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晓娜
一、承接名店，开创新局
1925年5月末，上海南京路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爱国学生和穷苦劳工惨遭屠杀。荣昌祥呢绒西服号紧邻惨案发生地，店主王才运目睹惨景，难以抑制满腔悲愤，于是在南京路率先罢市，声援爱国反帝斗争。其后，经过深思熟虑，王才运为维护民族尊严，抵制洋货，毅然决定弃商归里，他将“荣昌祥”全部资产盘点核算后，以分红形式将大部分资产分给店中老员工，“荣昌祥”则交给他最为看重的学生王宏卿经营，王宏卿接替他担任经理。非常时期，王才运将一生辛劳的心血交托给他，足见王宏卿的胆识和才能。而作为接班人，王宏卿挺身而出，勇担重任，不仅继承了王才运的经营之道、人格风范，而且在日后历史的风口浪尖上续写了红帮裁缝的壮丽篇章。
王宏卿1900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县江口镇王溆浦村，原名嘉让，父亲在乡镇钱庄任业务经理。王宏卿的岳母是王才运的姐姐，所以从辈分上来说，王才运既是他的族叔，又是他的舅舅。王才运在上海经营西装发迹后，带动了王溆浦一带的众多乡邻投身到这个行业。宁波人有句老话，“家有良田千顷，不如薄技在身”，王宏卿父母决定为儿子择师学艺。15岁那年，王宏卿带着亲人的嘱托，从奉化来到了上海，在荣昌祥呢绒西服号学习西服缝制技术，开始了他的学徒生涯。
王宏卿虽是亲戚，但王才运却并没有对他另行照顾，依然管教严厉，同样先到裁缝工场进行裁缝手艺基础知识的培训。3年中，他刻苦钻研，掌握了扎实的服装专业技术。学徒期满后留在“荣昌样”，被分配在一楼店堂当营业员。在王才运的严格教导下，王宏卿学习经营门道，熟悉面料特性，研究服装样式，日积月累，他不仅裁缝技艺精湛，而且能熟练地运用英语与外宾对话、洽谈业务。王才运十分赏识，最终挑选他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王宏卿执掌“荣昌祥”后，没有辜负恩师的期望。他顺应时代的发展，结合市场需求，不断推陈出新，使“荣昌祥”继续了王才运时代的辉煌，始终处于上海西服行业的领军地位。
创业难，守业更难。王宏卿所处的时代，中国正值动荡岁月，帝国主义的压迫，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战争的摧残，诸多难以预料的状况，让“荣昌祥”飘摇不定。但王宏卿沉着冷静，在每次危机面前，都能顺利应对。商场如战场，1932年，广东巨商蔡昌筹建大新公司，看中了南京路西藏路口的黄金地段，强迫“荣昌祥”及其他商店退租迁移。王宏卿不畏权势，力挽被动局面，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按合约续租。但大新公司财大势大，在它的幕后运作下，最终由大新公司赔偿迁店补偿费而告终。“荣昌祥”在得到经济补偿后，于1932-1933年将店迁至新新公司与大新公司之间的南京东路782号。
经过王宏卿煞费心机的设计布局，新的“荣昌祥”很快就在南京路上重新开张了。精心装修的店堂大门，别具特色，门楣上方横悬着黑底立体金字招牌，大门两旁是落地大玻璃橱窗，通透明亮，营业厅内灯火辉煌，气派非凡。王宏卿在处理应对这次危机的过程中，出色地表现了一个现代商人所应具备的品质。
二、铁流万里，赤诚报国
王宏卿所处的时代注定了他将走过一段艰难的岁月。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打响，中国人民英勇抗敌的精神成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最好的诠释，各行各业的人们以力所能及的方式，表达着挽救国家危亡的决心。
