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妮娅站在敞开的窗户跟前，神情忧郁地望着她熟悉、心爱的花园，望着花园周围那些在微风吹拂下轻轻摇曳着的高大挺直的白杨。她不敢相信她离开亲爱的故居已经整整一年了。她就像昨天才离开这从小就熟悉的地方、今天又乘早班火车回来了似的。
这儿一切都没有改变：一排排马林果树丛修剪得整整齐齐，几何图案一般、两旁栽着母亲喜爱的蝴蝶花的小径依然如故。花园里洁静、清爽，处处呈现出一个园艺家苦心孤诣的劳绩，然而这些整洁的、图案似的花径却使冬妮娅感到郁郁不乐。
冬妮娅拿着一本没有读完的小说，打开了通往凉台的门，沿着台阶走进了花园。她又推开了花园里油漆过的栅栏门，向车站水塔旁的池塘缓步走去。
她踏过小桥，悠闲地走到大路上。这条路像公园里的林荫道，右边是池塘，池塘四周种着白杨和茂密的垂柳；左面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
她正想到池边废弃的采石场上去，但她看见水波粼粼的池塘上垂着一根钓竿，于是她便停住了脚步。
冬妮娅俯身在弯弯曲曲的柳树上，用手拨开柳树枝，看见一个皮肤黝黑的小伙子。他光着脚，裤筒卷到膝盖上，他身旁放着一只生锈的铁罐，里面装着蚯蚓。那小伙子正聚精会神地垂钓，没有留意到冬妮娅在注视着他。
“难道这里可以钓到鱼吗？”冬妮娅问道。
保尔生气地回头看了看。
他看见一个不相识的姑娘抓着柳枝，身子几乎俯到了水面上，她上穿领子饰着蓝条的白色水手装，下着浅灰的短裙子，脚蹬一双棕色的皮鞋。一双花边短袜紧紧地套在她那晒黑了的长腿上。栗色的头发编成了一根粗大的辫子。
拿着钓竿的手轻微动了一下，鹅毛做的浮子在平静的水面上点了几点，荡起了一圈圈涟漪。
他身后响起了轻柔、激动的声音：
“咬钩了，瞧，鱼咬钩了……”
保尔心烦意乱，他迅速地拽起鱼竿，把穿着蚯蚓的鱼钩提上来，水珠四溅。
“真见鬼，这还能钓到鱼！从哪里跑来这么个女妖精。”保尔心里非常生气，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他使劲把鱼钩抛到远远的水中，抛到两棵牛蒡中间。这恰恰是不应该下钩的地方，因为鱼钩会挂在牛蒡的根上。
保尔心里明白鱼钩下的地方不对，便头也不回地向坐在身后的姑娘嘟囔道：
“干吗叽叽喳喳的？把鱼都吓跑了。”
话音刚落，他便听到上面传来一种嘲弄、讥讽的声音：
“嗬，鱼儿看见您那模样早就吓跑了！再说，哪有中午钓鱼的？瞧，多能干的渔夫呀！”
保尔尽量避免失礼，可这个姑娘也太过分了！他站了起来，把帽子往前额一拽——这是他一向生气的表示——但还是挑选最文雅的字眼说：
“小姐，请您还是走开一点儿，好不好？”
冬妮娅眯起眼睛，脸庞掠过一丝微笑，两眼闪着愉快的光芒。
“我真的打扰您了吗？”
冬妮娅的声音里已听不出嘲笑的味道，而是带着一种友好、和解的口吻。保尔本想对这位不知从哪里跑来的“小姐”骂几句粗鲁话，听到姑娘这么一说，倒被解除了武装。
“要是您喜欢看的话，那就请看吧。我不是嫌您坐在这里。”说完，他又坐下，注视着鱼钩的浮子。可是浮子紧贴在牛蒡上，很明显，鱼钩是挂在牛蒡的根上了，保尔不敢把鱼钩提起来。
“钩子要是挂住了，就没法儿把它拉脱，那女孩一定会笑话我的。她要是走开该多好！”保尔心里暗想。
冬妮娅非但没有走开，反而在弯曲的、微微摇晃的垂柳上坐得更舒适，她把书放在膝盖上，开始注视着这个眼睛乌亮、皮肤黝黑、举止粗野的小伙子。他刚才对她的来到那样不礼貌，这会儿又故意不理睬她。
保尔呢，他可以在那明净如镜的水里清楚地看见姑娘坐着的倒影。她正在看书，保尔趁机开始轻轻地拽那挂住了的钓丝。浮子直往下沉，钓丝执拗地绷得紧紧的。
“真的挂住了，妈的！”保尔心里闪着这个想法，一斜眼便看见水里的一张顽皮的笑脸。
就在这时候，水塔旁边的小桥上有两个年轻人走了过来。他们是八年制学校的学生，正上七年级。其中一个是机务段主任、工程师苏哈尔科的儿子。他是个地道的蠢材，浪荡公子，今年十七岁，淡黄头发，满脸雀斑，在学校里大家都喊他“麻子舒尔卡”。这小子手里拿着一副精美的钓竿，嘴里流里流气地叼着一支烟。同他一道走的是维克多·列申斯基，一个身材细长、娇生惯养的青年。
小苏哈尔科向维克多挤眉弄眼，俯身在他耳旁说：
“你瞧，这个女孩长得花容月貌，本地没有一个女孩比得上她。我告诉你，她是个非常非常浪——漫——的——青——春——靓——女。她在基辅上学，读六年级，现在是到父亲这儿来度暑假的。她父亲是本地的林管局主任。我妹妹丽莎和她要好。我曾经给她写过一封信，你知道，信中情意缠绵，词句动人。我在信中说：‘我狂热地爱着您，我心情焦灼地期待着您的回信。’我甚至还把纳德松[6]的爱情诗句也抄了一些进去。”
“哦，她回信怎么说？”维克多饶有兴趣地问。
小苏哈尔科面带难色。他说：“嗨，还不是扭扭捏捏，装腔作势。她说什么：‘不必糟蹋信纸啦！’但是这种事开头总是这样。干这种事我倒的确是个‘老手’。我才不愿与她周旋哩，要想向她献殷勤得跑破几双鞋底！倒不如夜里到修理工棚去，只要花三卢布，就可弄到一个你一见就想流口水的美人儿，而且不会对你扭捏作态。我常和瓦里卡·吉洪诺夫一道儿去，你认识这个铁路工头儿吧？”
维克多·列申斯基轻蔑地皱着眉头，说道：
