茶，抽着烟无所用心地观望着周围和广场。
有几个男女老外坐着聊天、喝矿泉水、抽烟，他们的茶几上摆放着照相机、摄像机和两本厚厚的关于西藏的英文图书。他们偶尔看我一眼，议论着我头上的牛仔帽同他们当中某位先生的一模一样。我有点难为情，喝了热茶头上冒汗，就摘了帽子。我摘帽子，那老外也摘帽子。他摘帽子，我又戴上帽子。他们冲我乐了。我朝他们点点头，问他们从哪里来？他们说北京。问我，我也说北京。他们频频点头。我又问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恍然大悟，说美国。他们问我是北京人吗？我说，闹闹，我是印第安人。他们怪异地看着我。我说，我是西藏人，长相上近似贵国的印第安人。他们回味一下，笑声爆发出来。
大昭寺那边桑烟缭绕，青青的烟散发着草木香气。五星红旗垂挂在广场旗杆上。附近街道上汽车、行人、地面的人影、三轮车、摩托、小公共汽车、各色遮阳伞、肥胖的交通警察、彩色的游客、当地驻军和武警，乱乱哄哄。人群里时时闪现着僧人绛红色的袈裟。他们三三两两单手或双手搭在额头上，看不出他们站在街头远望找寻什么。四个小乞丐嘻嘻哈哈地猛跑，后面叫嚷着追上一个商摊的大丫头，差点儿撞到正在巡逻的两个武警身上。我的所在非常凉爽，那太阳地里看着有些烫人。同我一样观望着广场景象的还有个外国姑娘，她一身紫色，遮阳帽也是紫色。这位“紫色”静静地独自坐着，一只手臂支在茶几上，半天丝毫不动。她腿上放着个大笔记本，想起什么便在本子上写写画画。她是法国人吗？她同那位叫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女作家认识吗？我无聊地想。
自己茶也喝得差不多了，结了账又点上支烟。正当我起身要下楼的时候，眼睛无意间发现零乱的广场上匆匆走过一位高个女人。她止步左右躲闪着迎面的行人，头上戴了顶斑斓的遮阳帽，那帽子非常醒目，如同一只硕大的蝴蝶在人的头顶上扇动着翅膀。她梳短发，肩膀一边还挂着绿色画夹，胸前吊一台小相机。我角度站得偏高，宽宽的帽檐儿和玲珑的墨镜挡住了她的面孔，但从她圆润窈窕的身段看，我觉得她应该具有圣母样的美丽。不过，这般看人，凭经验得到的结论往往相反，可是自己又不愿意放弃对这个女子美丑的判断，赶忙下楼追随出去。
置身在人群里，那只蝴蝶在前头闪动闪动着忽然不见了踪影。我摘下帽子寻视，如何也找不见她，自己甚至怀疑刚才是否看走了眼，真是大白天撞上鬼了。
我这时感到一个人逛街真没意思，考虑打道回府。转念又想，既然到了大昭寺，那就围着寺院顺时针转上一圈吧，也算是为我此行的工作顺利祈祷，为阿妈眼病的治愈祈祷。
八廓街铺面商摊一家连着一家，各种工艺品、香水、鼻烟、香料、首饰、绸布琳琅满目，大都是从印度和尼泊尔来的。我漫无目的地走走看看，结果找见了一家画廊。
这家画廊所在的屋子，记得过去是一户与尼泊尔联姻的藏族人经营的首饰店。我径直进到画廊里，一幅幅观看墙上、地上、桌案上悬挂摆放的大大小小的油画和版画作品，也有不少素描和西藏传统绘画的壁挂“唐卡”。
我目光在这些绘画作品上轻轻抚摸，然后静止在门口一只小板凳上。那只斑斓蝴蝶样的遮阳帽又出现了。自己这才注意到门口里面坐着一位年轻的女子，她正埋头在画夹上画速写，手上居然还燃着一支细长的女士坤烟。她描几笔，抬起头轻轻地吸一口烟，然后像吹口哨一样慢慢把烟吐出去，眼睛迷离地望望外面。阳光由地面反射到昏暗的屋子里，正好映亮了她的脸。我判断是准确的，事实比我的判断还要出色。这是个汉族女子，年纪大约与我相仿，大眼睛，慈眉善目，面庞柔和，肤色有点黑。我一眼就认出她长得近似唐代观音，但一点儿也不胖。或者她的形象哪些地方同印度人相似，一般人可能在她脸上身上发现不出什么特别的地方，可她的形象恰恰是我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自己一家伙便让她给吸住了，当然吸住我的还有她的气质。
“嘿，你好，这画廊是你的？”我问。
“噢，你好。”她抬起头看我，似乎刚刚发觉店堂里还有我这么一位顾客。
“你好。”我又说，心里很不淡定。
“你看上了哪一幅？”
“只是看看，看看。”我旁顾左右，“这画廊，你开的？”
“不是。我只是帮人照看一下。”她的态度显得冷漠，“请随便看吧。”说完，她又埋头于她的速写。
我转了一圈站到她身后，“嘿，你画得挺好。”
“谢谢。”
“学这个的？”
“对。”
“在什么地方学的？”
她又抬头看我一眼，笑着摇摇头，然后什么也不说继续她的速写。这个时候，她包里的手机响了，她拿着电话站到店门外边接听。我在店堂站了有三五分钟，听见她在外面打电话的语气，对方大概是她的一个闺中密友，她说自己跑到拉萨来了，什么时候回去还定不下来，等回去再聚吧，等等。好像她的电话一时半会儿还结束不了，我就无趣地出来了。
