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改革的全部历程无不如此，从裁缝师傅到革命领袖，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一起谋构、一起推广、一起完善新服装的，不管是男装、女装、中山装、西装、旗袍，穿着都是不分阶级、没有等级限制的，从大总统到平头百姓，都可以按自己的条件、意愿自由选择。中山装在民国时期曾作为政府工作人员制服，但各级别的官员着装完全一样，这就与封建制度下的阶级等差制完全不同，其革命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之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很快推广开来。自由、平等、民主精神从这里得到了体现和高扬。正因为如此，这项改革才随着革命的深入而越来越广泛越深刻，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趋势。
红帮之所以能参与完成服制革命的历史任务，还在于他们在革命先行者们的指引下，敢于纵横驰骋，博古通今，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历史上任何一次真正的改革，无不包含纵横两方面的借鉴因素，而不是单向的线型的。这是一个普遍规律，十分重要。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兼收六国车旗服舆”，力求统一：赵武灵王为强兵强国，毅然采取胡服；魏孝文帝为改变本民族的落后状态，断然采取措施，推行服饰汉化；盛唐的帝王纵观四面八方各民族服饰，择优采取，为我所用，形成异彩纷呈、百花齐放的大唐气象。
杂取众长已成为服装改革取胜的必经之路；闭目塞听，抱残守旧，是绝无成功可能的。这一规律，在红帮的改革中得到了空前有力的论证。
中国服装现代化的春风，是从西方吹来的。其方法大体上有两种：一是照搬，购置西方进口的服装，或向西方裁缝定做西装。这是开始阶段在外国的留学生、外交人士和商人，以及国内的极少数富有者采取的方法。二是借鉴，由中国裁缝参照西服的款式、剪裁方法和缝制技艺，按照中国人的体形、性格、气质、生活环境，不断加以改进，使之中国化。并且，通过脱胎换骨，化出了中国民族服装中山装。这是红帮裁缝群体采取的方法。西装，在西方也是革命的产物。在中国革命关键时期中引进它，正体现了红帮敢为人先，敢于汲取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为我所用的革新精神。
清代后期，朝廷曾几次下令禁穿西服，然而，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西服不但屡禁不止，而且日渐风行。其后，革命领袖们也穿着西服，并从理论上、舆论上为西服的流行扫除障碍。陈毅元帅任上海市市长时曾说：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都穿西装，政府并没有规定无产阶级不能穿西装。真是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其倡导意义是显然的。
中山装，是化洋为中的显例。它是受明治维新后服装改革启发，按中国革命的需求而创制的，是红帮的创新成果，纵横化一，古今交融，达到了极高的境界。所以陈毅说：中山装是中国人的骄傲。
中山装创制、完善和普及，是中国服装史上伟大的变革成果之一。
中山装在创制过程中，也是充分吸取了中国服装工艺和服装文化的多种元素和内涵的。试制初期的中山装，除工艺外，领子就与西服不同，是中国式的直翻领，胸前有7颗纽扣，前襟有4个贴袋，袖口配4颗纽扣，都是饱含中国文化的特有内涵的。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又让上海的红帮名店“荣昌祥”对中山装作了修改：领子维持原直翻领样式，将4个贴袋的上两个袋盖做成倒笔架形，称为“笔架盖”，象征知识分子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把原门襟上的7颗纽扣改为5颗，象征五权宪法（亦说象征“五族共和”）；袖口的4颗纽扣改为3颗，象征三民主义。与第一款中山装相比，设计更新颖，样式更庄重，寓意更深刻，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后来各地裁缝均以这种样式为“母本”缝制中山装并逐渐普及。
关于中山装的创制，另有几种不同说法。例如，包昌法在《裁剪200问》（辽宁科技出版社2002年版）中说：孙中山从日本带回铁路工人装，到上海后交由亨利西服店试制并修改而成中山装。华梅在《中国服饰》（五洲出版社2004年版）中说：民国初年，留日学生从日本带回学生装，“衍生出了典型的现代中式男装——中山装”。又说：“孙中山倡导并率先穿用……自1923年诞生以来，中山装成为中国男子通行的经典正装。”马庚存在《平民总统孙中山》一文中说：孙中山不喜欢长袍马褂，也不爱西服洋装，“后来他找曾经当过裁缝的同盟会会员黄隆生替他裁制了一种由先生自己设计的新式上装……这就是我们今天常见的中山装。”（详见1981年11月11日《中国青年报》，浙江教育出版社曾将其收入初中语文课本，有删改）。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孙中山》（尚明轩主编）则说：“在孙中山进行服装改革中，给他帮助最大的是一个叫黄隆生的商人。”此人是广东台山人，原在河内开隆生洋服店，1902年12月偶识孙中山，遂“为革命出钱出力，1923年，黄隆生随孙中山在大元帅府任事…… 第一套中山装就是在他的协助下顺利缝制而成的。”后来，由上述说法衍生出另一些说法。
