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数盲对我说：你想想，你为什么会住在这里？我们又为什么把你从技术部除名？我说实话：我不知道。和我拐弯抹角地说话是没有用的，除非你是想露一手幽默感。但是众所周知，数盲没有幽默感。等他走了以后，我想：他这不是暗示我得了数盲症吧？假如是这样，这小子就有了幽默感啦。
在X架上，最能感觉自己是个造型艺术家，有丰富的空间想象力。比方说，有一鞭是斜着下来的，你马上变成两块硬面锅盔，或者是cheesecake，对接在一起。假如有鞭横着抽在腰眼上，就会觉得上半身冲天而起，自己有四米多高。假如鞭子是竖直地抽下来，你就会觉得自己像含露的芙蓉，冉冉开放。每一鞭的感觉都不一样，这是因为每一鞭都换个把式，每个把式鞭打的概念都不一样——一样的是他们都是农村来的，痛恨我们，说我们在城里吃的好住的好，不好好干活还闹事，就是该揍——疼痛也在变化，一开始像个硕大的章鱼，紧紧吸在胸前，后来就变得轻飘飘，像个幽灵，像一缕黑烟。到了这个程度，就快不行了。我这样说，数盲们本该很高兴。但是他们不高兴——这些比方他们听不懂。
蓝毛衣挨抽的感觉肯定和我大不一样。本来该抽脊梁，却常常歪到屁股上。因为这个缘故，受刑之后刚把她放下来，她就冲到车把式面前，挨个儿啐人家，一连啐了三个人，才晕死过去，被人抬走了。年轻人就是身体好。我被放开时，像水银一样往地上出溜，就地抢救了一阵，才能爬起来。这就是我挨抽的认识，可以断言，不是数盲爱听的那种。
以下的认识，数盲们大概也不爱听。而我这样谈，是因为我已经烦透了。当我露出一身骨头，站到台上向大家致意时，有一种投错胎转错世的感觉。假设有位数盲光着脊梁腆着大肚子到了台上，低头找不到肚脐眼，也会有这种感觉，因为谁生下来也不是为了挨鞭子呀。后来人家用皮绳捆着我手腕往架子上吊（那帮家伙手真狠，把我下巴颏撞破了）让我的光板胸膛体会到X形架的厚重和蓝毛衣的体温，这时候我抬着头看到头顶棕黄色的烟云——万籁无声。此时在我视野里，只有一个血迹斑斑的X开架的上半部，还有楔形黄色的天空，万籁无声，还有背上冷嗖嗖的，时间停住了。你说这是在干吗呢？我不知别人会怎么想，反正我此生体验到的一切荒诞，在此时达到了顶峰。
数盲们说，我们花了宝贵的外汇进口了鞭子，开了万人大会向全国转播，市长副市长都讲了话，难首，就是为了让你体会到这些？这是巧妙的发问，但也属于我此生体会到的长吁短叹荒诞中的一种。所谓外汇、万人大会等等，都是为了铺垫数盲们的殷切期望和拳拳爱心，而我，渺小的王二，怎敢不感动？我的回答是：你不妨把我想象得更渺小，就说我是个分子，物理学证明，分子有分子的轨道——假如说我不配，那就说我是个原子，原子也有轨道，更小的东西更有轨道，凡是东西必有轨道——你去把你的期望和爱心投到分子上面，看看可能把它从轨道上移动分毫？不管怎么说，挨鞭子的是我，认识是我的事。我的认识还没说完呢。我主，此生体会到的一切荒诞，都在鞭刑架上达到了顶峰。这就是说，我觉得一切都不对头。不是一般的不对头，而是彻头彻尾的不对头。
数盲们要我说明什么叫不对头，我能想到的一切比方都和数学有关，比方说你在证一道数学题，证出了一些触目惊心的结论：三角形内角和有720度、四方形是圆的等等；此时就会觉得不以头。但是数盲早把数学全忘了，所以就说不明白。这件事说明会讲话不等于会思维。数盲们作大报告，就如坐在马桶上放松括约肌，思维根本来不及。事实上思维就是分辨对头和不对头，而数盲就是学会了如何作报告而忘记了如何思维。我的这些认识都是说给会思维的人听的。我认为我们该做的事是把一切已知的事都想明白，然后再去解偏微分方程不迟。现在我就能想出件不对头的事，是有关蓝毛衣的：又要抽人家，又不让人家露肉，这对不对。假如这样想，就会发现世界上根本没有两难命题，只有从根上就不对的事而已。我被绑在架子上等着挨鞭子时，就觉得从根上都不对。假如这事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我就不会这样想。
小的时候，我哥哥告诉我，这世界上有种东西叫做“荒唐”，它就像关节疼，有时厉害，有时轻微，但是始终不可断绝。但是我八九岁时哪儿都不疼，所以就耸耸肩，表示不能想象。现在我身上疼的地方可多了，所以认为它是个很好的比方。我小的时候，听到“形势一片大好”、“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之类的话，只觉得它是一些话而已，绝不会像我哥哥那样笑得打跌。人是不会在八岁时就体会到什么是荒唐的，但像我这样一直到了四十八岁，挨了一顿鞭子才明白，就实在是太晚了。
我在X形架上感到的荒唐是这样的：眼前这个世界不真实，它没有上点土方像是真的，倒像是谁编出来的故事——一个乌托邦。刚这样想了，背上就挨了一鞭子，疼得发疯——假如你想知道什么是疼得发疯，就找个电钻在牙上钻一下子——这时候我不禁口出怨言：妈妈的，你让我怎样理解才对！在冥冥中得到了回音：你怎么理解都不对，这就叫荒唐！像这样的鬼话，数盲们看了以后一定气得要死。假如真是这样，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他们抽了我一顿，还让我谈认识。谈了很多次，却说不懂我的意思。
