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蓝毛衣就又睡着了。又把头歪在我身上，十分沉重。在受鞭刑的早上，前往刑场的中途，我想一个人消停一会，看来也是不可能。这个女孩子我都是猜不透。。本来挨鞭子是我们的事情——首先是我的事，因为我是老大哥——莫不成她也本来当老大哥？但是她硬要来插一杠子。首先，根本没人请她来帮我们打架；其次，更没人请她去把保安的鼻梁打断。要知道我们和保安的关系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坏，在她插一杠之前，保安打我们，我们也打保安，双方都留有分寸；至多打到头破血流，从来不把骨头打断。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游戏。她插一杠以后，双方都死了人（我们的人被打死，他们的人被枪毙），以后就再没法算一种游戏了。这件事实在让人痛心。
我既胆小又怕疼，原本宁可自杀也不会去挨鞭子。这一点在我坐在囚车上前往刑场的路上已经充分表现出来：我出了一路的冷汗，服了三片救心丹，虽然早上导过尿，弹力护身里还有点潮湿的意思。最可怕的是到了刑场上多半还要出乖露丑，让大家都看到我是孬种。我在鞋底里藏了一片保险刀片，随时可以拿来割脉。但是我挺着没用，主要是今天这么大的场面，假如主角畏罪自杀，数盲恼羞成怒，谁知会出些什么可怕的事。可以想象的后果是：1.随便揪另外一个人抽一顿；2.把该我挨的鞭子加在蓝毛衣背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别人都要看不起我。我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我的责任心极强，这就是我总是当老大哥的原因。
我哥哥也是个负责的人。他得了关节炎从乡下回了城，进了一家小工厂，每天拐着腿去上班，哪怕是天阴下雨腿疼时也按时前往，夜里往往还要加班。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还看不出来吗？假如大家都不好好干，国破民穷百业凋零之时，我们就会有另一次“文化革命”，或者和外国开战，或者调军队进城来军管。总而言之，领导上想要破罐破摔，有好多种摔法，你想象都想象不出来。想要避免被摔碎，我们必须要表现得像个好罐子。在我看来，像他那样负责的人还是挺多的，在青少年时期，我只见过一两次摔罐子的情形。到了中年，该我负责任时，我想我是尽心尽力了，人家要抽我的脊梁，我都让抽了。
我哥哥王大和我极相像。下乡插队时，他是集体户的户长，除了干活，还要管大伙的吃喝。进工厂以后，他是班组长，上班总是早来晚走，还不敢拿加班费。后来他又当过学生班长、工会小组长、各种会议的召集人等等，直到他当得不胜其烦，逃到美国再也不敢回来。有个老美一见了他就说：你在军队里呆过，当过二十年军曹！当然，这是想当福尔摩斯的老美。其实我哥哥一天兵都没当过。现在王大一想起自己干过的各种不伦不类的差事就做噩梦。我和他的经历大体上差不多，但是不做噩梦，因为我还在噩梦中。我们俩在遗传上一定有点古怪。假如我死了，应该有人解剖一下我的尸体，找出毛病的所在，最好还能找出矫正的办法来。
在乘车前往刑场的途中，我一直在想今天的要点。第一，我不能被人抽出屁滚尿流的样子。这是因为在场的会有大批我们的人，假如我屁滚尿流，会伤大家的心。虽然按我的体质和性格一定会显出屁滚尿流的样子，但我要拼命顶住。第二，今天我不能死掉。假如我死掉，就会出天大的乱子。其实作为受刑人，死活不是我该考虑的问题，但是作为老大哥，必须把不该考虑的事全考虑到。数盲对出乱子的年法是：不怕，不就是死几个人吗。听起来没什么，但你要想到他们不识数，根本不知几个是多少——也许大伙都死光，他还觉得只有几个。但是这两个要点又是自相矛盾的。公安局的老大哥告诉我说：今天抽人的是保安的人，他管不着，氢“你要是挺不住千万别硬挺，装出个屁滚尿流的样子，我就能插手了”。这就是说，假如我要保命就要屁滚尿流，不屁滚尿流就不能保命。这两方面都要顾及，事先难以拿主意，只有等鞭子抽上再作定夺了。
