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海外贸易管理制度的研究
中国古代政府关于海外贸易的管理制度问题，实际上可以归结为闭关还是开放的问题。这样，研究古代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就与研究者本人所处的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1978年之后中国大陆兴起的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热潮，为研究古代海外贸易管理制度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并且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主要研究论文就有：郑世刚的《宋代海外贸易的官方经营问题——兼与蔡美彪、朱瑞熙等同志商榷》（《学术月刊》1980年12期），林萌的《关于唐、五代市舶机构问题的探讨》（《海交史研究》1982年第4期），王冠倬的《唐代市舶司建地初探》（《海交史研究》1982年第4期），汪敬虞的《论清代前期的禁海闭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2期），漆侠的《宋代市舶抽解制度》（《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王守稼的《明代海外贸易政策研究——兼评海禁与弛禁之争》（《史林》1986年第3期），怀效锋的《嘉靖年间的海禁》（《史学月刊》1987年第6期），汶江的《元代的开放政策与我国海外交通的发展》（《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2期），刘成的《论明代的海禁政策》（《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2期），晁中辰的《论明代的海禁》（《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李映发的《元代海运兴废考略》（《四川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黄盛璋的《明代后期海禁开放后海外贸易若干问题》（《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1期），朱江的《唐代扬州市舶司的机构及其职能》（《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1期），邓端本的《论明代的市舶管理》（《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1期），晁中辰的《论明代实行海禁的原因》（《海交史研究》1989年第1期），顾卫民的《广东通商制度与鸦片战争》（《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韦庆远的《论康熙时期从禁海到开海的政策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邓端本的《试论元代的海禁》（《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1期），苏松柏的《论明成祖因循洪武海禁政策》（《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1期），李金明的《明代后期部分开放海禁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1期），陈尚胜的《明代后期筹海过程考论》（《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1期），廖大珂的《宋代牙人牙行与海外贸易》（《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2期），陈克俭、叶林娜的《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与福建财政经济积贫问题》（《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陈尚胜的《明代海防与海外贸易——明朝闭关与开放问题的初步研究》（载《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三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孙光圻的《论明永乐时期的“海外开放”》（载《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三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晁中辰的《论明代海禁政策的确立及其演变》（载《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三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李金明的《明代后期海澄月港的开禁与都饷馆的设置》（《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2期），喻常森的《元代官本船海外贸易制度》（《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2期），连心豪的《中国海关起源刍议》（《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1期），彭益泽的《清代“广州体系时期”中外商人之间的竞争》（《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王贞平的《唐代的海外贸易管理》（载王利器、常思春主编的《稽古拓新集——屈守元教授八秩华诞纪念》，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王玉祥的《明代海运衰落原因浅析》（《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李少雄的《清代中国对琉球遭风船只的抚恤制度及特点》（《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1期），沈定平的《明代南北港口经济职能的比较研究》（《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1期），王杰的《中国最早的海外贸易管理官员创置于汉代》（《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2期）、《唐岭南市舶使人选补正》（《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4期），廖大珂的《略论宋元时期的纲首》（《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2期），李金明的《清代经营海外贸易的行商》（《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2期），徐明德的《论十四至十九世纪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1期），万明的《明前期海外政策简论》（《学术月刊》1995年第3期），陈尚胜的《论明朝月港开放的局限性》（《海交史研究》1996年第1期），宁志新的《唐代市舶使设置地区考辨》（《海交史研究》1996年第2期）、《试论唐代市舶使的职能及其任职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黄挺的《海禁政策对明代潮州社会的影响》（《海交史研究》1996年第1期），杨国桢的《洋商与大班的广东十三行文书初探》（《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傅宗文的《