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小恩
许达昌（1895-1991），“西服王子”培罗蒙的创始人。原名许恩孚，浙江舟山定海人（舟山当时隶属于宁波）。许达昌出身贫苦，家中兄弟姊妹10人，他排行第六，幼年时便失去母亲，由姐姐抚养成人。十几岁时他便离家远赴上海，在“王顺昌西服店”学生意。满师后先到定海老家做裁缝，经过辛勤打拼，几年后，又回到上海，在南市老西门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作坊，这是许达昌创业的初始阶段。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后，于1919年，在北四川路独资开办了“许达昌西服店”。1932-1933年间，借南京路、西藏路交界处的“新世界”附近的街面房营业，1935年，搬迁至南京西路735号，（1）改店号为“培罗蒙”。同年又迁至南京西路284-286号。（2）1948年，许达昌审时度势，带着几位红帮师傅赴香港，开设了香港“培罗蒙”，不久，香港“培罗蒙”便成为世界五大西服店之一，这是他的第二次创业。
1950年，由红帮老友顾天云引荐，许达昌将西服业拓展到日本，先是在日本东京千代田区富国大楼创立分店，后迁入帝国饭店，由其高足戴祖贻主持经营。1969年，许达昌将日本的“培罗蒙”资产全部转让给戴祖贻。
1991年，许达昌在香港去世。美国《致富》杂志1981年9月刊曾登载文章，称誉许达昌为“全球八大著名裁剪大师”之一，全亚洲获此殊荣者仅此一人。
许达昌创建“培罗蒙”，至今已经历了将近百年的发展、拓展和创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培罗蒙”创业的第一阶段，它在红帮大本营上海赢得了中外顾客的青睐，曾与“亨生”、“启发”、“德昌”并称为海派西服“四大名旦”，被人们誉为“西服王子”；在40年代末，“培罗蒙”移师香港，这是创业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凭着其一贯拥有的高超的技艺、上乘的质量、精明的经营和优质的服务，“培罗蒙”又创下了辉煌的业绩，红帮师傅蒋家埜被香港媒体誉为“裁神”；几乎同时，50年代伊始，“培罗蒙”的足迹拓展到日本，在戴祖贻主持下，日本的“培罗蒙”不但生意隆盛，而且享誉东西方，戴祖贻被大家称为“培罗蒙先生”。
一、在上海：许达昌造就了“西服王子”培罗蒙
许达昌在上海创业，已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此时距国门洞开“西风东渐”已近百年，日本明治维新亦已近半个世纪，戊戌政变已过二十年，辛亥革命已经胜利，中国正处于社会大转型热潮中。“西服东渐”是转型浪潮中一个十分显著的标志，尤其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西式服装很快成了时髦服装，向西方学习已成必然趋势。“今世界各国，趋用西式，自以从同为宜。”（3）在这样的背景中，西装受到了特别的宠爱。当民国政府公布以西式服装为礼服时，西装的地位更高了，在上层社会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西装业已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流行的“官服”，一种适用于正式交际场合的服装。在当时，“革命巨子，多从海外归来，草冠革履，呢服羽衣，已成惯常；喜用外货，亦不足异。无如政界中人，互相效法，以为非此不能侧身新人物之列”，“其少有优裕者亦必备西服数套，以示维新”。（4）
在这样一种“趋用西式”的服饰文化大气候中，国内本帮裁缝转身成了“西帮裁缝”，在国外学习西式服装已经成功的裁缝师傅们，也一批批从日本、俄国、欧洲回来，回到上海、哈尔滨等前沿发达的城市，纷纷开创西服事业。
以上海为例，江良通、江辅臣父子开创和昌西服店，王睿谟、王才运父子开创荣昌祥呢绒西服店，王廉方创办裕昌祥呢绒西服店。上海南京路上，由奉化县王淑浦王氏创办的“王兴昌”、“王荣康”、“王顺泰”、“汇利”、“荣昌祥”和“裕昌祥”6家现代服装名店相率亮相。1930年，上海成立西服业同业公会时，入会的西服店竟有420多家。（5）可见现代服装店已如同雨后春笋，在东西南北中各大中城市涌现出来。
