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学源、钟正扬
红都,新中国的首都北京。瞿秋白当年曾以“赤都”称苏联首都莫斯科。但我们这里所说的“红都”,则是北京市红都服装公司的简称。这家服装公司是根据国务院的意见,经北京市和上海市协商后,由上海的红帮裁缝精英们组建而成的。它的非同寻常的业绩表明,它是中国服装界的“国家队”。21世纪初,红帮研究专家曾以“红帮的形象大使”誉之。
在中国现代服装史上,“红都”将成为重要的一页。
一、乔治·布什:“红都,红都!”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老布什”)访华时,到了北京机场一下飞机,就撩起自己身上的西装,用标准的汉语,向欢迎他的人们说:“红都,红都!”(1)
这位美国总统在登上总统宝座前,曾任美国驻华大使。这位大使是个自行车运动爱好者,他曾骑着自行车,逛过北京的许多大街小巷,也算得一个“中国通”或者“北京通”了吧。他不但了解坐落于天安门广场东侧东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而且像许多国家的外交官一样,慕名到“红都”定制过西装。
此次,他作为美国总统访华而演绎的这个有趣的小故事意味着什么呢?
各方面的人肯定会有多种多样的解读方法,自然也就会有多种各样的精彩解语。不过,我们想,其中有一条必然可以成为共识,这就是:这家北京的红帮名店已经蜚声海内外,世界各国对中国有些了解的人们,大致都会知道北京有个红都服装公司。特别是访问过中国,到过天安门广场的人们,更会知道这家由红帮裁缝担纲的服装名店,曾为许多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制装,中国的高级官员、外交人士、北京出国的人们,大多到“红都”做过服装,其中还有享誉全球的“毛式服装”,为周恩来总理特制的中山装,为几代领导人国庆检阅特制的中山装等等,这些服装都进入了中国服装史。人们当然也会知道,许多访华的国家元首、党政要员、外交官员、社会名流、工商巨子、文体明星,以及国际名模、“世界小姐”等等,都曾在“红都”或其他红帮服装名店定制过服装,以美国总统为例,福特、“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都曾请红帮裁缝为他们制装,有的还和红帮裁缝结下了友谊。所以,和红帮老师傅们谈起这些个事儿,他们都会谈起他们为中外各式人物制装的故事;而且,他们很多人家中都珍藏着这些著名顾客制装的记录簿、红帮裁缝与他们的合影,以及制装者赠送给他们的多姿多彩的礼品和赠言。许多“红都”老师傅家中,都有毛泽东主席的服装形象照、周总理的赠言、邓小平送的糖果,江泽民的题词、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请他们赴生日宴会的照片等等,那是不胜枚举的。
所以我们说:布什总统演绎的“红都”故事并非特例,它只是“红都”的许多意趣深邃的故事中的一个例子而已。
二、“红都”的组建
组建“红都”的原因,一言以蔽之:构建新中国服饰形象的需要,首都提升服务性行业整体水平的需要,红帮名人名店向往北京的心愿。
这里,不妨先讲一下“小尼改衣”的故事:
那是1956年初春的一天,外交部收到印度驻华大使小尼赫鲁的一封信,讲了他在北京某服装店做了一套西服,有些不合意,先后修改了多次仍难以达到要求。于是外交部派员陪同这位大使到上海,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马上确定由波纬时装店中享有“西装圣手”美誉的红帮裁缝余元芳完成这项工作。
余师傅名不虚传,爽然应诺为之改装。两天后,修改好的西装送到,这位印度大使试穿了,不但表示满意,而且约请余师傅为他的岳父、妻子、兄弟和儿子各做一套西装。
余师傅出色完成了上述制装任务后,这位印度大使又给中国外交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到过很多国家,做过、买过很多套西装,但从来没有穿到过这样漂亮、舒适、挺括的西装。(2)
作为一个个案,已经圆满终结了。但这件事却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深度思考。他熟知,北京市也不乏有名的红帮裁缝,但却没有进行合理有效的构建组合,整体水平还不够要求;他同样熟知,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聚集了很多红帮名人名店,顶级人物大部分都在上海各服装店(公司)工作,像余元芳这样的“圣手”,那是成百上千的。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德艺双馨的中国现代服装的开拓者,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过多种贡献。于是周总理提出了“繁荣首都服务行业”的原则,嘱咐红帮裁缝师傅“千万不要把海派西服的特点搞丢喽,也要把首都的服装业带动起来,搞上去嘛!”(3)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北京市很快和上海市协商,决定邀请上海的红帮名师名店进京,并很快做好落实工作。为做好这项工作,各方面都作了周到安排,连进京人员的差旅费、进京后的生活安排、进京后的工资待遇,以及一年之内,将进京人员的家属全部迁到北京等等,都妥善安排了,所以从考察到定店定人以及搬迁的一切准备工作,1周内便顺利完成,第一批100多人随即踏上了进京的旅程。其后不到1个月,第二批进京人员也到了北京。先后两批,上海迁京的服装店共21家,职工共208人。为了繁荣、提升首都的服装业,实行强强联合,21家重组成7个地方国营的服装店:“雷蒙”、“波纬”、“蓝天”、“造寸”、“万国”、“金泰”,开始他们的新的创业历程。这一年秋天,12名红帮高手进了“中南海”,在中央办公厅下属的一个部门下组建了一个服装加工部,开始他们独特的制装工作。1958年,再次重新组合,7家服装店重组为“友谊”和“友联”两大家。其后,在“文革”期间,又组建成北京市红都服装公司,1993年又更名为红都时装集团公司。
关于“红都”的命名,也有一些故事。公司组建时,命名是颇费思量的。
在讨论过程中,大家提出过多种命名建议。雷蒙服装厂的郑祖芳还特地骑着自行车,跑了北京的许多条大街,寻求命名方法。他看了很多商店的新招牌,有的改作“红卫”,有的改作“人民”,有的改作“首都”。想来想去,他从离沪进京的初衷想下来,想到周总理的谆谆嘱咐,认为公司是在新中国的首都组建的,为什么不叫“红都”呢?这个名称既有意义,又很响亮,又和别的商店名称不同。他将这个想法告诉大家,大家一致表示赞同。于是,“红都服装公司”的名称诞生了!