我对荒唐的理解是这样的：它和疼痛大有关系。我们的生活一直在疼痛之中，但在一般条件下疼得不厉害，不足于以发人深省。就以我哥哥来说，去插队（挨饿），得了关节炎，他都不觉得有什么。直到关节炎发展到了心脏病，做手术，可巧那一回上级要求做个针刺麻醉的手术给外宾看，就把他挑上了。领导上要求始终面带微笑，他做到了。但是事的告诉我：针刺一点作用没有，完全是干拉。拉到要翻白眼时，大夫说：病人挺不住了，上麻药吧。领导上却说：念段毛主席语录给他听——这是“文化革命”里的事。我哥哥始终微笑着，是怕领导说：这小子做怪相，甭给他做手术了——就这样开着胸晾在手术台上，肯定比疼还糟。做完手术后，他告诉我，有荒唐这种事，但我不懂。砸过碱、关过小号、被保安开过瓢后，还是不懂。等到吊上了架子，挨了一鞭子才懂了。那是一种直接威胁生命的剧痛，根本挺不住的，可是我被吊在那里还有十一鞭子等着你哪，你说往哪里跑吧。由此就得到了疼痛的真意：你的生命受到了威胁；轻度的疼痛是威胁的开始，中度的是威胁严重，等到要命的疼时，已经无路可逃了。
我住医院的时候，他们发现了我的日记本，拿去研究了一番，又还给我了，还问我以前的日记哪里去了。以前我是不记日记的，原因就是怕数盲们看见。现在我变了主意，不但记日记，还把它放在数盲们能看见的地方。如果有话不说，就是帮助他们掩饰荒唐。在这本日记上，数盲在幽默感有两个传统来源（见“三、蓝毛衣&我前妻”）“数盲和生殖器”处打了个大问号。据我所知，保安员同志们的幽默感也有两个来源，“眼镜”和生殖器。眼镜就是我们，这提示了幽默感从何而来。当你发现有什么人和东西比你聪明，你莫奈他（它）何时，就会开怀大笑。我们比保安员聪明，这是不争的事实，而生殖器经我们聪明也是不争的事实。它最知道自己要什么，一次都不会搞错。当然，最聪明的是数盲，，他们不但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都能得到。数盲最伟大的地方，就是能够理解，并且利用荒唐。因为他们如此聪明，就觉得那东西蠢得很，一点都不逗了。
有位数盲警告我说，我的认识很危险。这就是说，我已经和易燃易爆品列入一类了。危险的东西应该由上级来掌握，这就是说，我再也别想从医院里出去了。
有关“危险”这件事，我现在是这么看的：假如有什么东西对他们有用处的话，数盲就说：这有危险！说了以后，它果真就有了危险——谁敢来拿就会挨顿揍——当然，这种危险是对我们而言。我不明白，我对他们有什么用处。我一个糟老头子，一条腿也被打坏了，走路都得拄拐。就算他们是同性恋，这个玩笑也开得过分了。
除此之外，我什么都能够解释通了。当然，危险的定义还要拓宽一些。队了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对他们危险的东西也在内。比方说，有魅力的女人，比方说，我前妻，其实对他们毫无用处，但是我们和她们在一起时什么却敢干，所以对他们有危险，要赶紧从我们这里调走。鬼聪明的男人，比方说小徐，也有危险，假如不吸收他入伙，就会把什么都揭穿。最重要的一点是：没有什么对我们是有危险的，甚至连鞭刑都不危险。活到这个份上，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我还要说，数盲把一切有危险的东西都拿走了，也就拿去了活下去的理由。等到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有最大的危险性——这是对他们而言。这就是说，干什么事都要有个限度——物极必反。
有一件事我始终不明白，就是女人为什么不得数盲症。
他们把我从医院里放出来了。我也不知为什么。回到技术部一看，一个人都没有。有种直觉叫我到海滨广场去看看。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结局
老大哥王二在我受鞭刑时死掉了——我是他的前妻，这本日记现在在我手里。他住院时，领导上说他得了数盲症，但是我不信。他不会得数盲症，因为他是天生的老大哥，永远不会改变。我要说，他对危险的态度过于乐观了——他以为受过鞭刑之后，这世上再没有对他危险的事了——他就是因此死掉了。女人不得数盲症的原因很简单——得了没有好处，所以很少有人得，得了也只会受人耻笑。老左就有数盲症，她跑到我这里来，我们三个女人：我、蓝毛衣、老左，哭了一顿，纪念这个男人。对于爱上他这一点，我从来就没有后悔过，今后也不会爱上别的人了。当一个人爱另外一个人时，后者受鞭刑，鞭子就会打到前者心上。我是这样，他也是这样。惟一的区别是，我的心脏比他的好。现在我人活着，心已死。这是一件好事，我可以平静地干我该干的事了。
——窝子录入完成于2004年8月15日。未校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