“舒尔卡，你小子还干这种下流勾当？”
小苏哈尔科吸了两口烟，吐了出来，讥笑地说：“哈哈，你还想装成个‘干净’人儿。你干的那些好事，我们一清二楚。”
维克多打断他的话，说：“得啦，你可以把这靓女介绍给我吗？”
“当然可以。我们快点去，别让她给溜掉了。昨天早晨，她也在这儿钓鱼呢。”
这两个狐朋狗友走到冬妮娅跟前。小苏哈尔科吐掉嘴里叼的烟，派头十足地鞠了一躬，说道：
“您好，杜曼诺娃[7]小姐，怎么，您在钓鱼吗？”
“不，我在看别人钓鱼。”冬妮娅回答道。
接着，小苏哈尔科拉着维克多·列申斯基的手急忙说道：“你们两位还不认识吧？这位是我的朋友维克多·列申斯基。”
列申斯基装着腼腆的样子，把手伸给冬妮娅。
“今天您怎么不钓鱼呢？”小苏哈尔科想和冬妮娅搭上话，便故意问道。
“我没带钓竿。”冬妮娅回答。
“我这就再去拿一副来，”小苏哈尔科忙不迭地说，“请您先用我的好了。我马上就去拿来。”
他履行了对维克多·列申斯基许下的诺言，把冬妮娅介绍给他了，他想借故走开，好让他们俩在一起。
“不用了，我们会打扰别人的，这儿有人在钓鱼。”冬妮娅说道。
“打扰谁？”小苏哈尔科问道，“啊，是这小子呀？”这时他才看见坐在树丛旁的保尔，“我立马就叫这小子滚蛋。”冬妮娅还没来得及阻止，小苏哈尔科已跳下池塘边，走到正在钓鱼的保尔跟前。
“喂，马上收起钓竿，赶快滚蛋！”小苏哈尔科冲着保尔嚷道。他看见保尔还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儿继续钓鱼，就又喊道：“你听见没有。快点滚开！快点！”
这时保尔才抬起头，用一种毫不客气的眼光斜睨着小苏哈尔科。
“轻点好不好？扯着嗓子喊什么？”
“什——什么！”小苏哈尔科勃然大怒，“你这个可恶的下流胚，还敢顶嘴！老子叫你给我滚——！”说着，他就用皮鞋尖朝装着蚯蚓的铁罐用力一踢。铁罐飞了起来，在空中打着转儿，扑通一声掉到水里，激起了一阵水珠，溅了冬妮娅一脸。
“苏哈尔科，你真不害臊啊！”冬妮娅喊道。
保尔跳了起来。他知道小苏哈尔科就是哥哥做工的机务段主任的儿子，要是他现在下手揍这张虚胖、红得像猪肝的脸，小苏哈尔科一定会向他父亲告状，这桩事就会牵连到阿尔焦姆。这是保尔克制住自己、没有马上跟他算账的唯一原因。
可是小苏哈尔科却以为保尔要动手，就抢先扑了过去，双手猛推站在池塘边的保尔。保尔双手一扬，身体晃了晃，但保持了身体半衡，没有跌到水里。
小苏哈尔科比保尔要大两岁，又是一个出了名的打架斗殴、惹是生非的好手。
他这一推可把保尔气坏了，他实在忍无可忍。
“怎么，要打架？好，接招儿！”说着他就抡起拳头，直朝小苏哈尔科的脸上猛揍一拳。趁小苏哈尔科还没回过神，保尔又紧紧抓住他的制服，使劲一拉，把小苏哈尔科拖到了水里。
小苏哈尔科站在没膝的水中，锃亮的皮鞋和熨平的裤子都浸湿了。他竭力想挣脱保尔那紧拽不放、如同铁钳一般的手。保尔把他朝水中猛推了一把，自己很快跳到了岸上。
气得发狂的小苏哈尔科向保尔猛扑过来，好像要把保尔撕成碎块才解恨似的。
保尔跳上岸后，就立刻转身朝向猛扑过来的小苏哈尔科，他想起了茹赫来教的招数：“左腿支撑，右腿绷弓；全身用力，由下而上，对准下颏，出拳猛击。”
“咳——咳！”保尔依法狠狠出了一拳。
小苏哈尔科牙齿咯咯作响，舌头也咬破了，下巴挨了可怕的一拳，痛得惨叫。他两手可笑地乱舞，整个身子沉重地扑通一声倒在水里。
站在岸上的冬妮娅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好，打得好！”她拍着手喊道，“打得太漂亮了！”
保尔抓起钓竿，拉断了挂在牛蒡上的钓丝，朝大路跑去了。
临走的时候，他听见维克多·列申斯基对冬妮娅说：
“这是远近有名的恶棍，他名叫保尔·柯察金。”
车站上又动荡不安起来。铁路沿线流传工人要开始罢工。邻近某火车站机务段的工人们已闹腾起来了。德国人抓了两个司机，因为他们有传送罢工号召书的嫌疑。德军横征暴敛，地主纷纷重返庄园，这也使那些与农村有联系的工人愤恨填膺。
乌克兰盖特曼伪政权的武装卫队用皮鞭抽打农民的脊梁。全省游击活动蓬勃开展，由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游击队已有十来个。
在这些日子里，茹赫来忙得不可开交。他到城里来的这些日子里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他结识了许多铁路工人，经常参加青年人的晚会，建立了一个由机务段工人和锯木厂工人组成的强有力的组织。他曾试探过阿尔焦姆。当他问阿尔焦姆对布尔什维克和该党的事业有什么看法时，这个身体健壮的铁路工人回答道：
“哦，菲多尔[8]，你知道，我分不清这派那党。要是你需要我帮忙，我随时准备尽力。你就相信我吧。”
这回答使茹赫来很满意，他知道阿尔焦姆这小伙子是自己人，他是个说到做到的人。至于入党一事，他觉得对阿尔焦姆来说还为时过早。“没关系，现如今人是会很快成熟起来的。”茹赫来心里想道。
这时候，茹赫来已离开电厂，调到机务段工作。这样对工作更方便，在电厂时跟铁路方面没有什么联系。
现在，车站上运输格外繁忙，德国人由乌克兰掠夺的东西：黑麦、小麦和牲畜……一车皮一车皮运往德国，已经运了成千上万车皮了。