西服的普及，给红帮裁缝们带来了巨大的商机，也为红帮服装事业的发展、开拓带来了机遇。然而，西服店的大量涌现，也是对广大红帮裁缝们的一种考验和挑战。譬如上海南京路，它作为上海商业中心区域，全市最繁华的地方，红帮服装店密集。在这样一种商业环境中，要做到出类拔萃，并非一件易事。但是，许达昌——“培罗蒙”的创始人，他凭着先进的经营理念、独特的经营风格和成熟精明的经营方略，使“培罗蒙”脱颖而出独占鳌头，被誉为“西服王子”。
一是注重经营环境的营造。
“培罗蒙”这一招牌名字与其他服装店相比胜人一筹。在当时流行的服装店名中，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为反映国人普遍心理的，含有吉祥如意、繁荣昌盛之意，如以“昌”字做文章，以求生意兴隆，财源茂盛的，有“鸿昌”、“美昌”、“锦昌”、“发昌”、“瑞昌”等等不胜枚举。一种因红帮裁缝的服务对象多为洋人和上层社会人物，因此，不乏英文译名的店号，如“汤姆森”、“司麦脱”、“凡尔登”、“曼丽”等等。而“培罗蒙”之名既蕴含西洋色彩，吻合风气渐开改弦易辙的时势，又符合国人的心理，在店名中蕴含美好的意义。据戴祖贻先生介绍，许达昌将店堂取名为“培罗蒙”，原是借用名号。许达昌有一弟弟在天津外国人开办的一家影片公司工作。此影片公司叫“培罗蒙”，许达昌觉得这名字很响亮，既有西洋色彩，又符合国人心理，于是借用之。后人对“培罗蒙”又有一种解释：“培”是指培育高超的服装缝制的技艺，“罗”是借以罗纱指服装，“蒙”是承蒙顾客惠顾，为顾客服务。意思是，培育高超的服装技艺，竭诚为顾客服务。不管这种解释是否牵强，“培罗蒙”始终以熟练的技艺、上乘的质量、热诚的服务为宗旨，并在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这是事实。
“经商靠人气，生意靠地气”，许达昌深谙这一道理，从“许达昌西服店”到“培罗蒙”，从北四川路，最后到南京路，如此不厌其烦，一迁再迁，目的只有一个：他需要占据人气旺盛的黄金地块。南京西路284～286号靠近大光明电影院，许达昌清楚进大光明电影院看戏的多数是有“身份”有地位之人，所以不惜血本租了这一双开间1～3楼，1楼为商店，2楼为工场，3楼为住宅。他请当时上海最有名、装修风格最新潮的时代装修公司装潢门面和营业场所。装修后的“培罗蒙”气派不凡，两面全是落地大玻璃窗，自动玻璃门，铮亮光滑的打蜡地板，店堂内的橱窗陈列和店员活动情况，过往行人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因此，每天在流动量最大，即华灯初上和电影散场后，“培罗蒙”店内灯火辉煌，店员个个身着笔挺西装，系领带，挂皮尺，微笑迎客，站立服务。而许达昌身穿一件白色大衣，在敞亮的灯光下，在众人的注视下，开始裁剪当时最新式的西装。许达昌的这一举措确实不凡，它就如一幅最别出心裁的品牌广告，给过往“培罗蒙”的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此“培罗蒙”的名声越来越响亮。
二是确保一流的西服质量。
为确保西服的高质量，许达昌时时把握两个关键：面料和工艺。
面料的质料与西服的档次和价位有着直接的联系，“培罗蒙”使用的都是从英国进口的套头面料，包括必需的辅料和衬料。进口的面料一般为高支数（150支），柔软滑实，做成西装光滑挺括，穿在身上潇洒庄重。为了解决材料积压过时或材料供应不上等问题，“培罗蒙”采取按季进货的办法，主要依托英国在上海的代理洋行，有时也向“老合兴”、“益兴”和美发洋行进货。为防止面料缩水，先预缩。如夏季凡立丁面料，质地薄，收缩性大，裁剪前把料子泡在温水中，晾干后再裁剪。
对于工艺，许达昌一再强调，缝制西服不求迅速，重在工艺质量。“培罗蒙”缝制1件西服，往往要7个人工，行内称为“七工师傅”，其中面料熨烫覆衬需冷却24小时以上，辅料热缩、水缩2次；缝制上，各道工艺流程、各项制作技艺，全过程不下60小时，制作的服装无一不平、直、挺，当然价格也不菲，最好的英国呢西装，1两黄金也只能做两三套。量体裁衣、度身定制是红帮裁缝店的特色，但“培罗蒙”在这方面又有其独特之处：一般店家在为顾客量体后，先根据尺寸剪出纸样，然后照纸样裁剪。但是“培罗蒙”的工序却要复杂得多，它先根据度量的人体尺寸裁剪缝制出一个毛壳，以这一毛壳为“样子”让顾客试穿，修改，再试穿，再修改，有时需试样三四次，直到顾客满意；然后再按照“样子”剪出纸样，再根据纸样裁剪、缝制。因此，“培罗蒙”加工的西服，不管体型如何，都能做到穿着合身、舒服。许达昌的大徒弟戴祖贻曾经这样描述他师傅高超的服装制作技艺：先生裁剪方法特别，和普通的不同，在他那里，不同顾客有不同的纸样。他做一套双条纹的西服，各部位的线条都是对直的，一般裁缝达不到这样的水平，但他能做到。（6）
