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土地兼并和俸饷对钞法的影响
明朝建立时，社会经济是一片惨淡，人口锐减、土地废芜，因为常年的征战，以至大片的土地荒无人烟。洪武元年（1368），河北一带“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而河南一带则是“多无人之地”。针对这种景象，朱元璋忧虑万分：“军国之费，所资不少皆出于民，若使之不得尽力南亩，则国家资用何所赖焉？”“元季丧乱，版籍多亡，田赋无准，明太祖即帝位，遣周铸等百六十四人核浙西田亩，定其赋税。”明初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是田课赋税，国家鼓励广大农民垦荒开田、屯田耕种。洪武三年（1370）下诏，凡有气力的男丁垦荒者“不限田亩，皆免税三年”。“各处人民先因兵燹遣下田亩，他人开垦成熟者，听为己业。业主已还，有司于附近荒地拨补。”这些措施对明初经济的恢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据户部统计，到了洪武七年（1374），各地垦荒田亩已达92万顷。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田亩已达830万顷，人口6000余万，国家征收税粮3200万石，这些赋税收入基本上满足国用。政府发行的宝钞因物质基础雄厚，钞值用大米衡量，钞1贯折大米1石。
明钞法规定，宝钞1贯当银1两。初行时宝钞币值稳定，也受到百姓的拥戴。到了洪武九年（1376）政府实施“倒钞法”，规定新旧宝钞同时流通，使新旧宝钞之间出现差额，纳税官员也趁机营私舞弊，至使新旧钞价混乱不堪，宝钞开始贬值。洪武二十三年（1390），两浙一带，宝钞1贯当钱230文。洪武二十七年（1394），两浙、福建、两广、江西一带仅值160文。政府在宣德四年（1429）严禁民间金银交易，并在各地设置钞关强行征钞课税，以回笼宝钞。但此时民间已普遍使用银钱交易，宝钞基本上被废弃。
宝钞的贬值与当时土地兼并、商品经济恢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不仅官僚地主可以通过买卖土地来兼并，商人也可以将商业资本转向土地买卖，从中把商业利润变为地租。这是因为商业资本还是在封建经济基础上，还没有转化为产业资本。在流通领域货币积累超过限度，就会有一部分货币沉淀而退出市场。商人就会把这一部分的货币用来购买土地或转化为高利贷资本，进行再投资。宝钞有其先天的缺陷，没有贵金属作保证金，完全依赖国家行政干预发行，自然不能适应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
明初商品经济尚在恢复阶段，政府实施的钞法也是过渡性的。洪武年间，商人、地主和豪门贵族都要把手里的货币变为地产，而在土地买卖中，价格是用金银来衡量的。地价变化与商品经济发展成正比，与钞值下跌成反比。明初商品经济不发达，土地兼并也不剧烈，土地价格低廉。这为豪门贵族、地主官吏、商人买卖土地创造了条件。洪武十二年（1379），解缙奉诏上万言书，他是这样描述土地兼并的：臣观地有盛衰，物有盈虚，而商税之征，率皆定额，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于补纳。
夏税一也，而茶椒有粮，果丝有税，既税于所产之地，又税于所过之津，何其夺民之利至于如此之密也。且多贫下之家，不免抛荒之咎。今日之土地无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征聚有前日之税粮，或卖产以供税，产去而税存；或赔办以当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轻重无别，膏腴而税反轻，瘠卤而税反重。欲拯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义仓之举。
积之以渐，至有九年之食无难者。
许多贫下之家，因为收成不好被迫抛荒，地主则乘人之危大量兼并土地，于是膏腴之田尽归地主，而瘠卤之地尽归贫民。
“正德间，诸公竟营产谋利，一时如宋大参（恺）、苏御史（恩）、蒋主事（凯）、陶员外（骥）、吴主事（哲）皆积至十余万，自以为子孙数百年之业矣，然不五六年间而田宅皆已易主，子孙贫匮之不能自存。”为官争地在当时蔚然成风，其中公侯、诸王、勋戚占地更尤为甚。《明史·食货志》卷81记载道：明时，草场颇多，占夺民业。而民为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太祖赐勋臣、公、侯、丞相以下庄田，多者百顷，亲王庄田千顷。又赐公侯暨武臣公田，又赐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禄。
又：仁、宣之世，乞请渐广，大臣亦得请没官庄舍。然宁王权请灌城为庶子耕牧地，帝赐书，援祖制拒之。至英宗时，请王、外戚、中官所在占官私田，或反诬民占，请案治。比案问得实，帝命还之民者非一。乃下诏禁夺民田及奏请畿内地。然权贵宗室庄田坟茔，或赐或请，不可胜计。（正统六年）御马太监刘顺（家人）进蓟州草场，进献由此始。宦官之田则自尹奉、喜宁始。
神宗赍予过多，求无不获。潞王、寿阳公主恩最渥。而福王分封，括河南、山东、湖广田为王庄，至四万顷。群臣力争，乃减其半。王府官及诸阉丈地征税，旁午于道，扈养厮役廪食以万计，渔敛惨毒不忍闻。驾帖捕民，格杀庄佃，所在骚然。给事中官应震、姚宗文等屡疏谏，皆不报。时复更定勋戚庄田世次递减法，视旧制稍宽。其后应议减者，辄奉诏姑留，不能革也。熹宗时，桂、惠、瑞三王及遂平、宁二公主庄田，动以万计，而魏忠贤一门，横赐尤甚。盖中叶以后，庄田侵夺民业，与国相终云。
明初朱元璋封侯赐地动辄百顷，更赐千顷。中叶以后皇亲国戚、官宦豪吏占地成癖，将大片良田占为己有，土地买卖开始频繁，地价一路飙升。在土地买卖中，宝钞无法于金银相抗衡。