有一天，乌克兰盖特曼警备队突然逮捕了车站上的报务员波诺马连科。他们把他押到警备队队部，对他严刑拷打。显然，他把罗曼开展鼓动工作这一情况供了出来。罗曼是阿尔焦姆在机务段的同事。
两个德国兵和一个盖特曼军官——车站警卫队副官，在上工时来抓罗曼。那副官走到他的工作台前，一句话也没说就举起皮鞭抽他的脸。
“畜生，跟我们走！有话要跟你说。”那副官随后又龇牙咧嘴地狞笑了一下，猛地拽住罗曼的袖子，“走，到我们那儿煽动去吧。”
这时阿尔焦姆正在邻近的钳台上干活，见此光景，他就扔下锉刀，高大的身躯逼近那副官。他竭力抑制着胸中的怒火，用沙哑的声音说：
“凭什么打人，你这坏蛋！”
那个副官倒退了一步，忙伸手去解枪套。一个矮个儿、短腿的德国兵，立刻摘下肩上那支上着宽边刺刀的笨重步枪，扳动枪机，大声叱道：
“不许动！”
他大喝一声，只要阿尔焦姆一动就要开枪。
这个又高又大的铁路工人，无能为力地站在这模样丑陋的小兵面前，显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
两个人都给抓走了。过了一个小时阿尔焦姆被释放了，而罗曼给关在放行李的地下室里。
十分钟后，机务段的全体工人开始罢工。大家聚集在车站的公园里。扳道上和材料库的工人们也都赶来参加。工人们群情激昂，当场有人写了要求释放罗曼和波诺马连科的呼吁书。
当盖特曼军官带着一小队卫兵赶到公园时，群众更加愤怒了。那军官挥动手枪高声叫道：
“马上去开工，要不，我就把你们都抓起来！有的就地枪毙！”但是工人们愤怒的吼声吓得他退回车站去了。这时候车站警卫队长调来的德国兵分乘数辆大卡车从城里飞驰而来。
工人们这才四散跑开。全体工人都罢了工，就连车站值班站长也走掉了。茹赫来的工作起了作用。这是车站上第一次群众性的示威。
德国兵在站台上架起了重机枪，它架在那儿就像一只随时准备追寻猎物的猎狗。一个德军班长蹲在它旁边，手指按着扳机。
车站上立刻空无人影。
到了夜里，逮捕开始了。阿尔焦姆也被抓了去。茹赫来那天晚上没有回家，德国人没有抓到他。
被捕的人全给拘留在车站的大货物仓库里，德军向他们提出要求：要么复工，要么上战地军事法庭受审。
几乎全线的铁路工人都罢了工。这一昼夜连一列火车也没过。同时，在离车站一百二十公里处发生了战斗，一支强大的游击队切断了铁路线并炸毁了几座铁桥。
当晚有一列德国军车开进了车站，但车一到站，司机、副司机和司炉就都跑光了。除了这一列军车之外，还有两列火车也停在车站等候发车。
货物仓库笨重的铁门开了，车站警卫队长德军中尉、他的副官以及一队德国兵一齐拥了进来。
那副官喊道：
“柯察金、波利托夫斯基、布鲁查克[9]，你们三人组成乘务组马上去开车。如果拒绝——就地枪决！你们去不去？”
三个工人沮丧地点了点头。他们被押上了机车。接着那副官又念了开另一列火车的司机、副司机和司炉的名字。
机车呼哧呼哧地响了起来，愤怒地喷出闪亮的火星。它沉重地喘息着，冲破夜的黑暗，沿着铁轨飞驰而去。阿尔焦姆往炉膛添好了煤，用脚把炉门关上，从工具箱上面那翘嘴茶壶里喝了一口水，转身对着上了岁数的司机波利托夫斯基说：
“老爷子，我们真的就乖乖地给他们开车吗？”
老司机浓眉下的一双眼睛愤怒地眨了眨，说道：
“是啊，刺刀顶着脊背！有什么办法？”
“跳下机车，逃生去吧？”布鲁查克斜睨着坐在煤水车上的德国兵，提议说。
“我也这么想，”阿尔焦姆低声说，“就是这家伙在背后监视着，不大好办。”
“是——啊。”布鲁查克未置可否地拖长了声音说道。他探出头来朝窗外看。
老波利托夫斯基凑近阿尔焦姆，低声说：
“我们绝不能给他们开，你明白吗？那边在打仗，起义的伙伴们炸毁铁路，我们反倒运送这批狗杂种，他们一到就会不费吹灰之力把我们的同伴干掉。你知道吗，孩子，就是在沙皇时代，罢工时我也不曾开过车。现在更不能。送敌人去镇压自己人是一辈子洗不清的耻辱。这台机车原来的司乘人员也都逃走了。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但还是逃脱了。我们不管怎样也不能把这列火车开到目的地。你说对不对？”
“你说得对，老爷子，我们咋样对付那个家伙？”阿尔焦姆用目光示意后面那个德国兵。
老司机皱着眉头，用棉纱团揩了揩额上的汗水。他那双充血的眼睛看着气压表，好像希望能从那里得到这折磨人的难题的答案似的。接着他又带着怨恨、失望的神情恶狠狠地咒骂起来。
阿尔焦姆喝了一口水。两个人都想着同一件事，但谁也不肯先开口。突然，阿尔焦姆想起了茹赫来的问话：“老弟，你对布尔什维克和共产主义思想有什么看法？”
他也想起了他当时的回答：“我随时准备尽力。你就相信我吧。……”
“多出色的尽力——运送敌人讨伐自家的弟兄！……”
波利托夫斯基弯腰凑近阿尔焦姆身旁的工具箱，鼓足勇气对他说：
“我们得把这家伙干掉。明白吗？”
阿尔焦姆大吃一惊，但波利托夫斯基把牙齿咬得咯咯响，又继续说道：
“没有别的出路。先干掉他，再把调速器和操纵杆扔到炉膛里，等机车减速，就跳下机车逃跑。”
阿尔焦姆感到好像肩上的千斤重担卸了下来似的，忙说道：
“好。”
阿尔焦姆贴着副司机的耳朵把这个决定告诉了他。
布鲁查克并没有马上回答。他们这样做可要冒极大的风险。他们每人都拖家带口。尤其是波利托夫斯基，他有一大家人，九口人得靠他养活。然而每个人又都清楚，他们绝对不能把这列火车开到目的地。布鲁查克终于说道：
