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现代化／反思现代化，外部风险／人为风险（后果严重的风险），福利国家／能动性政治，解放政治／生活政治，自由民主／对话民主、情感民主，生产主义／生产率，福利依赖／积极福利等等。
这些二元结构的提出，尽管具体内容各不相同，但是都以“传统-现代”
这样的区分为基础。长期以来，很多人就常常用这样的二元对立的区分法来说明社会的基本特征。这一二元结构对立的现代化理论其实是早期进化论社会发展观的现代形态。这一理论认为，在工业化国家已充分地齐一化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却还处于“二元”社会状态，即同时并存一个传统停滞的部门和一个具有活力的现代的部门，后者反映西方进步国家的形态。因此，现代化的意思就是现代部门逐渐扩张，直至完全取代传统部门为止。罗斯托在1960年出版了《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在书中罗斯托并没有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作为划分社会形态和经济增长阶段的标志，而是从经济增长本身出发，将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划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准备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和高额群众消费阶段。1971年他又发表了《经济增长的阶段》的续篇《政治和增长阶段》。罗斯托在原有的经济增长五阶段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他认为，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反映的是一种数量上的消费特征，在此之后，人们可能会转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罗斯托认为，经济增长的每一阶段都有其“主导部门”，而经济增长阶段的更替也就是表现为“主导部门”
的变化。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主导部门包括公共投资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保健、住宅建设、城市及郊区的建设、社会福利等部门，以及私人投资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保健、文化娱乐、旅游等部门，即一系列的服务部门。以前各阶段的主导部门都是生产有形产品，而“质量部门”则是提供劳务，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为目的。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转型理论也认为，发展中国家是农业经济占绝大比重、工业经济比重轻的二元经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储备着无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中国家只有为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寻到出路，完成二元经济向工业化的转移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刘易斯在其皇皇巨着《经济增长理论》中就是探讨如何实现这种转移和经济增长的。
这样的理论模式给我们两个印象：一是现代和传统在本质上是对立的，二是从传统状态发展到现代状态是必然的。并坚持认为，现代性要求有一张从未着墨的白板，现代性是革命性的，必须把过去统统抹掉，去新世界创造新事物。在这样一种截然两分的世界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乃是水火不容的关系，蒸汽机之生就是磨坊之死，现代大工业的兴起就是传统小工业的没落。
这种基本思维方式直到今天仍主宰着很多人的观念。
第二，条条道路通罗马的西方模式化路径特征。
这一思想是说存在着一个独一无二的、至少也是中心的发展模式，各个国家都向着它前进，无非是起点不同、速度不同罢了。这种思想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同国家和地区历史文化的和社会的差异逐渐磨灭，代之以人们愈来愈广泛地参与同一个通用的现代化模式，其特征是用理性的原则处理人类事务。
他们认为，在“现代化因素”的刺激和西方的引领下，所有不发达国家都会通过一系列固定的进化阶段而实现从不分到分化的社会形态的转变，最终经过一个传播过程或“扩散效应”与“渗透效应”，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将导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变形而与西方趋同。历史从此终结。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就是“西欧和北美产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从17世纪以后向欧洲其他地区的传播过程，18世纪至20世纪向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播过程”。帕森斯干脆说现代化的过程不仅是“西方化”而且是“美国化”。因此，“西方中心论”
也就成了现代化理论的内核之一。它主张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要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国家，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因此现代化进程的客观内容，是欠发达和不发达国家在现代国际体系的影响下，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加速社会发展和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过程。也就是说，现代化理论所使用的一般命题、模式、观念等，都扎根于西方现代社会，是从西方现代化历史经验中抽象出来的发展图式。因此，现代化理论的这个阶段其实就是“西方化理论”。
穆尔认为，现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像西方先进国家那样向经济富裕、政治稳定的社会的总体过渡。由于他把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始发因，因此他为不发达国家总结了工业化得以产生的四个条件：在价值观念上，由亲属优先（任人唯亲）的思想方法过渡到业绩优先（任人唯贤）的思想方法，以及建立在国粹主义基础上的国民统一；在制度上，建立能够为经济生产而动员土地和资本的可转让的所有制，以及使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的劳动市场制度和商品交换系统；在组织上，建立专业化、金字塔式的科层制组织和得当的国家财政组织；在个人动机上，培养有创造精神的个性、业绩主义志向、向上的积极性以及对教育的渴求和活动热情。
20世纪60年代，欧美国家的学者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设计现代化模式，推进现代化的变迁而产生一种现代化理论，都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假设，就是以为全世界不管哪个民族、哪个国家，都将像西方那样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这没有错，问题在于西方学者心目中的“现代化”理想就是西方的现实，他们将西方的特殊道路加以理念的普遍化，演化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并由此设计了一种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的理论假设。在他们看来，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是落后的，而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是先进的。现代化演变成一个发展中国家消解自己的个性、单纯向西方模仿的过程。
第三，内生与外生、先发与后发的类型特征。
现代化理论依据一个国家现代化起始的时间及现代化的最初启动因素，将目前所有卷入现代化的国家分为早发内生型和后发外生型两大类。或者说，从现代化主要源自于内部因素还是外部因素，划分出内源发展或内源现代化与外源发展或外源现代化两大社会发展或现代化的基本类型。
