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春，上海红帮名店“王荣康”整体搬迁至兰州。“王荣康”创始人王士祺和其子王嘉志（曾是南京路上西服店中最年青的老板），设计风格新颖，又因信誉好，拥有一批固定的客户，如宋子文等国民党的官场人物与一些工商界、文艺界、金融界、医药界人士，往往祖孙三代都认定“王荣康”。“王荣康”呢绒西服店这块上海的老牌子在兰州亮相之后，当地省、市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专事接待外宾的饭店宾馆、工矿企业的外国专家都慕名前往，门庭若市。改革开放后恢复了老字号，这家上海名店成为兰州市服装第一店。由此可见，红帮裁缝每到一处，“所止必成名”并非溢美之词。
在宁波（宁波原与鄞县合一）。如前所述，宁波裁缝多是外向型的，大多数人志在五湖四海，敢于到海内外开创事业。但也有一部分人留在故乡，或因多种原因，从外地返回故乡。
新中国成立后，宁波管辖鄞县、慈溪、镇海、奉化、象山、定海六县，是浙东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1932年，宁波城厢的商店中，有估衣店44家，成衣店23家，西装店7家，贳衣店8家。据《1935年各业营业状况调查表》：“本埠西服业大小计30余家，‘惠勒’以制军装制服业为主，‘源和’以各机关服装为主。”1946年，“鄞县（宁波）成衣商业同业公会”制定章程，同时，建立“鄞县（宁波）机制服装业同业公会”，公推沈崇章为理事长。“鄞县（宁波）机制服装业同业工会”有会员69家。主要红帮人物有杨鹏云、林丽水、沈仁沛、孙升高等。杨鹏云，1917年生于奉化县西坞镇杨溪头村。父亲杨和庆原是一位做中式服装的本帮裁缝，但他不像一般本帮裁缝那样封闭、守旧，而是一个头脑灵活、思路开阔的新派人物。辛亥革命后，传统袍服开始退出历史舞台，西服很快在中国风行起来。1922年杨和庆顺应潮流，弃旧图新，与同乡一起先至哈尔滨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学习罗宋派西服裁剪、缝制技艺，之后又两次去日本学习、考察日本式和其他新西服的制作法门。1932年，杨和庆从日本回到宁波，开办了“永和”西服店，在上海学艺的杨鹏云被父亲招回一起打理“永和”。至1942年已经成为小有名气的洋服店。他们的服装店，曾是中共地下党活动的场所，掩护、营救过被捕的共产党员。后来，他积极从事服装研究工作，在浙江省轻工业厅服装研究所工作期间，曾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过著作。林丽水，镇海县柴桥镇（现属北仑区管辖）河头村人。他开办的万兴祥西服号，用胜家牌缝纫机，全店10多个师徒分别来自鄞县、奉化和慈溪三地。沈仁沛是三一服装店店主。沈崇章之子沈仁沛到上海南京路宏泰洋服店拜顾天云为师。4年后，沈仁沛回到宁波，带来《西服裁剪指南》。因师徒和同乡关系，抗日战争时期，顾天云几次来宁波，在沈氏父子的“三一服装店”开课收徒，传授西服工艺，与同行切磋技术。沈仁沛得恩师提携，服装店生意日趋兴旺。20世纪50年代，沈仁沛编写了《最新服装裁剪法》一书，继承老师顾天云的事业，在店内开办职工培训班。孙升高是鄞县丽水孙家庄人，1900年去朝鲜学裁缝。20岁那年，忍受不了日本人的统治，经上海回到宁波开裁缝店。
抗战之前，孙升高去哈尔滨，后又返回宁波。抗战爆发，孙升高关闭服装店，带原料向重庆转移。1941年，孙升高与家人从重庆回到宁波，在百丈街正君庙开办源丰祥服装店。孙高升事业成就有限，但却是红帮裁缝四海为家性格的充分体现者之一。
在海外。红帮，在海外不少国家，都有西服店。特别是日本、东南亚各国尤多红帮名店。
在日本。在日本的红帮裁缝声望最高的当推戴祖贻。戴祖贻，宁波镇海县霞浦镇戴家村（今属宁波市北仑区）人。1934年6月，年仅13岁的戴祖贻到上海拜许达昌为师，很快掌握了西服缝制的必备技艺，成为许达昌十分器重的徒弟，随后许达昌便将南京国民党党政机关定制服装的业务都交给戴祖贻，视之为亲子，加以培养，戴祖贻不负师傅厚望，不久即独当一面。随许达昌迁往香港后，许达昌带他到日本开拓事业。经过几年的打造，“培罗蒙”西服店在东京的影响与日俱增。再次去日本的红帮名师顾天云也曾去东京“培罗蒙”参与打理。1964年，奥运会在东京举行，“培罗蒙”高级的面料、精湛的工艺、周到的服务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团队游客，“培罗蒙”也借此扩大了知名度。1969年，许达昌将所有在日本的“培罗蒙”资产转让给戴祖贻。戴祖贻没有辜负业师的期望，1990年在东京帝国饭店开业，先后为美国总统福特和日本政要、商界领袖、文体明星等精制了数以万计精美绝伦的西装，戴祖贻的名字伴随“培罗蒙”品牌，飞向世界很多国家。他也热忱地为中国领导人制装。
