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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我摆脱令人诅咒的联考制度，进入大学。在这个城市，人们活着只为了被制成考试和赚钱的罐头，但十八岁的我，在高级罐头工厂考试类的生产线上，也已经被加工了三年，虽然里面全是腐肉。
秋天十月起住进温州街，一家统一超商隔壁的公寓二楼。二房东是一对大学毕业几年的年轻夫妻，他们把四个房间之中，一个临巷有大窗的房间分给我，我对门的另一间租给一对姊妹。年轻夫妻经常在我到客厅看电视时，彼此轻搂着坐靠在咖啡色沙发上，“我们可是大四就结婚的哦。”他们微笑着对我说，但平日两人却绝少说一句话。姊妹整晚都在房间里看另一台电视，经过她们门外传来的是热络的交谈，但对于屋里的其他居民，除非必要，绝不会看一眼，自在地进出，我们仿佛不存在。所以，五个居民，住在四房一厅的一大层屋里，却安静得像“哑巴公寓”。
我独居。昼伏夜出。深夜十二点起床，骑赭红色捷安特脚踏车到附近夜市里买些干面、肉羹或者春卷之类，回到住处边吃边看书，洗澡洗衣服，屋内不再有人声和灯光。写一整夜日记或阅读，着迷于齐克果和叔本华，贪看呻吟灵魂的各类书，也搜集各色“党外”周刊，研究离灵魂最远的政治闹剧的游戏逻辑，它产生的疏离效果，稍稍能缓和高速旋入精神的力量。清晨六七点天亮，像见不得光亮的夜鼠，把发烫的脑袋藏到棉被里。
状况佳是如此。但大部分时候，都是整晚没吃任何一顿，没洗澡，起不了床，连写日记与自己说话、翻几页书获得一点人的声音，都做不到，终日里在棉被里流淌蓝色和红色的眼泪，睡眠也奢侈。
不要任何人。没有用。没必要。会伤害自己和犯罪。
家是那张蓝皮的金融卡，没必要回家。大学暂时提供我某种职业，免于被社会和生活责任的框架压垮，只要当成简陋的舞台，上紧发条随着大众敲敲打打，做不卖力会受惩的假面演出，它是制造垃圾的空荡荡建筑物，奇怪的建筑，强迫我的身体走进去却拒绝我的灵魂，并且人们不知道或不愿承认，更可怕。两个“构造物”，每天如此具体地在那儿，主要构成我地供人辨识，也不断地蠕动着向我索求，但其实抽象名词比不上隔壁的统一超商更构成我。
不看报。不看电视。除必点名的体育课外不上课。不与过往结识的人类做任何联络。不与共同居住的人类说话。唯一说话的时刻是：每天傍晚或中午到辩论社，去做孔雀梳刷羽毛的交际练习功课。
太早就知道自己是只天生丽质的孔雀，难自弃，再如何懒惰都要常常梳刷羽毛。因为拥有绚丽的羽毛，经常忍不住要去照众人这面镜子，难以自拔沉迷于孔雀的交际舞，就是这么回事，这是基本坏癖之一。
但，却是个没有活生生众人的世界。咱们说，要训练自己建造出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要习惯“所谓的世界就是个人”这么样奇怪知觉的我，要在别人所谓的世界面前做淋漓尽致的演出。
因为时间在，要用无聊跑过去。英文说runthrough，更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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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她对我犯罪，用从前的话说是“该被我处死”，用后来的话就是逼我发生“结构性的革命”。水伶。我牺牲了仅剩存活的可能性，之后之外的，就是不堪的更不堪的更不堪的……被除数愈除愈小，但永远除不尽，除式已然成立。
当一九八七年十月的某天，我骑捷安特在椰林大道上掠过一个身影，同时记起当天是那个身影的生日时，全部的悲哀和恐惧就都汇进我的存款簿了。我隐约知道，存款簿的数字跳号了，强力拒绝，只能如此，以为可以把存款簿送回。
她刚好满二十岁，我过十八岁五个月。她和几个她的高中同学走过，只瞥到侧影，但关于她的沉睡意义，瞬时全醒活过来，我甚至能在车遗落她们很远后，还仿佛看得到她的雀跃表情，以及如针般地感受到她势必会惹人宠爱呵护而流出孩子般无瑕满足的心情。
即使至今，我仍然要因她这种天生势必会惹人宠爱呵护的美质，而势必要旁观寂寞。她总是来不及接触较多一点的人，因为她原本周围的人已用手臂和眼睛紧裹住她，使她无须更多也不用选择，已经喘不过气来被钉在那里了。所以当我在她周围时，我势必会拼命裹紧她；不在周围时，也就怎么都挤不到她身边，扳不开别人，她更是没办法自动挤出来。这是基本定理。她天赋如此。
隔了整年高三没看过她，小心闪躲，绝不能主动打招呼，又渴望在人群里被她认出。高一届的高中学姊，危险黑桃级的人物，洗过一次牌又抽中，更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