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情理之辩与审美目的论的生命指向
1.情理之辩：希腊智者作为西方思想界的先行者
从生命美学的基本立场出发，情感与理性的关系，可能是最重要的问题。在文艺美学解释中，到底是强调理性的中心地位，还是强调感性的中心地位，历来就存在巨大的分歧。过分强调感性欲望的中心地位，生命最终将会因为感性的不受限制而走向毁灭，因为感性生命在各方面都有其极限；超越生命极限，就会形成生命的衰亡，而人类在追求感性生命欲望时往往永无止境，事实上，过分的生命感性冲动，已使人类充满了危险。与此同时，也应看到，理性的过度胜利，往往又压抑了生命的创造力量，结果，理性使生命日渐消沉，从而失去了生命的动力。古老的美学，也想解决这一问题，即如何解决感性欲望与理性价值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自然，调和论的解决方式是最常见的。问题在于，人们不满足于这种调和，而是要在情理二元对抗中找到生命的自由价值归依。这就形成了著名的“情理之辩”，即，“情感优先于理性，还是理性优先于情感”？
在诸多的“情理之辩”中，希腊智者的思想探索最具启示性意义，他们的思想也更接近现代人的生存境遇，所以，如果从智者的情理之辩出发，就可以找到西方思想对立的两大线索之间的复杂思想纠葛。从古希腊时代的智者之辩入手，可以把智者运动以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汀、阿奎那、卢梭、休谟、康德、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马尔库塞、伽达默尔、福科等人的思想置入这一文化系统中，从这些思想关系中，便可以窥见西方美学的十分重要的方面，即生命情感与生命理性之间的精神冲突。如何解决“情理冲突”，恰好是美学探索的关键问题。
情感与理性，是有着内在矛盾的，相对而言，从情感出发，应尊重人的自然与本能的东西，也就是说，它肯定人的欲望需要，满足人的原始意志或生命意志要求。“情感”，往往比较多地尊重个体，顺从生命自身的要求，它要求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主观意志。“理性”，是人的高贵品质，是人具有自省能力与理智思维的基础。在古希腊人那里，人们早就发现：如果说，人的内在精神结构，由知性、情感和理性组成，那么，理性则是自身最高贵的品质，它居于人的大脑。在人精神生活中，受理性支配与受情感支配，是完全不同的。理性原则要求人更多地要承担责任和义务，它要求人牺牲自我的情感和欲望，顺从公共价值和社会文化信念，这样，在许多方面，理性原则与情感原则相对立。情感原则与理性原则的矛盾，在人的生活中，并不能轻易解决，为此，思想史上形成了永久性争论。在西方思想史上，最早把情感与理性的矛盾加以认真争论的，就是“希腊智者”。
西方文艺美学，在试图解决这种情理冲突的价值取向上，表现出不同的立场，而且，这些不同立场，构造出西方美学价值形态的复杂性。“Sophist”一词，从被译为“诡辩家”到被译为“智者”的转换，可以看作中国学术界对智者运动重新评价的趋向。从今天的视野来判断智者运动，依然可以获得时代性启示。智者运动所引起的争议，首先源于他们的行动，他们收费授徒，传授关于辩论、诉讼、修辞的技巧以及有关城邦治理和家政管理的知识。
其次，源于他们的思想取向，他们顺应时代的潮流，提出关于人类社会、人的本性、人的价值、人神关系、个人和城邦关系以及道德评价等等问题的新观念。他们的感觉主义、相对主义、个人主义和怀疑论思想，引发了现代人关于个人价值和人类本性的思考。这种关心现实的实用主义精神，势必受到理性主义者的激烈批判，因为它使人认同现实而拒斥理想，因此，智者运动的思想和行为是有代表性的，它所引发的争论是人们所无法回避的。这种外在的现实价值取向，实质上，也影响到人的内在精神价值取向，无论是智者与理性主义者之间的争辩，还是智者之间的争辩，都涉及十分重大的思想问题，这些思想争辩，已经成了近现代人性论问题，尤其是美学思考的中心，所以，只要把智者之辩和西方美学思维联系起来，就有助于深刻把握西方美学思想的精神实质。