由于宝钞没有本金，不能兑现金银，一旦用于土地买卖，其缺陷完全暴露无遗。商人使用宝钞或金银购买土地，在用银钱交易时，因其本身具有价值，卖方得到银钱，他就可以把银钱储藏起来，当时就有“家藏白镪皆铸大锭，四十斤”这样的豪门大家。
而用宝钞交易时，因其不具备储藏价值，且新旧烂浥也影响钞值，卖主得到宝钞后，不能指望它能保值，甚至可能赔本，所以只想能够尽快地用掉。宝钞在土地交易中毫无优势，且商人们都惧怕用钞，宝钞贬值也就不足为怪了。
随着经济恢复和发展，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在土地买卖中，富商豪吏往往用各种手段强买强卖，指民田为官田，强霸土地，结果造成国家实际占有纳税土地数量减少。弘治十五年（1302），全国田亩只有422万顷，较洪武时减少了一半，但税收并不减少，造成了大量农民离乡背井。失去土地的农民流入城镇，从事贸易商业活动。弘治正德年间，这种现象极为普遍。商业发展加速了土地兼并，从而刺激了白银流通和宝钞贬值。土地兼并造成了国家税收的减少，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采取通货膨胀政策，进一步促使了宝钞的贬值，加快了白银迅速地取代宝钞。
俸饷是国家财政支出的最大部分。俸是百官王公之禄，饷是军队将士之禄。军需供给占了政府财政支出的大部分。明初为解决军费问题采取了屯田给军法。屯田分军、民、商三种，以军屯为主。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屯田约90余万顷。永乐元年（1403），收屯田租税为2343万石，同年全国税粮总额是3129万石，占了73%左右，此时国家不仅不用出钱供养军队，还可以从屯田收入中征收大量租税。
由于官田和民田之间的差价，明初屯田一开始就被豪强富吏买卖兼并。按明律规定，屯军月粮是七分支米三分折钞，有的时候米钞折半。屯田兼并的后果是屯粮失额，国家收入减少，甚至屯军的口粮也得不到保障，造成钞值下跌，国家军费开支大增。到了明中叶，屯田租税由永乐时的2300万石降至100万石，国家每年不得不拿出大量钱来补贴军饷。宣德十年（1433），政府因大边镇屯田被破坏特许输粮8万石，折银3.2万两转发补给此地。到了正统年间这种现象时常发生。万历三十六年（1608）户科给事中韩光佑评论屯田时这样说道：“臣考九边之制，兵隶于卫，饷供于屯。屯运不足渐取民运，民运不足又仰给于京运。”所说的京运，就是政府每年拿出补贴边防粮饷的银子。此时的屯田国家已拿不到租税，反而每年要拿出这么多钱来贴补边防粮饷。明初的屯田制度已被破坏，政府每年粮饷补贴竟需要2000余万两。军俸折钞此时已销声匿迹，宝钞发行已毫无意义。
有明一代的官俸最少，这在史籍中屡有记载，被史家形容为“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明朝官俸皆取之于江南官田。
洪武二十五年（1392）制定官禄，正一品87石，最低品级仅3石。
全部给米，间或给钱钞。成化七年（1471），官俸石米折钞10贯。
洪武初年九品官可支米8石，正统时减为2.3石，成化间只有1.7石，而钞银之间的比价也不断扩大。微薄的官俸使得官吏弃钞不用，或贿赂公行，或徇私舞弊。由于官俸太少，不能满足日常消费，促使官吏们利用权利购买土地来追求田租收入。据统计在洪武三十年（1397）全国占地七顷以上的有1.4万多户，其中占九成以上的是食禄者。对于俸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这样说道：俸禄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瞻其家也。昔者武王克殷，庶士倍禄。《王制》：“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汉宣帝神爵三年，诏曰：“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诏有司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以下增于旧秩。晋武帝泰始三年，诏曰：“古者以德诏爵，以庸制禄，虽下士犹食上农，外足以奉公忘私，内足以养亲施惠。今在位者，禄不代耕，非所以崇化本也。其议增吏俸。”唐时俸钱，上州刺史八万，中下州七万；赤县令四万五千，畿县、上县令四万；赤县丞三万五千，上县丞三万，赤县薄尉三万，畿县、上县薄尉二万。
玄宗天宝十四载，制曰：“衣食既足，廉耻乃知。至如资用靡充，或贪求不已，败名冒法，实此之由。辇毂之下犹难取给，其在西京文武九品以上正员官，今后每月给俸食、杂用、防阁、庶仆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员官加一分。仍为常式。”今之制，禄不过唐人之什二三，彼无以自瞻，焉得而不取诸民乎？昔杨绾为相，承元载汰侈之后，欲变之以节俭，而先益百官之俸，皇甫以宰相判度支，请减内外官俸禄，给事中崔植封还诏书，可谓达化理之原者矣。《汉书》言王莽时，天下吏以不得俸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供给。《五代史》言北汉国小民贫，宰相月俸止百缗，节度使止三十缗，自余薄有资给而已，古其国中少廉吏。穆王之书曰：“爵重禄轻，群臣比而戾民，毕程氏以亡。”此之谓矣。
前代官吏皆有职田，故其禄重，禄重则吏多勉而为廉。《大明会典·官员俸给条》云：“每俸一石该给钞二十贯，每钞二百贯折布一匹。”后双定布一匹折银三钱，是十石之米折银仅三钱也。盖国初民间所纳官粮皆米麦也，或折以钞布。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钞。其后钞不行，而代以银。于是粮之重者愈重，而俸之轻者愈轻，其弊在于以钞折米，以布折钞，以银者布，而世莫究其源流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