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川边速写

林茨

在空气清冽、万籁俱寂的措普湖边，一颗划过夜幕坠落地球的流星使我想到身边这个广大的“有情世间”。灵魂是否真的生生不息如车轮回旋？心识是否真的永无断灭循环不止？面对着亘古如斯的星空和湖山，遥念逝去的亲人和消亡的时间，在那一刻，我是宁愿相信的。

被一束目光攫住

在2002年4月号《国家地理》杂志上看到一组藏民肖像，拍摄者是17年前以一幅《阿富汗少女》震动了全世界读者的《国家地理》杂志记者史蒂夫·麦卡瑞。看麦卡瑞的人物摄影，最不能忘怀的就是画中人的炯炯双目，它们在纸面上凝视，甚至是逼视着你，似乎能发射出一种无声而有力的语言，把读者的目光牢牢攫住。

一个住在帐篷里的康巴小牧民，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头戴芝加哥公牛篮球队的鸭舌帽，一只苍蝇悄悄地落在他的新衬衫上。引起我注意的首先是这少年的装束。毫无民族特色的衣服表明牧区生活已不再闭塞，商品经济在改变着牧民的形象，帽子上那个芝加哥公牛队的标志甚至还让人读出了一点“全球化”的感觉。但这个印象一晃而过，随即有另一种东西浮出了照片，一种遥远、悠长的东西开始越过视网膜，触及我的记忆。少年的眼睛里透着一丝似曾相识的笑意，这笑意是轻淡的，也是沉稳、自在的，我敢说，这样的微笑在今天的汉地已经很难见到了。

《国家地理》杂志的报道一贯是大手笔大制作，2002年的《藏民》专题也不例外，上下纵横，气势恢弘，同时涉及卫藏、后藏、安多、川滇甘青的康区以及流落到南亚次大陆各国的藏族人的生存状况。《国家地理》的记者是令人羡慕的。而对一个普通旅游者来说，他对青藏高原的认识往往只能是一个多次断续、积累的过程。就我自己的体验来看，过去十年里在尼泊尔、西藏、云南、青海的几次藏区行程就像一组变奏，贯穿着某个不变的、超越时空的主题。麦卡瑞的照片传递给我的或许正是这样一种东西。

这一次“变奏”，是借着“相约格萨尔故里”活动的机会，去“考察”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巴地区的十几个县份。

不断飘落的杨花

茶马古道的走向与川藏线317国道大致相同，自东向西穿过甘孜州的道孚县。道孚位于青藏高原东南边缘，沿途农区、牧区间杂，草原和青稞田间闪过一座座白色佛塔，随着地势增高，地质年代久远的山原地貌逐渐让位给山势圆缓的年轻高原。这一带的藏式民居极有特色，一律用粗大的圆木作骨架，肥梁胖柱的结构外筑以石墙或土墙，据说有冬暖夏凉的好处，外观上是白墙花窗、“品”字滴水檐，内部则描金绘彩，装饰得富丽堂皇。

进入炉霍县境，汽车攀上了海拔3000多米的高度，到县城新都镇时天色已暗，一干人等匆忙晚餐后便顶着风赶往县城灯光球场，藏戏演出即刻开始。四周看台上早已坐满了人，音乐声起，只见盛装的骑手从球场一侧且舞且行地登场，表演起《格萨尔王传》的传奇故事来。故事情节相当的简单，照例有赛马、登位等经典片断，演员是认真的，没有对话和唱词，只有肢体语言，举手投足说不上有多少戏剧性，更像是漫画、图解式的表演，倒也有某种古拙的趣味。伴奏音乐里带着很多粗糙的电子器乐的成分，听起来和民歌风味的旋律不大搭调，却也不足为怪。