“智者之辩”，实质上，是人性之辩，是关于人的价值之辩和人的自由之辩。这一辩论的焦点，可以通过两个概念体现出来，这便是“Physis”（“费西斯”）和“Nomos”（“诺摩斯”）。这就是说，有关情感或欲望和理性法律之间何者优先的争辩，转变成了这两个中心性观念。智者们就是由这一问题，延伸出人和动物的区别，自然与社会的区别等基本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人的本性问题，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欲望与文化律令的冲突等问题，也在这种争辩中被揭示出来了。这种争辩，在中国哲学和美学中也可以找到相应的线索，例如：人性善、人性恶、人性有善有恶论，就是如此，因为这些问题，不仅涉及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而且涉及美学本身的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
在西方思想史上，特别是在希腊文化中，“费西斯”这个概念，有两个基本意义：一是自然而然的意思。通常，是指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成长的东西，属于天生的和自然而然的特性；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人工制造的，如房屋、鞋子、床等。二是本性使然的和私人约定的意思。从这两个含义中，可以看到：“费西斯”概念的演化，依赖于“诺摩斯”概念的形成，通过两大相反力量的对比，于是，形成了费西斯和诺摩斯之间的对立。“诺摩斯”，本来指人们在社会共同体中形成的风俗习惯。在国家和法律产生以前，人和人之间、人和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是靠风俗习惯和未成文法来调节的，所以，“诺摩斯”起到维系社会组织的纽带作用。在社会共同体中，每个社会成员按照“诺摩斯”享有公认的权威地位。
但是，人们意识到：在复杂的社会矛盾面前，难以完全遵从“诺摩斯”，因为诺摩斯是可以被重新规定的，所以，在城邦国家形成以后出现了法律，法律就是人为规定的，它是理性反思与理性判断之后形成的价值规范。人们发现，古人分不清风俗习惯、未成文法（习惯法）和法律的区别，一律用“诺摩斯”称呼。可见，诺摩斯是人们自己约定的，它是由外在的主体的人制定的，它本身不会生长变化，需要通过人的规定和理解来做出变更。从这一意义上说，习俗和习惯常能改变一个人的自然本性。
由于人长期生活在习俗文化之中，适应了习俗，故而，“习俗制约力”渐渐变成了人的新的自然属性，即作为社会的人的自然属性，例如，文明礼貌行为，由强制逐渐变成了“自然性”。这一概念，也可理解成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对立。凡是一切发自本能的，出自人性、情欲的，未加约束和改变的东西，都可以称之为自然的；凡是人为约定，法律规定的，控制欲望并以意志克服欲望的，都可以称之为社会的，所以，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对立，也是费西斯和诺摩斯之间的对立。在希腊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智者关于费西斯和诺摩斯的辩论，引发并启导了西方思想史的中心问题，这就是说，智者所辩论的问题，也是西方思想延续到今天的基本哲学问题。从希腊哲学史的历史描述和分析中，可以看到，在费西斯和诺摩斯之间，赞成什么和反对什么，可以分为两大派别。
就智者运动本身，赞成诺摩斯的，有普拉泰戈拉、克里底亚等智者，而反对诺摩斯的，则有高尔吉亚、希庇亚等智者。就西方思想史而言，赞成诺摩斯的，可以称之为理性主义者，而反对诺摩斯的，则可以称之为非理性主义者。因此，费西斯和诺摩斯之争，可以贯通整个西方思想史；西方美学思想中的情理冲突，也可以在这一矛盾冲突的解决方式中予以确立，而且，西方美学价值形态的核心问题，也在这一关系中展开。那么，“智者之辩”的思想依据是什么呢？在《普罗泰戈拉》中，柏拉图通过对话人普罗泰戈拉自觉地展开了费西斯和诺摩斯的讨论。他认为，按照人的本性（费西斯），为了生存，人必须依赖同类，但是，当人们聚集在一起时，又像动物一样互相残杀。