“好，我同意，这家伙谁去……”他没有说完，阿尔焦姆已经懂得他的意思。
阿尔焦姆转身过去，向正在操纵调速器的波利托夫斯基点了点头，示意布鲁查克也赞同他们的意见。但他又为另一个还没有解决的难题苦恼了，他弯身凑近波利托夫斯基，对他说道：
“那咱们咋样下手哩？”
波利托夫斯基看了看阿尔焦姆，然后说：
“你去干，你最健壮。用铁钎狠狠敲一下——他就会完蛋。”这老头说话时情绪非常激动。
阿尔焦姆紧皱着眉头。
“这可不成，我不忍心下手。要知道，他是个小兵，他没有罪。他也一样是刺刀逼着来的！”
“你说他没有罪？”波利托夫斯基张大眼睛瞪着他，“我们也没有罪，我们也是被迫才来开车的。你可知道，我们是在运送讨伐队。就是这些没有罪的家伙要去无情地枪杀游击队员，难道游击队员有罪？……哎，你这个糊涂虫，壮得像头熊，可脑袋就是开不了窍！……”
“好，我去。”阿尔焦姆一面声音嘶哑地说着，一面去取铁钎。波利托夫斯基低声说：
“我来吧，我更有把握些。你拿铁铲爬到煤水车上去铲煤。到时需要的话，你再用铁铲敲他。我这就装作去用铁钎挑选煤块。”
“你说得对，老爷子。”布鲁查克点了点头，就站到调速器旁。
那个德国兵戴着一顶无帽舌、镶红边的呢帽，两腿夹着枪，坐在煤水车的边儿上，正抽着雪茄烟。他只是偶尔抬起头来，望一望机车里干活的工人。
当阿尔焦姆爬到煤水车上面去铲煤时，并没引起那兵士的特别注意。而当波利托夫斯基又装着要把煤水车旁一些大块的煤扒下来，做着手势让他挪开点儿时，那德国兵也顺从地溜了下来，走到了机车的门边。
骤然间，短促而沉重的铁钎猛击德国兵头盖骨的声音使阿尔焦姆和布鲁查克像被火燎了似的哆嗦了一下。那德国兵的尸体像死猪似的倒在了走道上。
无舌呢帽立刻渗出了鲜血。步枪碰在铁板上，发出哐当的响声。
“完蛋了。”波利托夫斯基低声说，并把铁钎丢在一旁，他的脸痉挛地抽动了一下。他继续说：“现在，生米已煮成熟饭，我们没有退路了！”
他的声音突然停住，但立刻他又打破令人压抑的沉寂，喊道：
“把调速器拧掉，快！”
十分钟后，一切都处理停当，无人驾驶的机车缓慢地在减速。
火车头上的灯形成的光圈照亮了铁路两旁一闪而过的树木，然后又把它们抛在无边的黑暗里。车头的灯光想穿透夜幕，但夜幕是浓重的，灯光只能射到前面十米内的地方。现在火车好像已精疲力竭了似的，喘息声越来越弱。
“跳下去，孩子！”阿尔焦姆听见身后波利托夫斯基的声音，于是他的手放开了紧抓着的扶手。他那粗壮的身体随着惯性向前飞跃，双脚触到了急速往后移动的地面。他踉跄了两步，便栽倒了，翻了—个跟头。
接着另外两个人的身影也从机车两侧的踏板上跳了下来。
布鲁查克一家人愁眉不展。安东妮娜·瓦西里耶芙娜——谢辽沙的母亲——四天来变得憔悴不堪。丈夫音讯杳无，她只知道他丈夫和阿尔焦姆、波利托夫斯基一道被德国人抓去开一列军车。昨天，三个盖特曼警备队员来到她家，粗暴地、嘴里不干不净地对她审问了一番。
她从问话里隐约地猜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妙的事情。所以，当警备队员们走后，这个忧心忡忡的女人便扎起头巾，决定到阿尔焦姆的母亲那里打听丈夫的消息。
她的大女儿瓦莉娅正在厨房里收拾家什，一看见母亲要出门，便问道：
“妈妈，你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吗？”
安东妮娜眼泪汪汪地看着女儿，说道：
“我到阿尔焦姆家里去，也许能从他们那儿打听到你爸爸的一点儿消息。要是谢辽沙回来，你告诉他，让他去车站波利托夫斯基家问问情况。”
瓦莉娅关切地搂着母亲的肩膀，送她到门口，竭力安慰她说：
“妈妈，你别太焦急。”
保尔的母亲跟平常一样热情地接待了安东妮娜。这两个妇女都希望能从对方那儿打听到一点儿消息，但刚一交谈，她们都大失所望。
保尔家里昨夜也搜查过。警备队是来抓阿尔焦姆的，临走时命令保尔的母亲说，她儿子阿尔焦姆一回家，要马上到警备队队部去报告。
警备队夜里的搜查使保尔的母亲非常害怕，因为家里只有她一人，保尔夜间一向在电厂上班。
保尔大清早才回家。当他听到母亲说警备队昨夜曾到家里搜查和寻找阿尔焦姆之后，他的心惴惴不安，为他哥哥的命运担心。尽管他们彼此性格不同，阿尔焦姆的外表看来很严厉，兄弟俩彼此的爱却非常深厚。这是一种诚挚而严肃的爱，这是一种用不着表白的爱。保尔心里非常明白，他哥哥需要他时，他什么都可以牺牲，而且毫不犹豫。
保尔顾不上休息，立即动身到车站机务段去找茹赫来，但没有找到。从认识的那些工人处，他打听不到一点儿阿尔焦姆几个人的消息。波利托夫斯基家里的人也是一问三不知。在院子里保尔碰见了波利托夫斯基的小儿子鲍里斯。从他那里保尔知道，警备队昨天夜里也到他们家搜查过，想抓他父亲。
保尔并没有给他母亲带回一点儿消息。他困乏地往床上一倒，马上就堕入让人烦躁不宁的噩梦中。
瓦莉娅听到了敲门声就回过头来。
“谁呀？”她问了一声，便去开门。
在敞开的门口站着的是一头蓬乱的棕色头发的克里姆卡。他显然是飞快地跑着来的，满脸通红，喘着粗气。
“你妈在家吗？”他问瓦莉娅。
“不在家，出去了。”
“到哪儿去了？”
“大概到柯察金家去了。你找她干啥？”克里姆卡刚想跑开，瓦莉娅一把揪住了他的袖子。
克里姆卡望了望她，迟疑地说：
