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的意志，不是创作意志，不是通过语言表现生活存在或生命价值的强力意志，而是通过文学反思和文学理性标准评价文学作品的“强力意志”，是源于意识形态权威信念和源于个体审美理想的思想意志。批评家在心中设定了艺术的价值规范，设定了艺术形象的生命意义，进而，以个体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去评价文学作品的内在思想意志。基于此，批评家在遇到共鸣性艺术作品时，往往意气风发，评价极高，相反，在遇到相逆性艺术作品时，往往横加指责，粗暴否定。批评家的这种个体自由思想意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的评价与判断。从文学批评史出发，可以看到，批评家有时是对的，有时则是错的，正是批评家正读与误读的历史，构成了批评者自由意志的独特表达，它是批评家的内在思想意志的语言对象化。从批评本身来看，批评家对文学本质的思考，原道论、言志说、载道说、意识形态观念，皆是基于这样内在思考。
这种思考，不是独立的，它根源于文学批评，因为文学批评，如果缺乏这一方面的判断，显然是不深刻的。惯常，人们把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作为两个独立的专业部门而划分，这种划分本身，人为地设置栅栏，阻挡了批评的深度发现。文学的功能实现，必然要求把文学和社会传播联系起来；文学功能的实现，是通过传播和接受实现的，它的功能，必然是广阔的、多元的。由于个人价值判断的不同，观念不同，生命原则不同，对待同一客体，有的吸收好的，有的吸收坏的，但文学多少能起到移情与净化的作用，同时，文学也可能从消极方面起到教唆犯罪的作用。文学的功能，既有正向的又有负向的，这是因为人的精神需求和生命欲望存在着内在矛盾，作家对生活和生命的理解也会显示出这种矛盾性。
文学的价值，既有文学自身的价值，又有文学的外在价值，因此，文学既有现实价值，又有历史价值。文学的价值，通常很难定位，在文学的历史判断过程中，能够得到全面的深入阐发，这就涉及对文学本性的思考。这既要联系到文学的客体，又要联系到文学的主体来谈：从文学客体而言，文学的本性是语言；从文学主体而言，文学则是作家的情感思想的表现，是作家的本质力量之对象化。过去，单一地思考文学的本性，结果导入了死胡同，因而，把文学的本性和文学的功能、价值相混淆。文学判断必然是对人类文明和人类精神的重建，必然要服务于人性的重建，民族精神的重建，因而，从这种最高价值规范出发，真、善、美、正义、自由、平等便获得了崇高的意义。从文学批评意义上说，文学作为人文精神科学，必须服务于人类精神重建的总目标，必然要涉及人性改造和民族改造的问题。过去，人们错误地把这种最高精神判断让位于政治判断，结果，文学观念和文学价值被弄得支离破碎。
社会作为无穷生命共在的复杂社会共同体，作家是通过生命形式与生命形象整体把握的，绝对不是从某一集团的政治意愿去判断，如果以某一集团的意愿去判断，这种批评本身，就不是独立和自由的。最高的批评规范，必须来自人类文明重建的正价值原则，因此，文学判断是由具体走向抽象的复杂的过程，由感性到理性的反思过程，它绝对不是感性的冲动。这种判断的思想视野和思想渊源，通常也是十分广阔的，正如作家必须思考人的问题那样，批评的思想意志，绝对不可能是孤立的，我们必须学会思考其他人文科学家所关心的生命存在问题。
文学家思考人，要比社会科学家更为具体和全面，它是复杂的生命思考，如果没有这种复杂思考，批评就只能局限于文本形式本身，虽然这种批评家可称之为内部的批评，但这种批评本身的价值是大可怀疑的。作家的思想愈广阔，视野愈开阔，批评的深度就愈有保证，很难想象不通宗教秘义和神圣原则的人，能恰当地判断《古兰经》和《圣经》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同样，缺乏历史眼光和社会学眼光、哲学眼光的人，不可能恰当地评价《红楼梦》。评价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庄子、陶渊明、李白、王维、吴承恩、曹雪芹、鲁迅等伟大作家，需要多维的文化视野。这样，文学批评解释与其他人文科学隔膜是不行的，必须去理解哲学、宗教学、精神心理学、社会文化学、民俗学、伦理学、历史学，或者说，在这种人文科学精神的多向辐射下，批评家的思想意志与思想文本才会呈现出深度文化模式，表现出复杂而又深邃的生命哲学精神。