在神户。在日本神户有2位有口皆碑的红帮裁缝。分别是卢德财和汪和生。卢德财是原日本兵库县浙江同乡会会长，1911年生于宁波大来街，16岁到神户，1943年拜国信洋服店老板汪和生为师。
汪和生是奉化人，20世纪20年代意气风发去日本闯荡，在神户闹市区东亚路创办了幸昌洋服店，这位性格开朗、满怀爱国热情的红帮裁缝有个鲜明特点：娶妻要娶中国美人，而且一切都以中华民族的标准要求自己和子女，儿子娶妻子，必须娶中国女子，否则一分钱不给。
1955年，得知奥运会将在日本举行，汪和生立即抓住商机，局面大开。后又适时调整经营方向，向日本女装市场进发。几年工夫，便成为神户数一数二的服装名店，影响遍及全日本。日本著名模特伊岛小姐参加在法国举行的世界名模大赛时，特地委托汪和生为之设计服装；日本出席世界妇女大会代表的服装也是委托汪和生制作的。汪和生博得了旅日华侨的钦佩，先后担任过日本关西华侨洋服公会会长、日本兵库浙江同乡会名誉会长。只要有中国各方面领导人到神户访问，卢德财、汪和生都热忱接待。
在神户的其他红帮商店很多。
在横滨。横滨是宁波裁缝最早学习西服技艺之地，与红帮裁缝结下了不解之缘。
张尚义之后，较早去横滨的有镇海县本帮裁缝刘忠孝，同行的有鄞县茅山镇花园村的陈阿财、陈根财兄弟，他们在横滨改学西式服装，创办隆兴洋服店。日本“三菱”、“三井”等大财团职工以及日本皇族的人士都曾光顾“隆兴”，可见其产品之声誉。抗日战争期间，刘孝忠回国，抗战胜利后返回，重振旧业。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田中角荣访华时，都曾请“隆兴”制作服装。陈阿财的子孙继承了祖业，将“隆兴”更名为“隆新”，主营中国的改良旗袍。“隆新”三代人矢志不移，开拓红帮在横滨的事业，成为红帮裁缝拓业日本的一个驿站。顾天云、许达昌、张师月、张明德、楼信谊等等去日本时，都曾在“隆兴”——“隆新”解鞍稍住初程，或中转，或收集信息，解决各种亟须解决的问题，“隆兴”为“红帮”事业的勃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横滨创业的还有张氏第三代张方广和第四代张肇扬等。张方广小儿子张肇扬，从日本东京一个洋服专门学校毕业，专攻男式西装，是该校唯一一位华人子弟。毕业后到父亲的公兴昌洋服店协助工作。1967年去台湾，在台中一家西服出口工厂工作，一年后回日本，在东京帝国饭店开设“公兴昌”分店，进一步开拓祖业。
（四）腾飞期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通常简称“新时期”。在新时期中，经过拨乱反正，中华民族开始了伟大复兴的新历程。
在复兴期中，红帮也启动了新的历史里程，开始腾飞。
红帮故乡宁波就是这个复兴历程的极为典型的缩影。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潮风起云涌，红帮故乡人民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迅速发生变化。风生水起，以敢为人先为职业性格特征的红帮人及其传人更适时地抓住历史机遇，创造了宁波服装的新辉煌。
国有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并驾齐驱，各展雄姿，导致服装企业占有的市场份额迅速扩展，民营和“三资”（国资、民资、外资）服装企业尤为活跃，很快占有宁波市服装企业95％以上份额。
全国其他省市也呈现出同样的发展势头。
这一形势受到了党中央的关注。胡耀邦同志十分关心服装业发展的问题。1980年2月8日胡耀邦在听取深圳市委汇报时说：“特区干部要把衣服穿好些，要敢于穿西装。我1953年还穿过花衣服。”1983年11月在传达贯彻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精神时，他反复谈了服装的有关问题和服装创新问题：“现在我们的衣着还不行，一个花色，一个品种。”“战国时期，有个赵武灵王，提倡穿短衣紧裤的骑服，这样好射箭，好打仗。服装也是要发展的嘛。”“注意衣着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50）1985年9月，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内蒙古自治区视察，又一次谈了服装问题：“历代社会变革往往是同生活方式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往往首先表现在生活方式上。譬如，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推翻清朝，就提倡穿中山装，不穿长袍马褂……比如穿衣，西装很方便，为什么不可以提倡穿。”（51）