“是这么回事，我有要紧的事找她。”
“什么事呀？”瓦莉娅缠住克里姆卡，央求道，“喂，快说呀，你这棕毛小熊，你倒是说话呀！把人都要急死了。”姑娘用命令的口气这样说。
克里姆卡忘记了一切警告，忘记了茹赫来叫他只能把纸条交给安东妮娜本人的严格命令。他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张又脏又皱的纸条递给了瓦莉娅。他没法拒绝这个头发淡黄的女孩，因为克里姆卡对她总是言听计从。自然，这老实巴交的小厨工连自己也不敢承认自己爱着她。他把纸条递给瓦莉娅。瓦莉娅急忙读着：
亲爱的！不要担心，我一切都好。我们全都平安无事。详情以后告知。请转告那两家，他们也都安好，让他们别挂念。看后烧掉。
布鲁查克
瓦莉娅一念完纸条，便跑到克里姆卡跟前：
“棕毛小熊，亲爱的，这纸条是从哪里拿来的？告诉我，你究竟从哪儿拿来的？快说呀，你这头小笨熊！”她拼命地央求手足无措的克里姆卡，于是他糊里糊涂地又犯了第二个错误。
“是茹赫来在车站交给我的。”刚一说完，他就想起了他不该说出这句话来，就又补充说：“不过他告诉我，千万不能把纸条交给别人。”
“啊，好的，好的！”瓦莉娅笑着说，“我绝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喂，亲爱的棕毛小熊，赶快到保尔家去吧，在那儿你会碰见我妈的。”说着她就轻轻地推小伙子的脊背。
克里姆卡那棕黄色的头立即在篱笆门外消失了。
阿尔焦姆他们三人谁也没有回家。当天晚上，茹赫来到了保尔家，把机车上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保尔的母亲。他尽力安慰被吓坏了的老妪，说他们三人都平安无事，住在偏僻农村中布鲁查克的叔叔家里，只是此刻还不便露面。不过德国人的日子也不好过，局势可能很快就会发生变化。
由于发生了这件事，三家的关系更加亲密了。他们三家极其高兴地读着那些偶然带来的纸条，但是各家却更加寂寞、更加冷清。
有一天，茹赫来装着路过的样子去看波利托夫斯基的妻子，交给她一些钱，说道：
“大妈，这是你丈夫捎来的家用钱，你要注意，千万别告诉任何人。”
老太太非常感激地握着他的手。
“啊，谢谢你，我们正穷得要命。孩子们都没吃的东西了。”
这钱是从布尔加可夫留下的经费中拨出来的。
“唉，唉，将来会怎么样，我们等着瞧吧。虽然罢工失败了，工人们在死刑的威胁下被迫复工了，但是火已经燃烧起来，这火谁也扑灭不了。他们三人是好样的，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当茹赫来离开了那老妇人向铁路机务段走去时，心里兴奋地这样想。
在瓦洛比耶夫·巴尔加村外的大路旁有一家简陋的、快要坍塌的、四壁熏得黑乎乎的铁匠铺。波利托夫斯基站在火炉旁，对着烧得熊熊的煤火，微微地眯着眼睛，用一把长长的铁钳翻着一个烧得通红的铁块。
阿尔焦姆弯着身子用力不停地压吊在横梁上的皮风箱杠杆，给炉子鼓风。
留着胡子的火车司机微笑着，和蔼地对阿尔焦姆说：
“眼下在乡村，手艺人绝不会愁没活路，就是你在家里躺着，活儿都会找上门来。只要干上一两个星期，咱们就可以捎些腌肉和面粉回家去。孩子，庄稼人一向都看重铁匠。这么看，我们在这里倒要像资产阶级一样养得肥肥胖胖的，哈——哈——哈。说到布鲁查克呢，他的情况和我们不一样，他土生土长在农村，同他叔父一块儿种地更对他的路。当然罗，这不足为怪。阿尔焦姆，咱们俩可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全靠自己的肩膀和双手，可以说，我们是地道的无产阶级。布鲁查克可脚踩两只船，他一只脚踩在火车头上，另一只脚踩在土地里。”他把那铁块翻动了一下，随后十分认真地、若有所思地接着说道：“不过，孩子，咱们的处境也很糟。要是不能很快地把德国人赶出去，那咱们就还得逃到叶卡捷林诺斯拉夫或是罗斯托夫去，要不，他们一准要挂着我们的腮帮，把我们吊在半空中。”
阿尔焦姆咕哝道：
“是的，你说得对。”
“家里的人现在也不知道都怎么样了，那些盖特曼匪徒会不会常去纠缠他们？”
“是啊，老爷子，我们自己惹出了麻烦，现在只好不去想那个家了。”
火车司机从炉火中钳出烧成了蓝灰色的铁块，迅速地把它放到铁砧上。
“来，孩子，使劲捶吧！”
阿尔焦姆抓起那只斜靠在铁砧旁边的沉重铁锤，用力把它举过头顶，向下猛捶。闪亮的铁屑发出嘶嘶的响声，四处飞溅，刹那间照亮了黑暗的角落。
波利托夫斯基随着铁锤的起落不断地翻动那火红的铁块，铁块像蜡一样服帖，渐渐给打平了。
万籁俱寂，夜空漆黑，一阵阵暖风从敞开的门口吹进了铁匠铺。
下面是一个大湖，湖水湛蓝，环湖的松树枝繁叶茂，微风吹拂，频频点头。
“这些大树就像活的一样。”冬妮娅心里想。她躺在花岗岩岸边的低洼草地上。洼地上面松树高耸入云，崖下的湖面晶莹清澈，四周崖壁的阴影使湖的边缘格外阴凉。
这是冬妮娅最喜爱的地方。在这离车站近一公里的地方，有几处废弃的旧采石场和花草丛生的深陷洼地，潺潺的清泉汇集成三个活水湖。冬妮娅听到下面的湖边有哗哗哗的游水声。她抬起头，用手拨开树枝，探身往下看，一个晒得黝黑的、弓着的身体，从岸边猛力往湖中心游去。冬妮娅只看见这个游泳者晒黑的脊梁和乌黑的头发。他像只海象，一边呼哧呼哧地换气，一边用各种各样的姿势游泳：自由泳、侧泳、翻游、潜水，后来他游累了，开始仰泳。阳光强烈，他眯起眼睛，两臂伸开平放，身子微微弯曲，静静地躺在水面上。