三是招揽人才，培育高徒。
在“培罗蒙”，如许达昌般拥有高超的工艺技术的服装师傅不止他一个，这也是“培罗蒙”成功的法宝之一。许达昌深知商店要生存要发展，必须有几个技术过硬的当家师傅。因此，自“培罗蒙”诞生起，他就在物色或培养服装裁制高手，或者在上海同业中选择人才，以充实“培罗蒙”的力量。如陈阿根师傅，因其手艺好，许达昌就用高薪将其请进了“培罗蒙”。或者从外地，如哈尔滨等红帮裁缝云集的名城引进人才，他曾引进了在哈尔滨有“四大名旦”之称的西服技师。或者自己培养：“培罗蒙先生”戴祖贻是许达昌的第一个徒弟，被许达昌委以重任，终于为“培罗蒙”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蒋家埜18岁跟随许达昌去香港，心无旁骛，一直做到退休，被香港媒体誉为“裁神”。
正因为许达昌深知用人之道，使“培罗蒙”精英荟萃，人才济济。当时的“培罗蒙”，不仅拥有号称上海西服业“四大名旦”的王阿福、沈锡海、鲍昌海、庄志龙等工艺技师，还拥有“四小旦”方阿土、吴德才、陈阿根、阿阳等上等技师，这些人个个身怀一技之长，能够独当一面，对各种礼服、大衣、马裤的制作都不在话下。譬如一般西服店难以制作的马裤，在“培罗蒙”却是一大优势，戴祖贻在许达昌的指导下，成了裁制马裤的高手，在当时的上海服装界颇负盛名。
四是明确客户定位。
“培罗蒙”的成功还与其准确定位客户有直接关系。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尤其是南京路一带，西服店号林立，竞争相当激烈。许达昌自创立“培罗蒙”开始，就高瞻远瞩，高起点，高要求，敢于承担高风险，高压力，将消费群体锁定在上流社会，包括驻华洋人，军政要员、商贾巨子、社会名流、文体明星等，他想借这些有钱有地位有影响的服务对象提高商号的知名度。这是一群要求苛刻的消费群体，所以，许达昌要在经营环境、材料、工艺、人才等方面比其他普通商家付出更多努力，投入更多财力。正因为一切以“高”为准则，所以，“培罗蒙”的影响越来越大，店员的技术水准也越来越高，高层次的消费群体圈子越来越大。2008年戴祖贻在上海曾经自豪地告诉记者：“当年上海滩做西装的，‘培罗蒙’、‘亨生’、‘启发’、‘德昌’算‘top’（头挑），南京路上还有六大裁缝店，叫‘王兴昌’、‘荣昌祥’、‘裕昌祥’、‘王顺泰’、‘王荣康’、‘汇利’。如今，就剩‘培罗蒙’一家了……”（7）这正是许达昌高瞻远瞩的成果。
“培罗蒙”就是这样，以独到的眼光确定自己的消费群体。在上海时，有一次“电影皇后”胡蝶的丈夫潘有声来“培罗蒙”做西装，穿后感到非常满意，于是又介绍《中华日报》的经理林柏生也到店里做衣服，也非常满意，口碑相传，生意越来越好。后由林柏生介绍到店里来的客人中有许多国民党的要人，如何应钦、宋子文、阎锡山、桂永清、张治中、蒋廷黻、张群等等。后来因为时任外交部长张群的关系，外交部大使、公使和出国人员的一切行装，都由“培罗蒙”承包；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李少春也是上海“培罗蒙”的常客。
给这些高层人物做衣服，无形之中增加了许多压力，但许达昌却将压力化为动力，敦促员工不断地学习先进工艺技术，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和能力，以客户满意为绝对的最高标准，树立“培罗蒙”的形象，创出“培罗蒙”的牌子。
许达昌确有善于经营的精明头脑和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经融入国际时尚风潮，在这一大舞台中，许达昌精心打造经营环境，不拘一格选用人才、培育人才，以高质量、高水平，确保得到高层次客户的长期青睐；由于许达昌精明的经营，“培罗蒙”以制作英式绅士西服、摩根礼服、燕尾服、晚礼服、骑士猎装、马裤等西式男装为特色，在众多中外同行中脱颖而出，成为西服定制的“头牌名旦”，被人们称为沪上“西服王子”。
许达昌造就了“西服王子”培罗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