接下来一段“群魔乱舞”最是精彩，音乐干脆摈弃了民歌旋律，不加掩饰地变成了粗犷的“迪斯科”。才舞到一半，格萨尔还没来得及上场降妖伏魔，满场拳打脚踢舞枪弄棒的“妖魔”却不知惊动了何方神圣妖魔，风越刮越猛，卷起球场旁的杨树落絮，像下起了鹅毛大雪，团团撒落到演员和观众身上。终于，冷雨无情地兜头浇下，舞者仍在水泥地上坚持着，看客们纷纷瑟缩着起身退场了。这一阵雨下来，高原上气温骤降，夏天突变为凉冷三秋。

有趣的是，按照传统炉霍的格鲁派（黄教）寺庙是禁止说唱格萨尔的，炉霍人从民间到官方也都忌讳说唱格萨尔传。追根溯源，这是炉霍人的自尊心使然。炉霍与格萨尔传说中的霍尔古国有着密切关联，霍尔部曾被格萨尔王的岭国征服，传奇并非都是无中生有，在农牧交叉地带，发生这种游牧部族（格萨尔王的岭国）和农耕部族（霍尔戎）之间的激烈争斗是完全可能的。

感觉到地面在震动

沿川藏线进入德格县境后到达的第一个乡镇是马尼干戈，一个尘土飞扬的高原驿站。从这里出发，离开川藏线，拐上一条颠簸不平的公路，往北不到一百公里就到了雅砻江河谷。这段不长的路，“震骨车”艰难地走了半天，每隔几百米便会出现一丛冒着青烟的“煨桑”树枝，熏烟持续几十公里连绵不绝，就像古代战争中燃起的一堆堆烽烟。在这烽烟的护卫下，汽车前后左右已被千军万马包围。魁梧的康巴汉子骑着高头大马、驾着摩托车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坐骑上系着各色战旗，骑手打着响亮的唿哨，呼喊着“扎西德勒”的祝福语从汽车两边疾驰而过，所有人都像是在奔赴一个大战场。

8点30分，天刚擦黑，格萨尔王的

故事在传说中的格萨尔诞生地———海拔3800多米的阿须草原上开始演出。最初是横笛独奏，反复吹着一段婉转的旋律，一个藏族女人舞着长长的水袖出场了。观众都知道她就是格萨尔王的母亲。格萨尔是个不戴面具的男童，一降生便具有超人的力量。这时“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头戴着禽冠的怪兽，然后是几个长袖飘舞的女子，她们互相周旋着。一个手持三叉戟的凶神恶煞企图刺杀小格萨尔，但终于没有得逞，被格萨尔击倒在地。片刻之后，那个失败者翻身站起，灰溜溜地举着一把伞退下，观众里便传出一阵笑声。

表演者的面目渐渐地变得模糊不清，天色暗下去了。笛声终止，音乐突然换成节奏铿锵的进行曲，这是“赛马”的开始。一个个山峰似的康巴大汉头上系着彩幡，背后插着三角战旗，前仰后合做骑马状依次登场，一时间忙碌一团。待他们合着音乐节拍腾挪舞蹈起来时，我感觉到地面的震动，耳听到男子身上的银饰在空气中相触发出的金属声音。

托梦附身的吟唱者

50多岁的《格萨尔王传》说唱者阿尼出现在德格县城礼堂的文艺晚会上。阿尼上场时，礼堂外飞来一块砖头，击中礼堂的玻璃，在玻璃迸裂的声音和观众的惊呼声中，阿尼安详端坐着，耐心地等着。直到骚动平静下来，他才放开喉咙，一字一句，抑扬顿挫地唱将起来。他唱的是什么，我一个字也听不懂。没有伴奏乐器，但旋律清晰可辨，乐句匀称规整，不断地重复再重复。有一瞬，我有一种恍惚之感，好像被歌声带到了某个辽远的地方，一个和礼堂、舞台、灯光无关的不知名的地方，也许是像阿须草原一样水草丰美的开阔地，有温煦的风吹过，说书人的词语变成白花纷纷坠落……但是这个瞬间很快消逝，我重新回到县城礼堂的观众席中。