冬妮娅放下树枝，心里暗自发笑。“这样太不雅观。”她这样想，就又开始读她的书。
她专心致志地读着维克多·列申斯基借给她的一本书，没有注意到有人爬上松林和草地间的花岗岩堤岸。当从那人脚下滑落的一块小石子掉在她的书上时，她吓了一跳，惊讶地抬起头来，看见站在草地上的保尔。这偶然的相遇使保尔感到惊讶和狼狈。他打算走开。
“原来刚才是他在这儿游泳。”冬妮娅看了看他那潮湿的头发，心里这样猜想着。
“啊，我吓了您一跳吧？我不知道您会在这儿。我不是有意到这儿来的。”保尔说着，用手攀住堤岸。他也认出这姑娘是冬妮娅。
“您并没打搅我。要是您愿意，咱们还可以聊聊。”
保尔惊疑地望着冬妮娅。
“我和您在一块儿有什么好聊的呢？”
冬妮娅莞尔一笑。
“喂，您干吗老站着？瞧，您可以坐在这儿。”她用手指着一块石头，“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保夫卡[10]·柯察金。”
“我叫冬妮娅。瞧，咱们这就算是认识了。”
保尔不好意思地揉着手中的帽子。
“您叫保夫卡？”冬妮娅搭讪道，“为什么要叫保夫卡呢？这样喊起来多不好听，还是叫您保尔好。我以后就这样喊您。您时常到这儿来……”——她本来想说：“常来游泳？”但不愿保尔知道自己看见他光着身体游泳，就改口说——“常来散步吗？”
“不，不常来，只是有空才来。”保尔回答说。
“那您在哪儿工作呢？”冬妮娅询问道。
“在电厂烧锅炉。”
“能不能告诉我，您在哪儿学会那么好的拳法？”冬妮娅提出了这意想不到的问题。
“您干吗要管我打架的事呢？”保尔不满地嘟囔道。
“请您不要生气，保尔，”冬妮娅说道，她发觉保尔不满意她所提出的问题，“我对这种事非常感兴趣。您那天打得真出色！只是太不留情了。”说着，她哈哈大笑起来。
“那——您可怜他啰？”
“啊，哪里，一点儿也不可怜他，正相反，小苏哈尔科活该！上次那场面真使我开心极了。听说，您常和人打架。”
“谁说的？”保尔警惕地问。
“维克多说的。他说您是个打架行家。”
保尔脸色不高兴起来。
“维克多这个坏蛋，寄生虫。他真该谢天谢地，那时我没连他也揍一顿。我听见了他说我的坏话，只是怕弄脏我的手，才没有揍他。”
“您干吗要骂人呢？保尔，这样不好。”冬妮娅打断了他的话。
保尔低下了头，心里极不痛快。
“真见鬼，我干吗要同这个妖精闲扯呢？瞧她那副神气，一会儿是‘保夫卡这个名字不好听’，一会儿又是‘骂人不好’。”保尔心想。
“您为什么那样恨维克多呢？”冬妮娅问道。
“那个三分像男七分像女的地主崽子，真想叫他灵魂出窍！一见这种王八羔子我的手就发痒，看他敢碰碰我的手指头。他仗着有钱就以为可以为所欲为，我可不把他放在眼里；只要他敢碰一碰我，就叫他吃不了兜着走。对这号人只有用拳头去教训他。”保尔情绪激昂地说。
冬妮娅后悔在谈话中提到维克多。她看得出，这个小伙子和那个娇生惯养的中学生维克多显然有很深的宿怨。于是她就把话锋一转，谈起平和的话题——她开始询问保尔的家庭和工作的情况。
保尔不知不觉地一一回答姑娘的问话，把想走的念头忘得一干二净。
“告诉我，您为什么不继续读书呢？”她又问道。
“学校把我开除了。”
“为什么？”
保尔的脸红了起来。
“我在神甫做复活节奶糕的面里撒了烟丝——就这样，神甫把我赶出了学校。神甫凶极了，真叫人没法儿活。”于是保尔就把事情的经过全都告诉了她。
冬妮娅好奇地倾听着。渐渐地保尔已不感到拘束了，他像对老相识一样把他哥哥离家出走的经过也告诉了冬妮娅。他们俩亲切、兴奋地谈着，谁也没有注意到已经在那里坐了好几个小时。最后还是保尔突然想起该上班了，就跳了起来，说道：
“哎呀，该上班了，瞧，我聊得忘了时间了，该我烧锅炉了。达尼罗准会找我的麻烦。”他不安地对冬妮娅说，“哦，再见吧，小姐，我得赶快回去。”
冬妮娅也立刻站起来，穿上外衣。
“我也该走了，咱们一块儿走吧。”
“哦，不，我得快跑，您和我走不到一块儿。”
“为什么？咱们来比试比试，看谁跑得快。”
保尔轻蔑地看了看她。
“赛跑？您能跟我赛跑？”
“那就试试看，咱们先走出这儿再赛。”
保尔跳过一块大石头，伸手帮冬妮娅也跳了过去。他们快步来到那条通往车站的又宽又平的林间路上。
冬妮娅站在大路中间，喊道：
“现在起跑，一，二，三。追呀！”冬妮娅拔腿就跑，像一阵风似的跑在了前面。她那双皮靴底好像不沾地，她那蓝色的外套好似随风飘。
保尔在她后面飞奔。
“眨眼的工夫就可追上她。”保尔一边想，一边拼命地朝她那随风飘动的外衣的方向追去，但是一直到路的尽头，离车站已不远了，保尔才追上了她。他猛冲过去，双手紧紧地抓住冬妮娅的肩膀。
“逮住了，小鸟给逮住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快活地叫喊着。
“快放手，痛死我了。”她求饶似的说。
两个人都站住了，心剧烈地跳动，嘴呼哧呼哧地喘气。冬妮娅由于疯狂地奔跑，精疲力竭，无意间依偎在保尔的胸前，这使保尔感到冬妮娅是那么亲切，虽然这只不过是一刹那的事，但已深深地刻在保尔的心中。
冬妮娅推开保尔的双手，对他说：“您是第一个追得上我的人。”