在这个烽火连天的年代里，许多工商业者深明大义，为了国家，不惜倾家荡产乃至献出生命。如果说，王宏卿面对巨商据理力争，让“荣昌祥”迁址后重放光彩，为的是不辜负师傅重托，员工信任，表达了他对家乡父老的深情厚谊；而抗战烽火中，他辗转各地开办军需工厂，历经辛苦乃至失去亲人，为的则是不让同胞受难，国破家亡，表现出了他强烈的爱国精神。
战火从北国迅速蔓延到东海之滨，上海这座曾经繁华的大都市变成了战争孤岛。王宏卿如果固守上海，尚可以保证获得可观的利润。但是他却作出了出人意料的决定：将“荣昌祥”交给师兄李国华管理，自己则和汇利西服店经理周永升，亨达利钟表行经理莫高明、毛钊炳等人离开上海，辗转来到内地。他们克服种种困难，组织生产军用被服和军需用品用以支援前线。
他们在武汉创办了一家军用物资专业工厂——华商被服厂，工厂大批量生产军装、军用被服、水壶等军需产品。被服厂之所以起名为“华商”，就是取中华爱国商人的意思。这个厂名寄托着服装界志士同仁团结抗日的心愿。
“华商”创办初期，因为战乱，内地资源稀缺，工厂连生产军服中所用的纽扣都没有办法得到，他们不得不自行生产牛角纽来替代。尽管生产条件艰苦，但为了抗日救国，全厂上下，同心协力，想尽办法来克服困难，顺利保障了军需物资的供应。
1937年12月，南京失守，眼看战火就要蔓延至武汉，华商被服厂决定搬迁，地址选在当时尚算平安的香港。王宏卿精心安排了搬厂事宜，他决定将工厂设备从武汉通过粤汉铁路经广州迁至香港；工厂的技术及管理人员均由武汉迁移而来；大部分工人都是从上海聘用的青年裁缝，人手不够就在香港就地招聘。在港生产的产品主要是军用的服装、被子、绑腿带、军帽和子弹带等。华商被服厂在香港为前线抗战的将士提供了有力的物资支持。
1938年7月至9月，徐州、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漫天战火从北方蔓延到南方，香港成了日军侵略的新目标。华商被服厂再次陷入危急之中，王宏卿他们经研究一致认为迟走不如早走，应尽快将工厂迁回内地。可此时该如何撤离香港成了十分棘手的问题，粤汉铁路已被切断，大部分地区都被日军侵占，大规模的迁移目标太大，且不方便。王宏卿与大家商议后决定，迁厂分为两条路线进行：第一路是被服厂所用机器设备的托运路线。“将缝纫机及其他机械设备打包后用船从海路绕过琼州海峡，先至越南海防，再由海防用汽车经镇南关（现友谊关）进入广西省，再由桂林通过湘桂铁路运至湖南省的黎家坪火车站，然后用汽车送至祁阳华商被服厂总部。”（1） 第二路为自愿随厂迁至内地的工人行走的路线。工人们随身带着部分厂方小件物品，从香港启程，经过6个昼夜的颠簸，先到九龙，再至广州。至广州后，为防日军袭击，开始化整为零，各自乘火车或汽车，经长沙、衡阳抵达黎家坪，再由厂方接至祁阳厂部。一路上极端艰险，“但在王宏卿妥善的安排下，绝大部分设备、工人都安然无恙地到达了目的地，华商被服厂内迁成功并很快就恢复了生产。”（2）
祁阳地处湖南省的一个县，丘陵地貌，群山起伏连绵不断，植被很好，工厂厂房建在山中，易于隐蔽，可避免日军飞机的轰炸。同时祁阳尚属交通便利，利于军需物资的运输。
华商被服厂生产任务很重，虽有1000多名员工，1000多余台缝纫机，天天连续赶工，但由于前方需求紧急，要经常加班加点，工人1天有时要干10多个小时，星期日有时也不得休息。
1939年到1941年，中日双方几十万大军3次在长沙会战。1940年，日寇进行疯狂扫荡，出动军用飞机轰炸祁阳，其轰炸的主要目标就是华商被服厂。
炸弹不但毁了工厂，还炸死了工人。王宏卿的二弟王仙卿也在日军的飞机轰炸中倒在血泊之中，他是在坚守被服厂仓库时牺牲的。然而这些都没有使被服厂的员工退却，战火纷飞，车间时常遭到敌军袭击，工人们便带着缝纫机到附近农民家中继续生产，为抗战前线的将士们尽力提供军需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