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道渊在《宁波市在国际通商史上之地位》中，从洋流的角度论述了宁波港的重要性：“北赤道暖流自南方来，经宁波港口之外北趋日本。而北冰洋寒流自北方来，绕日本西岸，折向西南直经宁波港口之外，南趋。宁波港口之外，实寒暖二流背向对流经过之地也。按洋流之方向速度，实影响于交通，则是种洋流实乃昔日促进东洋及南洋通商利器之一也。其最重要影响于人生者，则为海产之关系，故宁波港口之外‘富饶海产，甲称全国’，亦秦时县命名之由来也。”根据自然的洋流来探讨宁波港的重要性，这种研究方法是非常正确的，可惜后人沿此思路所做的研究并不多。
接着，张道渊讲述了宁波历史上的造船业：“宁波港之有海船，原始于夏禹，备成于成王时；突进于吴越相争之时；通行海上，见称于学术家，在战国时。”张道渊的这段话，是根据历史文献推测出来的。现在的考古发现证明，宁波一带造船业的起源，比“夏禹”时代要早多了。1990年，在宁绍平原北部的萧山跨湖桥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距今近8000年的独木舟。在河姆渡文化（公元前5000-前3300年）时期，宁波的周边地区出土了许多木桨和陶舟。2004年，在余姚田螺山遗址中又出土了3支木桨。张道渊还认为，秦始皇“身在鄮县时”，派遣徐福率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到达了日本，从而“开辟之东洋航线”。现代那些为了发展旅游而坚称宁波慈溪达蓬山是徐福东渡起航地的人一定没读过张道渊的这篇文章，否则绝对会将此文作为依据的。但实际上，张道渊的观点以及现代达蓬山的导游词都是错误的，徐福并不是从此地出发东渡的。
张道渊关于近代以来宁波港衰落、上海港崛起的观点，更是错误的。他说：
“据上所述，宁波实在历代国际通商惟一之要埠，然自五口通商以后，英人竟舍此而煞费经营于上海一埠；而上海港之地理，又较逊于宁波港，则英人之意果何为耶？盖英国自西元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始有华特氏（Watt）发明蒸汽机，继而发明纺织机，至十九世纪中叶，其国已养成信仰科学公理之民族性。而五口通商后，其国中大儒达尔文（Dalwin）方又盛倡‘优胜劣败’之说。当时彼英国人挟盟主之威，而曾见却于宁波人之偷头（详见徐时栋的《烟雨楼文集·偷头记》），于是彼以为宁波人优于我者也，不可胜者也，以宁波非用武之地，乃退而就近谋诸上海。英人之所以不重视宁波市者，实因彼国学说之鼓吹，重视宁波人之故也。”事实上，宁波在近代的衰落以及上海的兴起，绝对不是由于宁波人“优于”英国人，更不是因为英国人信奉达尔文的进化论，而是因为上海港有着更加广阔的腹地。
从张道渊的这篇论文中可以看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刚刚开始研究中国外贸港口时，已经开始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并且吸收了国外的学术成果，但并不深入，甚至牵强附会，错误的见解不少。
1949年前对于澳门问题的研究，主要有陈祖源的《明代葡人入居濠镜澳考略》（《历史学报》1936年第1期）、志士的《葡人侵略澳门简史》（《侨声》1948年第4期）、朱杰勤的《葡人最初来华时地考》（《社会科学》1947年第1期）、姚楠的《葡人侵略澳门之经过》（《亚洲世纪》1947年第4期）。此外，方豪的《十六世纪我国通商港Liampo位置考》（《复旦学报》1944年第1期），根据中文文献，对西方人所说的Liampo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由于这个问题至今尚未解决，2011年舟山市还专门为此举行了国际学术讨论会，所以，这里略作展开叙述。
欧洲文献记载，16世纪前期，葡萄牙人在浙江沿海建立了一个名叫Liampo的贸易居留地。从17世纪起，欧洲人就开始考证这个居留地的地点，但无法确定其位置。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方豪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十六世纪我国通商港Liampo位置考》就是其比较成熟的一篇文章。此文后经修改，定名为《十六世纪浙江国际贸易港Liampo考》（收入《方豪六十自定稿》，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方豪以丰富的中文史料证明，葡萄牙人所说的Liampo，就是中文史料所说的“双屿”，位于宁波的佛渡岛与六横岛之间。方豪的这一结论，已成定论。后来学者们所讨，《论的，只是明代双屿港的具体位置。方豪对Liampo问题所做的研究，表明20世纪前半期中国学者在海上丝绸之路某些问题的研究上，已经走在国际学术界的前沿。