转了一圈八廓街，阳光晒得我满头大汗，可是自己心里还惦念着刚才画廊里那个女子。她的美仅仅属于我一个人，我想。可她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转眼又变得模糊了。想来想去都是一张观音的面相。不成，我要再去画廊看她，即便无法相识，我也要把她的形象刻在心里，否则自己今后会有无尽的遗憾。
待我就要走到那家画廊的时候，脚步紧张得都快迈不动了。自己暗暗地骂自己，怎么搞的，怎么一下子就变得腼腆啦？真没出息！
我壮起胆子走到画廊门口，那女子已经不见了。往画廊里张望，一个黑头黑脸的藏族男人正用英语接待三个外国游客。我在店堂里站一会儿，趁他说话的间歇，我用藏语问：“格啦（先生），您店里刚才那个画画的汉女在不在？”
他眼珠子瞪得溜圆，“你问她干什么？”
“只是问问。”
“她走了。”
“先生能不能告诉我她去了哪里？”
“哈古吉买！”他不客气地说他不知道。
完了……结束了……我的梦醒了。美好的人儿永别了。
但是，自己依然不死心，神思恍惚地围着八廓街又转了一圈，希望再见到那个女子。结果，连她的影子也没有发现。燥热的印度音乐和尼泊尔歌曲从商铺中传出来，挑逗一般往我的耳朵里猛灌。
晚饭前，我把自己白天在八廓街的经历说给朋友听。
一个警察兄弟说：“这容易，走，咱们现在就到那家画廊去。你说的那个男人是老板，叫旺扎，也是哥们儿。你达娃啦这个牛仔就这么点愿望，能不帮你实现吗？”
“你不要跟我吹牛。”
“我吹牛？你达娃啦也不看看我是干什么的。你上次问的那几个大案哪个咱没掺和着给破了。”
“那叫‘参与’。”我纠正他。
“就是参与嘛。这点事，没有问题的。”
“真的容易？”
“当然容易。”他说。
“那好，咱们走，快去快回。”我说。
“走，上车。”
我们立刻开“212吉普”到八廓街去。因为车上挂的是公安牌照，我们一直把车开到了八廓街上，搞得那些傍晚转经的人以为公安来办什么案子，都纷纷闪在一旁看热闹。
黄昏的八廓街同城市的西区真是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是历史格调的，一个是现实的。一边显露着无声的精神，另一边则是喧哗与骚动。我说不上自己究竟最认同哪一边。自己还年轻，也许年纪老的时候，我更认同八廓街每日黄昏默默转经的人流。
那家画廊这时正在上门板打烊。车子一停到门口，朋友不下车，身体趴在方向盘上扭头冲里面喊：“旺扎，旺扎啦，旺扎啦，你能不能出来一下？”
那个黑头黑脸的老板旺扎欢欢喜喜地从里面出来了。
“什么事？别叫，周围还以为我这里出什么事了。”旺扎一边搓着双手一边说。
朋友给旺扎递上一支烟，“怎么就关门了？”
旺扎说：“晚上几个朋友要打麻将，又没有客人，就早点收吧。”
“怎么，什么事？”旺扎望望车里陌生的我。
我朝他点了一下头。
朋友介绍说：“达娃，从北京来的，作家。旺扎，这画廊的老板。”
旺扎又同我点点头，然后他伸进来一只手跟我用力握着。
旺扎说：“你白天来过嘛。”
我笑笑。
朋友说：“旺扎啦，说的就是这件事。你店里有个甲姆（汉族姑娘）吧，画画的？”
“对呀，她出事了？”
“看你吓的，别一问什么，就出事了。”
“怎么，你说吧。”旺扎莫名其妙。
“那女的是什么人？”朋友问。
“她也是从北京来的，跟你一样。”旺扎看我一眼，“来旅游的，会画画，要下乡，身上钱不多就借我的地方卖画。她出事了？”
“你看看你，怎么又是出事了！没那么严重，达娃啦想‘丢’那姑娘。”
朋友说的“丢”，是新编的俚语，意思是情人、恋人，在这里可以理解成北京话“拍婆子”的“拍”。“拍婆子”就是找姑娘的意思，好孩子不会这么说。
旺扎眯着眼笑了，又望望我，“谁知道她明天还来不来。不过，她明天好像要到那曲一趟。她这两个星期在我这里卖了不少画，光美金就收了四五百，够花一阵子了。”
“她住哪里？”
“这我不知道。”
“她卖画你提成多少？”
“她又不在我画廊，临时的。我只提百分之三十。”
“你他妈还挺黑。”
旺扎笑笑，斜视着我，“这女人一般嘛，岁数也不小了。”
朋友转过脸对我说：“达娃啦，估计你看走眼了，高山反应。咱们走吧。”
“走不走，旺扎啦？一起吃饭，也算跟达娃啦认识一下？”朋友问。
旺扎说：“今天不行，都约好了。明天我请达娃啦，怎么样？说定？”
“达娃啦明天到林周去看他阿妈。”
“真的吗？”
“真的真的，旺扎啦，谢谢你。”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