阿尼随身带着他珍藏多年的一张奖状和一枚绿松石佛像，逢人便要展示一番。他告诉我，他的格萨尔说唱并非得到凡人传授，而是由于年轻时遭遇了一场大梦，连续酣睡数日不醒，梦中受到“神示”，醒后如神灵附身一般，能够口若悬河唱上几天几夜格萨尔传奇，内容绝无重复。

和《格萨尔王传》这部世界最长的史诗一样，格萨尔说唱艺人堪称是一篇篇活着的传奇。他们多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几乎所有艺人都不约而同地声称，他们或是在年幼时得到“托梦”，或是某次大病昏迷中因“神授”而无师自通地走上云游说唱之路。这类神乎其神的说法令人难以信服，但一代又一代的民间艺人都是这样言之凿凿。说书人所承载和传播的格萨尔传奇实际上是他们民族的古老的“集体记忆”，而传承记忆的行为本身却被描述成一个无意识的过程，一种“缘分”的造化，这似乎也成了一个谜样的传奇。

德格县内到处是有关格萨尔王和他的“30多员大将、80多员小将以及13名爱妃”的遗迹。这里有格萨尔小时候的放牧场，格萨尔爱妃的浴池和梳妆台，王妃向格萨尔敬酒处，格萨尔的马蹄印。

无始无终地循环流转

出德格城，行20多公里便到金沙江边。在一座白教寺庙里，我见识了活佛转世的开山始祖———噶玛拔希大师那小小的塑身坐像。据说这位能水遁、飞行、断臂重生等神变奇迹的13世纪噶玛噶举派高僧在80岁圆寂前缩身一半，身材竟如儿童，算是眼见为实。元世祖忽必烈远征云南时听到噶玛拔希的名声，曾相邀同行，但噶玛拔希惯以四海为家，于是他在一个明月之夜悄然离开大汗，重新踏上云游路途。几年后，噶玛拔希在从敦煌返回西藏路上接到元宪宗蒙哥汗的亲笔诏书，被敕封为大法师，授予一顶金边黑帽，这黑帽后来成为噶玛噶举派的象征物。

在噶玛拔希自知将要圆寂的那个马年，他声称世间必将出现一个继承黑帽的人。圆寂后，噶玛拔希的魂魄企图夺舍（借尸还魂），不料躯体已被火化，便转而寻找其他尸体施以夺舍法，他找到一具刚满3岁的男孩死尸，夺舍转生后刚能转动眼珠，死者家人以为死人转动眼珠不祥，取下眼珠，噶玛拔希无奈只得再次脱身，重新寻找合适的尸体。他最终只找到了一只死鸽子，大为灰心，决定放弃投身人间。此时守护地方的二十五空行母驾到，劝其仍旧转世为人，预计他将降生于某日某地。那男孩出生后即显露各种奇征异兆，能述说前世情景——是为噶玛拔希的转世灵童。活佛转世制度自此开始流行。

藏传佛教的要义是轮回说。世界成、住、坏、空，人类生、老、病、死，但这一切不过是一股无始无终的涡流的表象。在巴塘县的一个星夜，我从篝火边热烈地跳着弦子舞的人群中抽身走出，去到空气清冽、万籁俱寂的措普湖边。一颗划过夜幕坠落地球的流星使我想到佛教对身边这个广大的“有情世间”的说法。灵魂是否真的生生不息如车轮回旋？心识是否真的永无断灭循环不止？面对着亘古如斯的星空和湖山，遥念逝去的亲人和消亡的时间，在那一刻，我是宁愿相信的。

但是，第二天太阳升起之时，措普湖在高山松和冷杉林的怀抱中暴露无遗，草甸上星罗棋布地撒满白幔围帐，经幡飘扬，法号长鸣，桑烟弥漫，到处都是人的踪影，一切都改变了。每个人所要面对的，终究只是属于他自己的有限的生命河流。

(作者系《南方周末》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