神的理性规范意义在于：指导人类信守正义和相互尊重，通过制定法律（诺摩斯）来约束人的行为，使法律成为人共同遵守的规范，于是，人类才有社会生活和文化的进步。虽然费西斯和诺摩斯有相反的一面，例如，接受诺摩斯就排除了人的自然状态，按照人的费西斯选择也就没有城邦和公民生活，但是，这两者也有一致的地方。人的自卫的本性要求共同聚居，建立城邦，接受正义，相互尊重，遵守法律等，以诺摩斯作为基础。克里底亚，企图把费西斯和诺摩斯统一起来，显示了理性主义的努力，那种把诺摩斯置于一切之上的人，实质上，是以牺牲费西斯为代价。人类社会的矛盾之无法解决，大约也根源于这种冲突，人类社会得以建立，得以发展，主要是依赖诺摩斯。我们不要小看诺摩斯，它不只是简单的历史经验结晶，而是无数人的理性生活智慧形成的价值共识。
从希腊思想自身而言，尽管人们试图将费西斯和诺摩斯统一起来，但是，在不同程度上，费西斯仍被压抑和剥夺。只有在费西斯与诺摩斯不发生冲突的前提下，费西斯才可能被保留，但与诺摩斯发生冲突的费西斯，往往被有效地和有限地控制、压抑和削弱。在人的社会生活中，人类的天性受到打击，又不得不接受诺摩斯的规范，在人们看来，这正是人类精神异化之源。
因此，反对诺摩斯的人，便获得了充足的理由和根据，因为人生在世，不只是为了维护某种法律的规范和风俗习惯而生存，同时，也需要发挥人的生命潜能，让欲望需要得到满足。在智者之辩中，诺摩斯的反对者高尔吉亚，强调人类本性具有不可抗拒的作用，力图建立符合费西斯要求并能规范费西斯力量的诺摩斯。这就是说，无论是赞成诺摩斯还是反对诺摩斯，从来就少有人真正调和诺摩斯和费西斯之间的冲突。人们力图在以诺摩斯为主导或以费西斯为主导的前提下，重建新的费西斯和诺摩斯之关系，这种努力，从根本意义上说，一直推动着西方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的革命。既然人们合乎费西斯的行为是正当的、无可指责的，那么，与费西斯相违背的伦理规范、风俗习惯和法律命令，就应被废弃。
他们认为，只有费西斯以及符合费西斯的“未成文法”，才是正义的，在安提丰看来，法律所确认的利益是自然的对立面，自然所确定的利益，都是自由自在的。于是，在这些智者看来，“诺摩斯”，不仅是人为约定的，而且是费西斯的桎梏，是束缚人的自由的。“费西斯”，不仅指自然而然的、必然的、本性如此的事物，而且是真实的品性。看来，坚持或反对诺摩斯，主张费西斯与诺摩斯之矛盾的合理解决方式，都有一定道理，但又无法从根本上使两者之间的关系得以调和，这正是社会矛盾的无法调和性和人性矛盾的无法调和性。智者之辩的根本立足点在于，他们看到了人性与社会规范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如果一味顺从人性的本能，那么，人类社会的社会性或文明性就无法真正得到落实，同样，如果过于强调社会性、风尚性、法律性和文明性，人所本有的原欲和渴望就会受到压抑。“智者之辩”的结果，实质上，预示了这样的基本问题，即人类精神的根本冲突不可调和，只能寻求自然与习俗之间的平衡。费西斯和诺摩斯的合理解决，就是保持两者的平衡，或者说，两者的平衡是社会的最高理想。正因为平衡的不易解决，因此，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或有所侧重，就可能导致思想的革命，相对说来，每一次思想的真正转换，大多是对费西斯的问题有了新的解释策略。就西方思想史而言，柏拉图、奥古斯丁、康德和马克思等，建构了诺摩斯的理想极致，他们正是借助诺摩斯来解决存在者的自然需求和自由理想的矛盾，相反，卢梭、尼采、弗洛伊德、福科等，在费西斯这条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他们正视人的原欲，恢复人的蛮性，解放人的内心压抑，他们以走极端的方式显示出思想的震撼性力量，因而，这种思考本身，具有深刻的美学意味。西方美学思想，并不孤立地站在某一立场上，而是力图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对人类生活与生命存在的社会境遇进行现象学还原，从而寻求新的文化解释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