这就是说，批评家的自由思想意志，必然要受到人文精神科学的影响，他不可能完全按照自我意志进行批评活动，相反，批评家的自由意志可能受到哲学家和思想家的深刻影响，因此，批评家的思想往往是历史思想意志的体现，不可能是单一的主体性思想意志的自由表现。文学批评需要判断，需要思想，同时，也需要具体的方法。文学批评的方法，曾经被极大地误解，许多人以为套用方法就可以进行文学批评，这种批评，显然，不可能是出自生命的深度自觉的批评，它外在于人，是无心的。
批评方法，在判断中、在思想中会自然地成熟，或恰如其分地理解方法的思想意义。方法的使用，此时出自生命的需要，它与生命思考相重合，成为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批评的方法就不是形式，而是生命价值立场的显现。文学批评方法的选择，取决于批评家站在哪一立场上，我们至少有三种立场，正如前文所述，“文学史的立场”、“文学本质的立场”和“人文精神的立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就会有不同的方法选择。例如，文学史批评家立足于文体、文学形式、文学比较、文学历史考古、文学鉴赏来进行审美判断，本质论批评家则倾向于从文学本质上对文学的社会性、文化性、审美性、政治性进行批判，站在人类文明高度的批评家，则着重于最高人类价值规范的诗思和阐发。
批评家的兴趣和修养必须是多方面的，例如，巴赫金的批评从人与人际关系出发，从风俗文化出发，从对话原则出发，弗莱则从神话认识出发，所以，不同的批评家体现了不同的思想意志，而不同的思想意志，最终，建构了不同的批评解释模式。托多洛夫指出：“以不断扩展的螺旋式运动来说明罗思诺普·弗莱（Northrop Frye）漫长的精神历程是再确切不过的了，这一运动，对包括弗莱在内的所有与维柯匹敌的人来说，都不是陌生的；它的中心内容，是在保持旋转轴不变的情况下，经常对新的领域进行不断开拓。”“在他的作品与作品之间，可能没有矛盾存在，但这却不能使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摆脱掉一切矛盾。”从批评史和批评家的思想意志来说，弗莱的这个兴趣和修养，偏重于神话学和文化学方面，因而，他的批评意志，很好地体现了文化批评方法的广泛包容性。
批评家的人生经验和人际遭遇，批评家自身的生命体验是批评的关键，有不同遭际的人会获得不同的体验，因而，批判的判断和价值取向就会有极大差异，这虽然不是完全等同的，从本质上说，是具有决定论倾向的。例如，历经“文化大革命”的批评家，其批评原则和方向，不同于“四五”运动以来的知青批评家，更不同于后现代主义先锋批评家。生命体验和生命遭际，对个人的批评特色之形成十分关键，例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卢那察尔斯基，高尔泰和李泽厚，其批评立场与方法有很大不同。“批评方法”，有外在的方法和内在的方法：外在的方法，如形式主义批评、现象学与解释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与后结构主义批评等；内在的方法，如生命哲学的批评、理性心理学的批评和体验论的批评等，这些内在的批评方法和外在的批评方法，共同构成了当代文艺学的理论奇观。在开放的文学理论价值形态中，文学批评学，对于批评家的具体实践，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性，在此，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批评家的思想意志，不仅取决于个体生命体验与生命价值立场，而且取决于人类思想的普遍原则人文精神科学的“内在价值立法”。
5.艺术的自由意志与存在者的自由意志融通
文学存在问题，在传统文艺学中，一直被视作不值得讨论的问题，在文艺学重建工作中，我将“文学存在”置于文艺学的最后环节，试图以此探讨文学艺术的生命存在方式，寻求对文学的历史性理解。这一发现本身，对于理解文学的意义和价值非常重要，文学存在，是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毋庸置疑，文学存在的这种历史，就是要考察文学艺术作品是如何保存，如何传播，如何新生，如何承继？从今天的文学存在方式来看，文学最悠久长远的存在形式是书面文学形式，没有这种文字性记载，无法理解远古的文学历史。最早的文字记载，几乎都刻在碑石上，记在竹帛上，不少民族的文学，最早都是通过口传的，书面语并不发达，结果，他们保留了大量的民族史诗。