名至实归,公司成立之后,红帮老师傅和红帮传人,继续发扬红帮的创业、创新的优良传统,兢兢业业,名实两副,为提升我国服装业的水平、树立中国人的新的服装形象,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还是以“红都”先后3任著名经理为线索展示他们的业绩吧。
三、3位名经理
如果要勒石记功,首先要记述的,应当是3位著名经理,他们都是从红帮策源地走出来的,都是红帮老师傅中的高手,皆因作品的优异而享誉于海内外;又都是进京的带头人;在京期间,都立下过许多奇功,都有许多制装佳话广泛流传。
1.余元芳
首任经理余元芳,前文已初涉他的非同寻常的技艺。
余元芳师傅是宁波奉化县白杜乡泰桥村人,小学毕业后去上海王升泰西服店当学徒,由于战火烧到上海,中途曾2次回乡避难,1941年满师后,凭真工夫考入南京路的红帮名店工作,他以过人的才智赢得同行的钦佩。抗日战争胜利后,余元芳风采凛然,独自创业,美誉远播,并曾去香港寻求发展机会。
1944年2月,其兄余长鹤在上海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一楼开办的波纬西服店,主要承接各国驻沪领事馆、各国其他驻沪机构的制装业务。6月,应兄长之聘,余元芳至“波纬”工作。曾为上海市市长陈毅、市委书记刘晓,华东局的领导人谭震林、魏文伯、陈丕显、谷牧等人制装,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上海服装形象亮丽转身屡屡立功。美名传至北京,于是有了“小尼改衣”的故事。
“波纬”进京之初被安排在北京前门饭店营业,翌年迁至驻华外交官员聚集的东交民巷与迁京的万国时装店联合,余元芳出任经理。余元芳由此迈进了创业的黄金发展阶段。他们曾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贺龙、罗荣桓、郭沫若,以及各部委的领导人刘晓、黄镇、姬鹏飞、伍修权等领导同志和驻外使馆人员制装,特别是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的服装,大部分都是由余元芳偕同红帮老师傅完成的,已经成为蜚声国内外的经典之作。余元芳知道,周总理是代表新中国出现在国内外许多重要的场合的,他的服饰形象往往成为新中国的服装形象,所以余元芳不但综合运用了他所掌握的红帮的最高技艺,而且根据周总理的工作地位、非凡仪表、气质、个性和爱好,精心设计,大胆创新,倾尽心力为其制装,因之,其作品往往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应,影响极为深远。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周总理出席著名的“万隆会议”、“日内瓦会议”,更可以说是新中国服装的两次大亮相。
1973年9月,余元芳出任新建的红都服装公司经理,老当益壮,一直干到退休。
像许多红帮老师傅一样,余元芳退休之后,实际上是退而不休的。1980年,外交部下属的一个为外交人员服务的部门根据中外交人员的需求,组建了一个服装加工部,余元芳又成为首先被邀请的高级技师。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余元芳的故乡奉化县服装工业异军蜂起,余元芳等红帮老师傅自然又成为各服装厂恭聘的首选对象。“罗蒙”、“金海乐”等服装厂的领导者,都先后进京到左家庄新源里余元芳家中拜访,聘请他担任他们的顾问。
为家乡的服装业腾飞出力,自然是余元芳极乐意做的事情,于是,他热忱地为他们建言献策,多次到各厂具体指导,常常亲自动手示范,毫无保留地传授技艺,培养新技术人才。1998年3月,奉化市服装商会成立,余元芳又热情应邀出席成立大会,并欣然接受顾问之聘。
“革命人永远是年青,他好比大松树冬夏长青……”把这两句经典歌词送给余元芳老师傅,不是非常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