这是1956年毛主席、周总理谈服装问题之后，中央领导同志又一次关于服装发展问题的重要谈话。
如同辛亥革命前后引进西服、创制中山装一样，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红帮传人又一次弘扬了红帮的服装革新精神，在红帮故乡率先发动了服装业创新浪潮。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新浪潮的风起云涌期。20世纪90年代以后是展翅腾飞期。在腾飞期中，涌现出“杉杉”、“雅戈尔”、“罗蒙”等一批全国著名的服装企业，于是宁波有了“四张名片”之说（宁波帮、宁波港、宁波景、宁波装），服装成为复兴期中宁波的特征之一。
从服装企业的发展方面看。到20世纪末，宁波地区的服装企业已发展到近2000家，到21世纪前10年，已发展到近3000家。中国服装协会2004年对全国服装行业的“利润总额”和“产品销售收入”作了调查统计，在这种“双百强”企业排名中，宁波服装企业分别占有10席和8席，数量位居全国第一。进入“双十强”行列的，宁波有3家：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雅戈尔”）、杉杉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杉杉”）、罗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罗蒙”）。这一年全市年产服装能力为1.3亿余件，占全国服装总产量的12％。
宁波洛兹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太平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培罗成集团有限公司、奉化爱伊美服饰有限公司、宁波爱尔妮制衣有限公司、浙江巨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服装企业名家。“十五”期间，宁波服装产业已经创造了5个全国“名列前列”：服装生产规模、品牌建设、国际品牌经营；政府对服装企业重视和推动作用、服装企业对区域经济的拉动与劳动力就业的贡献。
1997年10月，宁波首届国际服装节亮丽登场，服装展位达450多个，与会客商达240余家，外商达108家。其后，每年10月举行一次服装节，各有新内容、新形式、新旨趣。
在第二届宁波国际服装节中，已开始进入红帮题旨，开幕晚会由《红帮故事》领起，继以《缤纷世界》、《梦幻未来》。由此每届服装节都大做红帮文章，从《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以及省、市各种传媒，都有以红帮为标题的大幅报道，鲜明地显示出红帮复兴的信息。2001年10月的第五届宁波国际服装节晚会以“起航”命名，进一步显示了宁波服装、中国服装业展翅腾飞的时代风貌。到2003年第七届国际服装节，已有一个特别的内容：《红帮服装史》首发式。对这本阐述红帮发展历程的史学专著给予了肯定性的充分评价。从此，红帮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红帮服装史》成为各方面论述、报道宁波和中国现代服装发展史的主要依据之一，各种著述大量引用这本书的原创观点和原始材料。中国现代服装史的研究者由此找到了中国近现代化服装的源头，重新编写中国近现代服装史。
随着第一届国际服装节的举行，1997年宁波服装博物馆顺利筹建。这是我国第一家服装专题博物馆，经过不断充实、调整、提升，已于21世纪之初建成了以中国近现代服饰为主、以红帮裁缝史实为镇馆之宝的服装博物馆。依据世界博物馆公约，宁波服装博物馆除了收集、整理红帮史料（含实物）和布展、展出之外，也经常发布服装信息，发表服饰方面有史料价值的文章，还和宁波服装学院合作，开展服装科学研究方面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