这种口传文学，虽然易于因传播者死亡而消失，但是，只要民族生活中永远有自己的口头传播者，这种口传文学，也就不会消亡。文学总要寻求其物化的存在方式，石头是不朽的，文学是不朽的。文学的主要存在方式，是书面文献的方式，中国人最早发明了造纸技术，文学作品保存在古代文学典籍中，就找到合适的形式，此前，文学作品被保存在石头上，竹简上，木板上。
在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中，从线装书到平装书到精装书和缩微技术，文学找到了越来越可靠的保存方式。中国人独有的灵性，特别重视这种书的保存，因而，老书如果破旧了损坏了，用新的方式将文学文本传承保存下来，一代又一代，进行着艰辛的努力，因而，文学文献学的一项重要工作，便是这种古籍的整理。每个时代总要创造一些思想与艺术的奇迹，专制的君王，永远烧不完那些美丽的心灵艺术作品，人们通过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方式保存文学，使文学形成口头文本和书面文本，这就是文学保存的强大生命意志。这说明，人们创造自由的艺术作品需要伟大的生命意志力，同时，保存民族的心灵的语言艺术作品，也需要伟大而坚韧的生命意志，正是这双重的生命意志保护了民族文学的传统价值。
文学的书面存在是客观存在，它寄身在图书馆里、家庭书橱中，只要它在那里，它就活着，它向每一位需要的心灵开放，静处着，沉默不语。如果没有人去阅读这些民族语言文本，它只能等待读者，从阅读中显示文学创作的生命，此刻，古老的生命之声与心性智慧，从文字符号中醒来。图书馆藏有大量“这样的死书”，我们都愿意相信，只要有深刻智慧的书，不管它曾经如何沉寂，只要它作为文本存在，就一定会活过来，它只有走向接受者，活在接受者心中，才能成为真正的生命体。
同一文学本文，可以向无数人开放，这正是文学存在的得天独厚之处，它不同于绘画，当有钱人藏着时，穷人就无法看到它。文学由这种书籍的存在走向接受者心灵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史”，就是接受者的历史，因而，只要这些书活着，人们就会去读它，解释它，当然，作者不见了，作者不在场，只有书面文献，作者活在他/她的文学作品之中。“文学史”是大量文体的存在历史，这是客观的文献的历史，但文学史毕竟是活态的历史，因为批评家的阐释，这些文本材料变得有序了，因而，文学的历史成了文学批评家解释的历史。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史”，虽然说是文学作家与文学作品的历史，但是，从客观上说，它是文学批评家批评解释的历史，是文学批评家建构历史文学形象和文学经典本文价值的历史，这就是说，它是批评家思想意志选择和解放的历史。
在文学的存在中，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具有重要意义，而不是作家建构的，文学史是批评家建构的，因而，文学史是客观文献汇编的历史，也是主体选择的历史，文献的历史，只能视之为“原始的文学史”。有选择的文献史，才是真正活着的、充满时代特性的文学史；文学史，必须永远面对原始的活态的历史，失去了这一根基，文学史便会成为片面的历史、选择的历史，而不是真正的历史，很可能是边缘的历史。在边缘与中心之间，虽然正在不断地运动，但真正的中心始终是存在的，因而，这是人类艺术的最高创造原则。
文学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形象的启示与语言的阐释，我们不能忽视这种历史性解释活动，但是，更要重视文学的价值确证过程和文学价值确证的历史。文学存在最终必须通往心灵存在，因为书面文献毕竟不是一条直接的途径；相对而言，直接的途径是口头文学、讲唱文学、说书、评弹、背诵、吟哦，这种文学存在方式，只是“非书面”的文学存在方式。口头方式，民间方式，是最广泛的文学存在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乃至世界所有的人皆可以称之为“文学爱好者”。谁都无法抗拒这种口头文学存在的方式，这是祖先的遗留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是文学创作的不尽源泉，民间文学、儿童文学、讲唱文学的巨大魅力就在于这种口头化、肉身化、记忆化的形式，它直接通往人的心灵，最具民族特性，与外民族绝缘，除非学会了文学母语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