以上说法，可供参校，继续考察。到2010年底为止，从红帮研究者10多年来收集到的大量原始资料（实物和文字）与红帮前辈、子女及有关人士回忆来看，仍以红帮裁缝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试制、改进中山装之说比较可靠可信。除本书有关部分外，可参阅《宁波服装史话》（宁波出版社1997年版）、《红帮服装史》（宁波出版社2003年版）和《宁波帮与中国近现代服装史》（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
这种服装成为向传统的旧式服制挑战、中国服装走向现代化的第一个重大成果。经过大力普及，不但成为我国现代男装最具魅力、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服装，而且在国际服装中独树一帜，西方人亦以其为样板，设计男装新款，甚至在新款女装设计中，也有以中山装为母本造型的。（53）
改良旗袍则是红帮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一个典范之作。发展到20世纪后期，它已走向世界，进入中西合璧的世界女装艺术宫殿，成为魅力无穷的女装宝典。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地的红帮人都参与了这个女装精品的创制。它是红帮和其他裁缝、广大女子集体智慧和科学精神的结晶。
旗袍，本是满族旗人女子穿的一种长袍，为了遮蔽北国的狂风、飞沙、暴雪，这种袍子又长又宽，是直筒式的“大衫”。它无法显示女性的性感特征，缺乏女性服装的形象美。从清末起，旗袍悄然变化，辛亥革命以后，更出现了一个持续创新的历程。在具有先进服装文化素养的上海、天津、哈尔滨、汉口等地红帮裁缝和其他有现代意识的裁缝，以及许多民间心灵手巧的中青年女性的共同参与下，推陈出新，继承了春秋战国以来的“深衣”、唐代的“水田衣”以及朝鲜女子的长裙、蒙古女子的长袍等民族服装的传统特色，大胆吸取西方女装的先进观念、现代人文精神和设计、造型艺术，不断改进旗袍的款式、造型和剪裁、制作方法，把中西女装的长处有机地融入旗袍之中，花样不断翻新，呈现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引语）的态势。风情优雅，风韵独特，风声日高，风靡南北。大体而言，从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将改良后的旗袍定为中国女性礼服以后，几乎每隔10年左右，就有一次大的改革。旗袍的改革、创新最令人瞩目的是领子和袖子的改革，完全称得上是时尚审美的标志物。“领子是研究服饰款式的关键”、“由于衣服领子的位置处于衣服最上端，是人们视线比较集中的部位，因而它对服装外形的美观影响较大，可以说是服饰美的焦点”。（54）旗袍在改革中，十分重视领子的改革，由卡住整个颈项之高领逐步改变，直到取消领子时还未休止；又把领子开低，使女子“美若蝤蛴”的颈部和颈项完全显露出来；进而，再在肩部用吊带，坦露胸背，使人想到唐代诗人方干《赠美人》中的“粉胸半掩疑暗雪”和欧阳询《南乡子》词中的“胸前如雪脸如花”，充分展示出东方女性的人体美。人们既可以说这种新式旗袍借鉴了西方服装文化袒裸传统的结果，也可以说这是大唐气象、盛世衣着文化基因的承传和创新。实际上，正是中西服装优良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磨合结晶，脱胎合璧。
改革开放后，红帮传人再次显示出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范。在红帮故乡，新时代的红帮传人已经把发展女装作为建设服装名城的重要举措，旗袍的改革也将有新的法门，进入新的境界。在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中均已大放异彩。
（二）开创我国近现代服装科学研究之先河
这一创举，使中国服装事业从此获得了科技、文化的软实力的支撑，奠定了我国服装现代化发展、创新的坚实、牢靠的基础，并且代代相会，持续发展，形成这个群体的独具的优良传统。这就为我国服装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保证。
张其昀和顾天云等前贤，都已经确认：“无论兵战或商战，均需要高深之学问。”（55）