第四，关于贸易管理体制的研究。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衰，与各个王朝的贸易管理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必然涉及古代贸易管理体制问题。1900年前后，日本学者已经对此问题开展研究。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在领域的成果不断涌现，主要有《宋代提举市舶司资料》（《北平图书馆馆刊》1931年第5期），梁嘉彬的《广东十三洋行考》（《清华周刊》1932年第5期）、《广东十三行考》（1937年），王干的《由元代市舶抽分则例观察元代国际贸易》（《工商学志》1935年第2期），谭春霖的《欧人东渐前明代海外关系》（1936年），陈竺同的《唐宋元明的南海舶政》（《南洋研究》1936年第3期），陆丹林的《广州十三行》（《逸经》1936年第6期），钱卓升的《唐宋以来之市舶制度》（《遗族校刊》1937年第3期），萨士武的《明成化嘉靖间福建市舶司移置福州考》（《禹贡》1937年第1-3期），秦佩珩的《明代的朝贡贸易》（《经济研究季报》1941年第2期），管照微的《明代朝贡贸易制度》（《贸易月刊》1943年第7期），傅衣凌的《清代前期厦门洋行考》（《财政知识》1943年第4期），胡寄馨的《福建市舶司及漳州舶税征收机关考》（《社会科学》1945年第4期），等等。
在这些论著中，有不少是很有学术价值的，甚至对今天的学术研究仍然有着启发意义。例如，谭春霖在《欧人东渐前明代海外关系》中概括说：“明代海外贸易，均以贡舶为限。非朝贡之国，或非随贡而来之私舶，皆在拒还之列。虽地方有司有时因利而不禁，然中枢之政策固一贯不移也。是故葡萄牙人之来，首以贡称，而明朝拒绝之者，亦以其非朝贡国也。”这样，就把中葡早期关系史置于明朝的朝贡体制之下进行考察，而不是像现在某些学者那样将其割裂开来。谭春霖还指出，明朝政府对于海外朝国贡虽然实行“厚往而薄来”的“宽怀仁政”，对本国民众则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结果“滨海居民，迫于生计，转而为寇者日多”。这部著作的最后，还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然以当时之君主，不知有移民，不知有国际交通，而倭警频仍，为患不绝，亦难怪其出于此途。假无倭患，明代海外关系，其为另一故事，可断言也。”综观近年来学术界对于明朝海禁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出，《欧人东渐前明代海外关系》一书中的主要观点，正是现在学者所热烈讨论的。
当然，1949年之前在此领域中最有影响的著作当数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蔡鸿生在1999年这样评述道：这本著作“堪称30年代学术上的‘岭南佳果’。这部才气横溢的少作，经过数十年的风风雨雨，如今已成为蜚声学界的传世之作了。……全书所考，立足证实，纲举目张，至今仍保持着作为奠基性著作的学术价值”。梁承邺、章文钦则写道：“本书所取得的成果，远远超过在此之前法国学者高第（Henri Cordier）和日本学者田中萃一郎、根岸佶、武籐长藏及松本忠雄等关于广东十三行的早期论著，成为这一学术领域的奠基性著作，其学术价值和影响，在同类著作中至今还罕有其匹。”
第五，关于华侨史的研究。
