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是1840年之前中国通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海上通道。它由两大干线组成：一是从中国通往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东海航线；二是从中国通往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的南海航线。海上丝绸之路把世界不同的文明连接起来，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增进了中外人民的友谊，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并对整个人类文明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海上丝绸之路涉及港口、造船、航海术、航线、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民间的商品贸易、外贸管理体制、货物流通、人员往来、文化传播、民俗信仰等众多方面，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领域。由于各国学者都在关注这个领域，所以，它又具有鲜明的国际性。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通过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学术研究的发展。在快速全球化的今天，面对着正在到来的海洋世纪，回顾百年来中国学术界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历程，对于中国更好地走向未来，对于中国学术界更好地走向世界，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中国濒临太平洋，有着1.8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早在远古时代，中国人就已滨海而居，耕海牧鱼，以海为生。20世纪末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证明了接近8000年前中国人就可能已经“出入近海”了。21世纪初在宁波余姚田螺山遗址中发现的金枪鱼、鲨鱼、石斑鱼、鲸鱼等海洋鱼类，表明河姆渡文化（公元前5000-前3300年）文化时期“已开始一定规模的近海渔业”。不仅如此，至少在6000年前，河姆渡文化的居民就已经漂越大海，航行到了邻近的岛屿。在舟山群岛、宁波象山县高塘岛、温州瑞安县北龙岛，甚至福建平潭岛，都发现过河姆渡文化的遗存及元素。由此之故，虽然“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在中国出现于20世纪后期，但中国人对海洋的认识与探究却可以上溯到史前时代。“奇书”《山海经》不仅为我们保存了华夏先民们关于海洋的神话传说，而且还反映了他们对于东海的一些实际知识。在先秦时代的“蓬莱神话系统”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海上三神山”的向往，以及对大海的无限遐想。而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所叙述的徐福东渡故事，则显然是秦末海外移民的真实写照（尽管我们对徐福的起航地及登陆地还不清楚）。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时，中国除了加强了与朝鲜半岛及日本的海上联系外，还开辟了由中国南方通向印度洋的航线。《汉书·地理志》首次记载了这条航线。此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相关记载日益丰富。例如，唐朝的贾耽（730-805年）详细描述了中国通向外部世界的7条主要道路，其中一条是通向朝鲜半岛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另一条是“广州通海夷道”。“通海夷道”这一概念，正是古代中国人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概括。
除了贾耽外，古代中国还有许多人写过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专著。遗憾的是，大量著述已经失传了，只留下书名或片言只语。例如，三国时，孙吴政权曾派遣朱应、康泰出使扶南等东南亚地区。回国后，朱应撰写了《扶南异物志》，康泰也撰写了一部著作（其原名很可能是《外国传》，后人称其为《吴时外国传》或《吴时外国志》），但这些书都没有流传下来。吴时丹阳太守万震所写的《南州异物志》，也未能传世。根据《隋书·经籍志》，两晋南北朝时“记载域外地理的著作有一百三十九种之多”，但多数已经失传，包括《交州以南外国传》、《游行外国传》、《历国传》、《外国传》等书。唐朝之后所佚失的著作就更多了，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例如唐朝高少逸的《四夷朝贡录》、达奚通的《海南诸蕃行记》、章僚的《海外使程广记》，五代李珣的《海药本草》，宋朝绘制的《海外诸蕃图》及其他航海图，元朝陈大震和吕桂孙的《南海志》全文，明代刘黄裳的《东征杂记》、王士琦的《封贡纪略》、熊尚文的《倭功始末》、吴朴的《渡海方程》和《东南海外诸夷》等书。清人所著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佚著虽然至今没有统计过，但数量一定不少，而且种类增多。例如，鸦片战争前，随着越来越多的英国人来到广东进行贸易，在广州出现了不少用广东方言注音的英语简易教材。但这类英语简易教材多数已失传，保存下来的很少。
在现存的中国古代文献中，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官方组织编修的各类史书。这类著作包括正史“二十四史”；历代王朝纂修的众多政书，如《唐六典》、《宋会要辑稿》、《元典章》、《明会典》，清朝诸帝所修的《会典》，历朝皇帝的《起居注》和《实录》，等等。
第二类是私人撰写的杂史笔记。此类著述非常庞杂，主要有东晋法显的《佛国记》；唐朝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杜环的《经行记》；宋朝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元代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明代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黄衷的《海语》，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茅瑞徵的《皇明象胥录》，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罗曰褧的《咸宾录》，张燮的《东西洋考》，李言恭、郝杰的《日本考》，郑舜功的《日本一鉴》，郑若曾的《筹海图编》，王士性的《广志绎》，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王临亨的《粤剑编》，何乔远的《名山藏》，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清代屈大均的《广东新语》，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印光任的《澳门记略》，樊守义的《身见录》，王大海的《海岛逸志》，谢清高的《海录》，邵大纬的《薄海番域录》，等等。