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管理传统与早期海关》（《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1期），郭成康的《康熙之际禁南洋案探析——兼论地方利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李庆新的《唐代市舶使若干问题的再思考》（《海交史研究》1998年第2期），黎虎的《唐代的市舶使与市舶管理》（《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廖大珂的《试论宋代市舶司官制的演变》（《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元代官营航海贸易制度述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李庆新的《明代市舶司制度的变态及其政治文化意蕴》（《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1期），喻常森的《试论朝贡制度的演变》（《南洋问题研究》2000年第1期），陈伟明的《清朝粤闽海商的海上营运架构》（《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1期），郭孟良的《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管理中的具结现象》（《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2期），章深的《市舶司对海外贸易的消极作用——兼论中国古代工商业的发展前途》（《浙江学刊》2002年第6期），袁巧红的《明代海外贸易管理机构的演变》（《南洋问题研究》2002年第4期），廖大珂的《宋代市舶税利的抽收、分割与市舶本钱》（《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陈尚胜的《明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比较——从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一书谈起》（《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庄国土的《明朝前期的海外政策和中国背向海洋的原因——兼论郑和下西洋对中国海洋发展的危害》（载杨允中主编的《郑和与海上丝绸之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薛国中的《论明王朝海禁之害》（《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2期），李宪堂的《大一统秩序下的华夷之辨、天朝想象与海禁政策》（《齐鲁学刊》2005年第4期），李金明的《论明初的海禁与朝贡贸易》（《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7期），尚畅的《从禁海到闭关锁国——试论明清两代海外贸易制度的演变》（《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10期）等。
从这些文章的内容来看，基本集中在两大问题上：一是市舶使和市舶司问题，二是海禁问题。下面我们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
黎虎的《唐代的市舶使与市舶管理》，对唐代市舶使及相关问题进行了非常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他认为，唐代市舶使始置于开元二年，而不是贞观十七年或显庆六年；唐代市舶使主要设置于广州、安南，后来常驻广州，而泉州和扬州则没有派驻；唐代市舶使的人选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总的说来是以宦官为主，亦偶有朝官，从而否定了单一的宦官说或地方长官说或节度使幕僚说；唐代市舶使起初是临时的，后来才逐渐固定下来；虽然朝廷向地方派出了市舶使，但市舶管理之大权却掌握在地方长官手中；岭南节度使并不兼任市舶使，而是兼任押蕃舶使；押蕃舶使不是有些学者如桑原骘藏、王杰等所认为的是市舶使之另一称呼；市舶使的设置和演变过程，反映了岭南海外贸易越来越成为朝廷重要的财政来源。
廖大珂在《试论宋代市舶司官制的演变》一文中认为，宋代市舶司官制的演变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宋初至元丰三年的“州郡兼领”时期，第二个阶段是元丰三年至崇宁初的“漕臣兼领”时期，第三个阶段是崇宁初至南宋末的“专置提举”时期。该文通过分析每个阶段的特点、利弊、后果，澄清了宋代市舶司体制曲折的发展过程。文章指出，宋代市舶司的三次大变动，体现了封建政权对海外贸易的管理逐渐完善、逐渐正规化的过程。但由于封建政权自身的原因，最终总不免束缚这一专职机构的发展。
廖大珂还考察过元代的官营航海贸易制度。他认为，元代有三种官营航海贸易制度，即使臣贸易、斡脱贸易和官本船贸易制度。使臣奉旨出海贸易，其任务就是为皇室采购搜罗各种海外珍奇异产。其对社会经济发展毫无益处可言，而且使臣贸易是由朝廷一手操办，官本官办，与政治特权紧密结合在一起，加强了朝廷对海外贸易的垄断，从而必然压制了民间的航海贸易活动，阻碍海外贸易的正常发展。斡脱是元代一种特殊的商人，主要替官府和蒙古贵族经商或放债营利，元朝政府也利用斡脱商人为朝廷从事航海贸易。斡脱贸易是元代所特有的一种官本商办的经营形式。官本船贸易是元代官营海外贸易的一大创举，断断续续地推行了40多年。这种贸易的形式是实行官商合办的制度：船为官造，本自官出，由官府选择海商为政府出海从事贸易，回来后利润按七三开分成。在廖大珂看来，元朝推行大规模的官营航海贸易制度，对中国航海贸易事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官方高度垄断海外贸易，必然会压制私人海商资本的发展，也阻碍海外贸易的正常进行。在封建政治之下，任何的官营航海贸易制度最后终不免沦为扰民伤财的弊政。廖大珂在其他一些文章中，也表达了对官方垄断贸易的批判态度。在他看来，无论一种海外贸易制度如何规范和完善，在封建集权统治下，都会变成一种弊政。
和廖先生不同的是，有的学者则认为元代贸易政策是开放的。不过，多数学者都和廖大珂的观点接近，认为元代的贸易政策是官本位的，这就形成了其独特的海禁政策，即一方面禁止私人海外贸易，另一方面实行政府垄断的“官本船”贸易制度。
李庆新在研究明代海外贸易制度时，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明初的制度以朝贡贸易为特征，其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政治因素。郑和数次下西洋，可视为这一体制的高潮。这些远航活动都是由政府主导的，并不适应当时经济发展的需求。在地方上，主要运作的贸易制度是市舶司。总之，在明代占主导地位的贸易制度是朝贡贸易制度，它即便容许私人贸易，其空间也十分有限。
郑有国在新近出版的著作中，不仅考察了市舶机构、职官的设置及其职能的变迁，而且将市舶制度置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的整体背景中进行考察。
他认为，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历代统治者的市舶管理方式也是不同的。如唐代奉行互市原则，推行朝贡贸易和市舶贸易并行的方式；宋代侧重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倾向于鼓励市舶贸易，以缓解财政压力；元代则出于军事扩张的目的，推行“官本船”贸易；明代出于政治统治稳定的需要，加强朝贡贸易，强化中央对贸易的控制。由此，郑有国得出结论：市舶制度经过各个朝代的发展，在制度条例上越是细密和完善，其总体呈现出的是却是不断倒退的趋势。因为其贸易原则和贸易精神日益保守和封闭。其观点和主流观点也是接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