在古代，中国沿海居中由于种种原因通过海上丝绸而移居海外，对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1934年，刘继宣、束世澂在《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曾这样写道：“对南洋覆被大地之参天古木，施最初之一斧者，中国人也；于猛虎怒号中，辟橡树园，开马来之锡矿者，中国人也；疟疾发源地之邦加、勿里洞两岛，开发之者，中国人也；爪哇之糖与茶，苏门答腊之烟叶、珈琲、煤炭，婆罗洲之椰子，名震寰宇，其所由产生之劳力，中国人也。”不过，20世纪之前，中国人对华侨史研究是一片空白。20世纪初，曾经翻译出版了一些华侨史的著述，例如1928年出版的《华侨志》（美国宓亨利著，岑德彰译），1929年出版的《中华民族之海外发展》（日本华侨黄朝琴编译）。随着学术界对海外丝绸之路研究的开展，华侨史的研究也逐渐产生。温雄飞的《南洋华侨通史》（1929年），李长傅的《南洋华侨史》（1929年），刘继宣、束世澂的《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1934年），刘伯周的《海外华侨发展史概论》（1935年）等著作，就是华侨史研究的开创之作。
温雄飞在讨论南洋华侨史时，首先是从海上航线入手的。他写道：“古代东西方各国的航海，大率与天象学有密切之关系。以其当时种种航海之器具未备，而最要者，其方向也。方其航于大海之中，四望无际，海天一色，所赖以辨别方向者，惟天空之星座与日月而已”。这段非常平实的文字，点明了航海的技术关键。今天，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为航海提供了可靠的安全保证，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船只驰航在远洋航线上，于是，有些人（例如英国的孟席斯）把古代航海也视为“轻松的发现之旅”，根本没有意识到古代航海的艰巨性，并且得出了“郑和进行了环球航行”之类的结论。所以，温雄飞半个多世纪前所写的这段话，至今依然很有价值。温雄飞在这部著作中所讨论的“东来之旧航线”和“东来之新航线”，实际上是研究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这部著作下编“杂传”，介绍了林道乾等南洋华侨史上的著名人物，也可视为海上丝绸之路人物传之雏形。
李长傅的《南洋华侨史》，对“殖民”与“移民”作了很好的区别，并且指出了古代中国在对南洋关系上和平交往的性质，直到现在仍然不失其意义：“华侨在南洋之地位系殖民地（Colonization乎？抑移民（Migration）乎？颇有研究之价值。按殖民意义，乃离去母国，至比较未开化之他国，永远居住，从事经济活动，而保持母国政治关系之谓也。移民者，乃离去母国，移住他国而从事经济活动之谓也。我国史家，多谓华侨殖民于南洋。然按之史实，实为移民。元明时代，中国虽有用兵于南岛之事，惟其目的，在宣威示德，求外番称臣入贡，为愿已足，实不足以言殖民政策。清代更严海禁，国家与侨民可谓断绝关系。故华侨之在南洋，只得曰移民，毫无殖民之意味。”这里顺便提一下，1949年之前，中国学者也开始讨论中国人是否在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之前已经到达美洲的问题，主要文章有陈志良的《中国人最先移殖美洲说》（《说文月刊》1940年第1期）和朱谦之的《哥伦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见美洲说》（《现代史学》1942-1943年第4卷第4期-第5卷第2期）。虽然没有史料可以确证自秦汉到明代有中国人曾经航行到过美洲，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严肃的学术讨论，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
第六，关于中国与日本海上关系史的研究。
中国与日本是隔海相望的近邻，两国在古代的往来都是通过海上丝绸而实现的。清朝末年，成功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日本曾经是中国人学习的榜样，中国出现了研究日本的热潮。不过，研究中日关系史的论著却很少，最重要的著作是19世纪末期黄遵宪所著的《日本国志》。书中的“邻交志”（上篇）就是讲述中日关系史的。黄遵宪论述了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重大影响，指出：日本“中古以还，瞻仰中华，出聘之车，冠盖络绎。上自天时、地理、官制、兵备，暨乎典章制度、语言文字，至于饮食居处之细，玩好滑游戏之微，无一不取法于大唐”。黄遵宪还以日本为例，阐述了对外开放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的重要性：“以余所闻，日本一岛国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