到了地方，看到海滨广场上黑压压的一大片人，少说有一万。一半是我们的人，别一半是警察，手里拿着小巧玲珑的冲锋枪。那东西做得真是精巧，我一看就入了迷。我们还真有不少好东西，不光有球墨铸铁，只是平时不肯拿出来。有关球墨铸铁的枪，我有一些补充说明。那种枪放的时候“嗵”的一响，冒出一股浓烟来。假如那枪对着你放，有一定的危险性，看见浓烟后，就有一颗半斤重的铅弹发出蜣螂飞翔的声音朝你飞来。这种子弹中在身上必死无疑，但是赶紧躲的话，还能躲开，或者拼命逃跑，那个铅屎克螂未必能追上你；假如是你拿枪朝别人放，危险就更大，沉重的枪身要猛烈地往后撞，所以在开枪前最好在胸口垫个包装纸箱。我和我前妻在碱滩上打野兔子时，放过铸铁枪，像这样精巧的冲锋枪却没放过——大概是进口的吧。对于这种枪，我也有点要补充的地方：它完全是危险品做的，所以真是好看。故而它当然是特供。见到了这种东西，说明我闯的祸真是不小。
广场上有一座木板搭的台子，上面有桌子、麦克风、数盲等等。台子后面有座X型的木架子，看来要把我们拴在上面。我们从囚车上下来时，遇到了山呼海啸般的掌声，还有人高呼欢迎老大哥，然后这掌声又被更大的声响压下去了。会场周围的武警齐声喝道：“不——准——乱——动！”那种嗓门和保安是一个类型的。蓝毛衣听了，禁不住往后一缩，撞在我身上。我却推了她一把，说：别怕，不是冲咱们来的。然后我们就进到台子背后的棚子里等候。这个棚子是铝合金和玻璃做的，里面就我们两个人。隔着玻璃往外看，到处是戴钢盔的武警，我们好像进了笼子一样。
瘆人的是这棚子很隔音，所以很静，这里有一把长条椅子，太阳晒得很暖和。我指指椅子说：请坐。蓝毛衣坐下来，我隔着玻璃往外看，看见数盲在作大报告。平时我对报告不感兴趣，今天倒想听听，但是听不到。棚里有台黑白电视机，放着外面会场的实况，但是无伴音。我给了它几巴掌，想把伴音打出来，但是不成功。不仅没打出伴音，倒打出大片的雪花。反正闲着没事，我又打了它一顿，把雪花打掉，还打出一点彩——原来不是黑白电视，是彩色的，但伴音还是打不出来。今天见到的都是特供，只有这台电视例外。这使我想起了数盲常说的话：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我今天就是到了刀刃上。
我和蓝毛衣住在医院里养伤，讨论受刑那一天的感受，一致认为在铝合金棚子里等待的时候最难熬。那一天市长和四个副市长都发了言，一共讲了五个多钟头，只有寥寥数语提我们的事，大多数时间却在谈精神文明问题、生产问题、污染问题、计划生育。考虑到我们就要血肉横飞，闲扯这些淡话真是有点奇怪，所幸我们在棚子里一点都听不到（这是后来知道的），只看见武警在打呵欠。隔了老半天，才有人把玻璃门打开一条缝。蓝毛衣“刷”地站了起来，正要走出去，那人却说：不要着急，还早。我就是告诉你们这个。然后关上门走掉了。蓝毛衣就在棚里来回走，我却坐了下来，想打瞌睡，但是睡不着。要知道也许再过一会我就要死了。所以我就琢磨那个手铐——那东本是那么像不锈钢，仔细看却能看出，它的颜色有点灰暗。真的钢比它亮。这也许是因为镀了一层无光膜。后来我又把手铐举到玻璃边轻轻地敲，声音很脆，但是有点轻飘飘。敲着敲着来了一个哨兵，对着我蹲下来。我还是继续敲，他就张大嘴巴，让我看嘴形——干—什—么？我也这么答道：不干什么。不干什么。他说：不—准—敲。我说：就—敲。他端起枪来，对准我的胸口。我把胸膛往上一挺。他就笑了。然后回头看了看，走开了。
后来人家告诉我们说，那一天电视在向全国转播，大家等着看北戴河抽人，等来等去不见动手，不是数盲的人都熬不住，睡着了。数盲倒是瞪着大眼在看着，但也早忘了等着干什么。电视镜头一会照照这个，一会照照那个，终于照到了一个人在啃面包，就转播了那个面包消失的全过程。然后他像眼镜蛇一样张开大嘴，让全国人民兵他的扁桃腺，还用舌头舔面包渣，这使我好一阵见了面包就恶心。然后又转播了一个人抽烟，抽了一口，憋住了气，用左眼看看烟头，再用右眼看看烟头，最后用两只眼看烟头，把自己看成了对眼，足足憋了四分钟，才把那口淡淡的烟呼出来。后来知道，那个人原来是个蹼泳运动员，肺活量大得惊人。我要是有那么好的肺，就绝不吸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