第三类是档案文献，特别是明清两朝的档案文献。目前已经出版的档案文献，主要有《明清史料》（1930年开始出版）、《文献丛编》（1930年开始出版）、《掌故丛编》（1930年）、《史料旬刊》（1930年）、《筹办夷务始末》（1930年）、《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1932年）、《清代外交史料（嘉庆、道光朝）》（1933年）、《明清内阁大库史料》（1949年）、《清代档案史料丛编》（1978-1990年）、《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1984-1985年）、《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1989-1991年）、《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1996年）、《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汇编》（1996年）、《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续编》（1998年）、《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1998、2004年）、《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1999年）、《中葡关系史料汇编》（2000年）、《中国明朝档案总汇》（2001年）、《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2002年）、《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2003年）、《明清宫藏中西商贸易档案》（2010年）等。
第四类是沿海各省的地方志，特别是广东、台湾、福建、浙江、山东等省的历代方志。这些方志包括省志，府志和县志，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宋代的《宝庆四明志》和《开庆四明续志》，元朝的《延祐四明志》，明代的《八闽通志》、《嘉靖广东通志》、《嘉靖宁波府志》、《万历广东通志》，清朝的《康熙台湾府志》、《康熙香山县志》、《雍正浙江通志》、《雍正宁波府志》、《乾隆广州府志》、《乾隆泉州府志》、《乾隆海澄县志》、《道光广东通志》、《道光厦门志》，等等。
虽然古代中国留下了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不少文献，但不足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
第一，从西汉到鸦片战争前，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海上交往历史长达2000年，而且内容十分丰富，包括航线的拓展、航海技术的进步、商品的增多、文化交流的频繁，等等。与古代中国人如此漫长、丰富的历史活动相比，保存下来的中文古文献不仅在数量上太少，而且在内容上也比较单一，许多方面甚至是空白。清朝学者姚莹在19世纪末就曾指出：“本朝武功莫盛于西北，自内外蒙古、青海、回疆、西藏皆入图籍，学人皆得以披考之矣。惟东南岛夷，虽见《四裔考》及传记，苦不明了。《海国闻见录》、《海岛逸志》颇有图说，亦但据海舶所经图之，而海岸诸国及在陆诸国何者接壤，孰为东西，孰为远近，无从知之。”试以航海图为例。与现代航海一样，古代航海也离不开航海图和航线指南之类的图书。否则，如果不熟悉“各地路程远近、方向、海上的风云气候、海流、潮汐涨退、各地方的沙线水道、礁石隐现、停泊处所水的深浅以及海底情况”，就根本无法在海上航行。清朝的黄叔璥说过：“舟子各洋皆有秘本，名曰洋更。”在中国沿海各地，这类航海“洋更”一定很多，不过，由于它们“大约多由航海者自编自用，或者父子相传，或者师徒相授”，所以，“能够保存到现在的极为稀少”。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明代航海图主要有保存在茅元仪所编《武备志》中的《郑和航海图》（原名为《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鸦片战争前的清代航海图主要有章巽于1956年在古旧书籍中发现的《古航海图》。明朝的《顺风相送》和清朝的《指南正法》，“是目前尚存的最重要的民间航海指南”。但这两本珍贵的抄本并不是在国内找到的，而是保存在英国牛津大学的鲍德林图书馆。在欧洲，现存的14-15世纪的航海图则有180幅左右。在古代中国文献中，类似于《哥伦布航海日记》之类的逐日记载航程的航海日志（Log Book），则更是没有见到过。
第二，在古代中国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献中，文学性的语言多于对事实的描述，特别是缺乏数量的记载。例如，海上丝绸之路上最为重大的盛事当推明代的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年），它是中国航海史上空前绝后的壮举。但是，记载郑和所乘“宝舟”的文献不到十种，而且寥寥数语，模糊不明。曾经跟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写道：“其所乘之宝舟，体势巍然，巨无与敌，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这样的文字，很难使人知道“宝舟”具体模样，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依然无法确定“宝舟”的实际大小、式样、结构。再如，地理大发现后，欧洲人在美洲找到了丰富的银矿。从16-19世纪，美洲所产白银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最终流到了中国，并且对中国的物价及社会其他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可是在中国古文献中，却很难找到关于美洲白银流入的记载。地理大发现还使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延伸，中国与欧洲建立起了直接的海上联系，大量欧洲人来到中国进行贸易，并且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文献资料，如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资料。相反，在中国方面，则找不到类似的详细记载。
第三，中国古代学者往往是由于个人的经历或个人的志趣而撰写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著述，他们搜集、整理、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资料，但不可能全面地稽考源流、客观地探究原因，更不可能将中国方面的记载与外国方面的记载进行比对分析。所以，中国古代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叙述，尚停留在“记录”的层面上，而没有进入到“研究”的阶段，许多说法甚至是错误的。试以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为例。虽然此书在资料来源、编写体例、纠谬辨误等方面都有许多创建，是古代中国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最重要著作之一，“较有研究性”，但由于它“是在地方官主持下编修的”，所以“对当时的一些官员，颇有溢美之词。而对明王朝的闭塞保守，夜郎自大，又盲目地加以美化歌颂；对海外一些国家、地区人民的习俗，加以歪曲和丑化”；有些地方张冠李戴，“如把浡泥（在今加里曼丹岛北部）误与大泥（在今泰国马来半岛中部北大年一带）相混（卷三），把大食国资料置于哑齐条中（卷四），等等”。再如，17世纪初欧洲来华传教士在向中国人介绍欧洲各国时，根据英国的拉丁文名称Anglia将其译写成“谙厄利亚”。16世纪英国人来到中国后，中国人又根据English的译音而将英国写成“英机黎”之类的中文。不过，中国人一直认为“谙厄利亚”和“英机黎”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大概到了18、19世纪相交之际，中国人才逐渐弄明白“谙厄利亚”、“英机黎”实际上就是“英吉利”。此外，进入17世纪，荷兰人来到中国沿海，中国人根据其“毛发皆赤”的特征而称其为“红毛，番”。后来英国人来到中国沿海后，中国人长期把英国人与荷兰人混为一谈，把他们都称为“红毛番”。1637年，英国人威德尔（John Weddell）来到广州，并且攻下了一个炮台。但中国人一直认为这是荷兰人干的，并将此事件记入《明史·和兰传》。直到鸦片战争之后，通过对照西文著述，才弄清楚1637年在广州挑衅闹事的“乃英吉利，非荷兰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