内生现代化（modernization from within）是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经历漫长过程的社会变革的道路，又称内生性变迁（endogenous change），其外来影响居于次要地位。外生或外诱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from without）是在国际环境影响下，社会受外部冲击而引起内部的思想和政治变革并进而推动经济变革的道路，又称外诱性变迁（exogenous change），其内部创新居于次要地位。
在现代化学派理论看来，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与早发内生型的现代化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在后发外生型国家中，由于其社会内部缺乏自发产生工业文明的主体，因而，其现代化只能“自上而下”的进行。即主要由国家或政府来组织，具有明显的人为色彩。这就使其社会精英人物的主导意识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化运动的进程，往往起着推进或迟缓的作用。同时，对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启动运行来说，往往需要先有现代化意识，后有现代化运动。从这一意义上说，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不是以有形的现代化改革运动开启端绪的，而是以传统世界宇宙观的解体和新的世界观的确立这些无形的变化揭开序幕的。
这种分类的依据——“源”，通常理解成动力源，也就是说，现代化的推动力是来自于社会内部还是社会外部。但这是一个很难回答、也没有太多实际意义的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对于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来说，如果没有越来越加速的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影响，而是在一个完全封闭、孤立的状态中发展，肯定不可能有今日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与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绝大部分国家都属于外源现代化。另一方面，除了那些完全意义上的殖民地外，对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来说，外部因素最终要通过内部因素而起作用，社会的变革往往表现为由本国政府和人民组织和实施的变革。从这种意义上说，绝大部分国家又都属于内源现代化。正是因为这样，有些学者提出了所谓“混合型现代化”的概念来解决这个问题。
（二）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
大约从60年代中期开始，现代化理论开始受到依附理论的强有力的挑战。依附理论主要是拉丁美洲的一些学者在研究拉丁美洲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当然也有一些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学者持有同样的观点，如埃及的阿明、德国的弗兰克都是着名的依附理论家。同时也有一批来自美国的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使用依附理论来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现代化进行研究，并以此激烈抨击经典现代化理论。
依附理论从拉美发展的经验出发，即在这个大陆上，许多很有希望的现代化进程一度陷入了停滞，或者失败了。他们认为，西方社会的富裕是建立在对第三世界的剥削的基础上，因而出现了由那些富裕中心国家造成的“低发展之发展”。由于外围国家对于控制在跨国公司手里的资本主义的中心国家存在着依附关系，因而出现了不发达的发展，并且，由于这种依附关系，在外围国家产生了异质性和边缘性及不完全再生产的特点。西方国家的发达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因此，在他们看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不是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而是处于同一阶段，不过一方是处于中心的地位，另一方则处于边缘的地位。发达国家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实际上是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是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条件，而发达国家的发达则是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根源。
改变这种不平等、不合理状况的办法就是要打破这种依附局面，并与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脱钩。弗兰克认为，不发达国家只有割断与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才能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摆脱自己所处的不利的依附地位，从而获得独立自主的发展。也正是因为它的这种主张，依附理论引起广泛的争论。东南亚国家的发展正是与西方中心国家紧密互动、参与全球化的结果。其实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现代化的创新的结构，它越来越少地依靠原材料。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存在过剥削和欺诈的现象，而且这在将来还会存在。
代依附理论而起的是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之间有着很明显的承继关系。两者都强调要把整个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不同类型和不同发展状态的国家，是同处于资本主义的整体阶段，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是这个整体造成的，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世界体系理论又是对依附理论的一个超越，它针对依附理论简单的大都市与卫星国、中心与边缘“两分法”缺陷，提出了把世界体系划分成“中心”、“半边缘”、“边缘”三个等级的观点。认为由于处于不同等级的国家的职能不同，这三个等级之间的差异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进一步扩大。世界体系理论指出，目前的这个世界体系是变动着的，边缘国家可以通过结构位置的流动而上升到“半边缘”甚至“中心”的位置。但前提是，上面必须有“空位”。因此，在沃勒斯坦看来，发展的意义主要就在于如何改变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位置，实现自己的现代化升级。
世界体系理论与依附理论不同之处，还在于依附论者所一再强调的依附，是专指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是单向的，而世界体系论者所强调的则是互相的依存，是双向的。沃勒斯坦认为，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实行世界性的区域分工，各个地区履行不同的经济职能。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之中，不仅各个部分互相依存，更重要的是，各个部分都要依赖于这个体系。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要取决于它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结构位置。
（三）继续现代化及内源性现代化理论
继续现代化理论1994年由德国社会学家查普夫教授在《现代化与社会转型》中完整提出，也有学者把此称作“反思现代化”、“新现代化”或“第二次现代化”。如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提出了“反思现代化”观点，1991年美国学者E．Triyakian教授提出“新现代化”观点。继续现代化理论是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延续，它主要是研究发达国家如何实现新的发展问题。
查普夫的理论是融合传统的冲突论和现代的创新论而形成的。查普夫认为，现代社会应被定义为：竞争制民主体制，市场经济体制，重视大众消费和福利国家的富裕社会。发展这种体制的社会要比那些没有这些体制的社会更成功、更具应变力、更加现代。他把容纳、价值普遍化、分化和地位提高看做是社会发展的机制，并将此称为继续现代化。这包括方向恒定和结构改善两重含义，又称此为“第二次现代化”或“新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