他们分手了。保尔向她挥了挥帽子，就朝城里跑去。
当保尔推开锅炉房的门时，已经在锅炉旁边忙活的锅炉工达尼罗转过身来，气愤地说道：
“你再来晚点儿！怎么，叫我替你烧锅炉，是不是？”
但是保尔快活地拍着他的肩膀，和气地说：
“别生气，老爷子，炉子马上就生好。”说着便在劈柴堆边忙碌起来。
到了午夜，达尼罗躺在柴火堆上，鼾声如雷。保尔已经把发动机都注好了油，用棉纱团把手揩干净，从工具箱里把第六十二卷《朱泽培·加里波第》[11]拿出来。那不勒斯“红衫党”传奇式领袖的无数动人的惊险故事马上使他入迷了。
“她用她那对迷人的蓝眼睛瞟了公爵一眼……”
“冬妮娅也长着一对蓝眼睛。”保尔这样回忆着，“她有点儿特别，跟别的富人家的千金小姐不一样，”保尔心里想，“而且她跑得像闪电一样快！”
保尔沉浸在白天同冬妮娅甜蜜的相逢中，根本没注意到发电机因压力过大而发出的越来越大的噪音。巨大的飞轮飞速旋转，水泥底座在急剧地震动。
保尔突然看了看气压计——指针已超过红色危险信号线好几度了！
“哎呀，糟了！”保尔从工具箱上跳下来，跑到排气阀前，将把手转了两圈，锅炉房隔壁响起了水汽由排气管向河里排气的嗤——嗤——的声音。接着他把排气阀关住，把皮带套在带动抽水机的轮子上。
这时保尔才回头看了看达尼罗，他正咧开大嘴酣睡着，鼻孔发出可怕的鼾声。
半分钟后，气压表的指针又回到了正常的位置上。
冬妮娅和保尔分手之后就朝家里走去。她想着刚才和黑眼睛少年的邂逅，心里不禁高兴起来。
“这人性情如火，倔强似牛！他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种野蛮无礼的人。也压根儿不像那帮见了女生就咽口水的中学生……”
他是另一种人，是冬妮娅从来不曾接触过的那个群体的人。
“我会叫他亲近我的，”冬妮娅想着，“而且这会是一种挺有意思的友谊。”
快到家的时候，冬妮娅看见丽莎·苏哈尔科、聂莉和维克多·列申斯基在花园里坐着。维克多在读书，看样子，他们是在等她。
她和他们打过招呼之后，就坐在凳子上。
他们海阔天空地闲聊起来。维克多凑近冬妮娅，轻轻地问道：
“那本小说您看完了吗？”
“呀，那本小说！”冬妮娅忽然想起来了，“我把它……”她差点儿说出她把小说忘在湖边了。
“您喜欢那本小说吗？”维克多注视着她。
冬妮娅想了想，用皮鞋尖在路边的沙子上慢条斯理地画了个奇妙的人像，然后才抬起头来看了看维克多，说道：
“不喜欢。我已爱上了另一本小说[12]，这一本比您的那本有意思得多。”
“是吗？”维克多委屈地拖长着声音说，“那么作者是谁呢？”他问冬妮娅。
冬妮娅两眼闪着喜悦的光芒，嘲弄地看了看维克多，然后说：
“没有作者……”
“冬妮娅，招呼客人到屋里来吧，茶点已经准备好了！”她母亲站在阳台上喊道。
冬妮娅挽着聂莉和丽莎的手走进了屋里。维克多跟在后面，苦苦捉摸着刚才冬妮娅所说的话，猜不透这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一种初次却不自觉的恋情已悄悄溜进青年锅炉工的生活里。这种感情是那样新鲜，又是那样令人难以理解和动人心弦。这个顽皮而好斗的小青年被她弄得神魂颠倒。
冬妮娅是林管局主任的女儿，在保尔看来，林管局主任跟律师列申斯基是一类的人物。
保尔是在贫困和饥饿中长大起来的，他对每一个被他认为是有钱的人都十分仇视。因此，他对眼下这种感情就非常谨慎和戒备。他知道，冬妮娅跟石匠的女儿加利娅不同，不能把她当作自己人，不能当作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不能当作他能理解的人。他对冬妮娅怀有戒心，要是这个漂亮的、受过教育的姑娘对他这个烧锅炉的工人有一点儿嘲弄和轻视的举动，他就会随时予以猛烈的反击。
整整有一星期没有看见冬妮娅了，今天保尔决心再到湖边去一趟。他故意从冬妮娅家门前走，希望能碰见她。他沿着屋外栅栏缓步走去，快到花园尽头时他终于窥见了那熟悉的水手服装。他拾起栅栏旁边的一颗松球，朝着她那白色的上衣投了过去。
冬妮娅连忙转过身来，一看见是保尔，她就跑到栅栏跟前，兴高采烈地笑着，向他伸出一只手。
“您到底来了，”她高兴地说道，“这些时您跑到哪儿去了？我又到过湖边，我把书忘在那儿了。我想您是会来的。进来吧，到我们花园里来。”
保尔摇了摇头，说：
“我不进去。”
“为什么？”她的双眉扬了扬，惊异地问道。
“我想您爸爸一定会骂您的。您会为了我挨训的。他会责怪您，为什么把这小无赖带进花园里来？”
“保尔，您别瞎说了。”冬妮娅有些生气地说，“快点儿进来吧。我爸爸绝不会说什么的，等一下您自己就会知道。进来吧！”
她跑去开了园门，保尔踌躇地跟在她后面。
当他们两人坐在固定在花园里的圆桌旁边的时候，她问保尔道：“您喜欢看书吗？”
“非常喜欢。”保尔活跃起来。
“在您读过的书中，您最喜欢的是哪一本？”
保尔想了一下，回答说：
“《朱泽贝·加里波第》。”
“《朱泽培·加里波第》。”冬妮娅纠正道，“您很喜欢这本书吗？”
“是的，我已看过六十八卷了。每次领到工钱，我就买它五卷。啊，加里波第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称赞地说，“他才是个真正的英雄！我是这样看的！他同敌人进行过不知多少次战斗，总是他取胜。他游历了各国！唉，要是他现在还活着的话，我一定去投奔他。他招募手工业工人，结为一伙，总是为穷人战斗。”