没有科学理论作基础和科学的思想作指导，是不能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富有生命力的艺术流派的。驴拉磨式的实干，只能产生一些狭隘的片段的具体经验，而不能将经验提炼、升格为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和理论。红帮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终于出现了一些服装科学文化研究人才，他们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写出了第一部红帮服装专著，这标志着红帮已进入成熟阶段，进入了新境界。一花引来百花开，红帮已不再只是一个只会做衣服的裁缝群体。
这一突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他们热衷于服装科技和服装文化研究，相互支持，相互鼓励，长期坚持不懈，人才辈出，硕果累累。拥有自己专业著述的人数和作品之多，不但在宁波帮内是独领风骚的，也是其他服装社群无可比肩的。20世纪初，红帮服装研究的一代宗师顾天云就开始他的服装考察与研究，30年代写出《西服裁剪指南》之后，红帮中相继涌现出许多服装专著，据零星统计，20世纪三四十年代，林正苞写出5种，胡沛天在50年代至70年代完成5种，王圭璋在50年代完成8种，王庆和在五六十年代完成13种，戴永甫完成24种，江继明有4种，包昌法有近40种，石成玉、王庭淼、唐中华、邬金宝、杨鹏云、陈明栋、谢兆甫等等拥有1～3种专著的就更多了（尚无系统统计）；有不少著作曾被多家出版社多次再版，发行量从几十万册到100多万册的都有；有的研究成果已进入国际服装科技的领先行列；在报刊等大众传媒中发表单篇或系列性文章的更不计其数，其中很多著述都曾获得国家级、省（市）级和行业系统的多种奖项；特级服装技师陆成法曾在上海《新民晚报》上发表《怎样穿西装》系列通俗文章，也非常受读者欢迎；还有很多人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在科研过程中，100多年来，先后涌现出许多身怀绝技的红帮名师，诸如“东北第一刀”、“西装博士”、“裁缝状元”、“跨国裁缝”、“正反面阿根”、“京津女装高手”、“模范商人”、“三把半剪刀”、“南京三庆”、“星期天顾问”、“中山装专家”、“西服一鼎”、“（西服业）老法师”、“技术厂长”、“裁神”等等；在中国服装现代化历程中，他们的许多创新成果，在服装行业中树立了一尊又一尊的里程碑；在他们从业的海内外大中城市中，都坐上了行业的第一把交椅，成为创业元勋、领军人物，不少人先后进入所在省、市、自治区的服装研究所（室），成为专职研究人员，陆成法、楼景康、陈星发、石成玉、苗瑞增、陈宗瑜、周惠品、陈祥华、骆连庆、陈宝华、毛新苗、陈康标、俞阿定、徐财清、林瑞祥、李尧章等等，均已经进入衣道、衣政、衣旨、衣德、衣律、衣训、衣制、衣术、衣品、衣趣等各个领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先后都曾担任过研究所所长或服装专业研究机构的领导工作，也有不少人被有关大专院校聘为专职或兼职教师；在服装技艺方面，他们总结、提炼出多种富有独特工艺价值又具有普遍意义的“要诀”、“法门”，有些已进入中国非物质遗产行列。
当然，在考查红帮的服装研究工作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宁波帮的其他行业群体中，也有专业研究人才、研究成果和著作，如香港安子介先生的《国际贸易实务》、项松茂先生的《卫生指南》等。但从总体上看，在这个方面是难以和红帮比列的。
由于参与的人数多、时间久、成果多，红帮的服装研究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主要特色如下。
1.道法西东，技融今古
这是红帮的科研思路（也是红帮实践思路）。
道，就是规律、理论；法，这是效法。红帮人心胸开阔，敢于、善于效法西方的和东方的一切有益的服装理念和经验（东方，含中国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法则；他们对今古制衣的技术、技巧、工艺，能够通彻首尾，融会贯通。
在中国服装通史上，服装改革无不借助两大推动力：纵向的历史经验的承传、创新；横向的博纳外国、其他民族先进的东西，为我所用。只有本国历代成果的承传，往往只能完成局部的有限的改良，即在“在传统的范围内反传统”，历代的所谓“改正朔，易服制”大致如此。只有采取开放的态度，大力借鉴外国、其他民族的先进思想和优秀成果，服装改革才可能成功。赵武灵王、魏孝文帝、盛唐的博纳兼容，兼收并蓄，都证明必须将纵横两种推动力整合成一种时代合力，改革才有可能发生、发展和完成。服饰改革必须走“合纵连横”之路。红帮的百年实践、百年研究尤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规律。其实各领域的一切根本性的变革，都必须借助乃至强化外部的推动力，使变革者受到启迪、鼓舞；同时涤荡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的束缚、阻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