“您愿意看看我们家的藏书吗？”冬妮娅问他，并拉住了他的手。
“哦，不，我不到您家里去。”保尔断然拒绝她说。
“您为什么这样倔强呢？要不就是害怕？是不是？”
保尔看了看自己那双赤脚实在是太脏了，就挠着后脑勺，嗫嚅道：
“您妈妈或是您爸爸会不会把我给赶出来？”
“哦，再别瞎说了，要不我真的要生气了。”冬妮娅嗔怪地说。
“那好吧。不过列申斯基就不许我们这样的人上他家里去，要谈话就在厨房里。有一次，我有事到他家里去，聂莉就不许我进屋，大概是怕我弄脏他们家的地毯，谁知道她安的什么心。”保尔笑着这样说。
“走吧，走吧！”冬妮娅双手按住他的肩膀，很友爱地推着他走上凉台。
冬妮娅领着保尔穿过餐厅，走进一间摆着很大的橡木书柜的房间。冬妮娅拉开了柜门。保尔看见里面有好几百本书整齐地排列着。他从未见过这么多书，这丰富的藏书使他大吃一惊。
“咱们来挑一本您感兴趣的书吧。您要答应往后常来我这里借书，好吗？”
保尔高兴地点了点头，说：
“我就是爱看书。”
他们在一起度过了好几个小时，两人十分惬意，非常快活。冬妮娅还介绍保尔同她的母亲认识了。看来，这倒也不怎么可怕，保尔很喜欢冬妮娅的母亲。
冬妮娅又把保尔领到自己的房间，让他看看自己的书籍和课本。
梳妆台旁有一面不大的镜子，冬妮娅把他拉到镜子跟前，笑着对他说：
“为什么您把头发弄得像个野人似的？您总不爱理发、梳头吗？”
“头发长了，我就剃光，再能有什么办法？”保尔不好意思地辩解道。
冬妮娅笑着从梳妆台上拿起一把木梳，动作麻利地就把他那蓬乱的鬈发梳好了。
“您瞧，现在成了另一个人似的。”她上下打量了一番说道，“头发是应当理得漂漂亮亮的，不然，就会像个野人。”
接着冬妮娅又用审视的目光，看了看他那褪了色的、颜色发黄的衬衫和破了的裤子，可是什么也没有说。
保尔已注意到她的这种目光，他也感到有点儿自惭形秽。
临别时，冬妮娅请他常来，并约好过两天一块儿去钓鱼。
保尔不愿意再穿过房间，他怕碰到冬妮娅的母亲，就从窗口一跃跳到了花园里。
阿尔焦姆离开了家，他家的生活难以为继了。靠保尔的工资是难以糊口的。
保尔的母亲决定同儿子商量一下，她要不要找点活儿做，正好列申斯基家要雇一个厨娘。但是保尔坚决反对，他说：
“不，妈妈，让我去打零工吧。锯木厂里正需要雇人搬木板。我到那里做半天工，就够咱俩的花销。你千万不能到外面去做活儿，要不阿尔焦姆会生我的气，骂我没用。他会质问我，不让母亲去受累就不成吗？”
保尔的母亲一再说明要去做工的理由，保尔就是不肯，母亲也就作罢了。
第二天，保尔已经在锯木厂做工了。他是把刚锯好的木板分别搬走，使其干透。在那里他遇到了两个熟人：一个是老同学米沙·列夫丘科夫，另一个是万尼亚·库列索夫。他和米沙两人合伙干计件工，收入倒也不坏。保尔白天在锯木厂做工，晚上去电厂上班。
第十天收工后，他把挣到的工钱带回家去，交给他母亲。交钱时他红着脸踌躇了一会儿，终于请求说：
“妈妈，给我买件蓝衬衫吧，就像去年你给我买的那件一样。这还花不到这些工钱的一半儿，而且，往后我还可以挣钱，你别怕。妈妈，你看我这一件多旧了。”他解释说，好像他提出这样的要求心里很过意不去似的。
“啊，保尔，亲爱的，好，好，今天就去给你买布，明天就缝。”她心疼地看着她的孩子说，“你说得对，你真的没有一件像样的衬衫。”
保尔在理发馆的前面停住了，他摸了摸口袋里的—个卢布，走了进去。
理发员是个活泼的青年，一看见有顾客进来，便习惯性地朝椅子上点了点头，说：
“请坐！”
保尔坐到一张宽大、舒适的理发椅上，从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的面孔，自己也感到难为情，有点自惭形秽。
“推平头吗？”理发员问道。
“是的。不，是这样。我是说，要齐剪。你们管这叫什么？”他做出了个手势。
“我明白了。”理发员笑着说。
一刻钟后，保尔大汗淋漓、受尽折磨似的走出理发馆，但是头发剪得整整齐齐，梳得光光亮亮。他那蓬乱的头发着实叫理发员花了很大工夫，费了不少劲儿，但热水和梳子终于把它制服了，现在梳得漂漂亮亮、服服帖帖的了。
一走到街上，他轻松地嘘了一口气，把鸭舌帽拉得低低的。
“妈妈看见了会说些什么呢？”
保尔没有如约去钓鱼，这使冬妮娅很扫兴。
“这个小锅炉工太粗心大意。”她想到这里，心里很懊恼。保尔一连好几天都没有露面，这又使她感到很无聊。
有一天，冬妮娅正想出门去玩，她母亲微微推开她的房门，说：
“冬妮娅，有个客人来找你，让他进来吗？”
在门口站着的是保尔，冬妮娅猛一看几乎认不出他了。
他今天穿了一件崭新的缎纹蓝衬衫、一条黑裤子。靴子也擦得干干净净，锃亮锃亮的。他的头发——冬妮娅一眼就注意到了——也已剪过，不像以前那样蓬乱。这黝黑的小锅炉工完全变了个样儿。
冬妮娅本来想表示出惊讶，但她不愿意让这个本来就拘束不安的年轻人再感到难堪，便对这惊人的变化装作没有看见，只是责备他说：
“您不觉得害臊吗！为什么没来和我去钓鱼？您就是这样守约的吗？”
“这些天我到锯木厂里做工去了，没法儿去钓鱼。”
他不好意思说明，为了买衬衫和裤子，这些天他累得筋疲力尽。
冬妮娅心里也猜到了这一点，所以她把对保尔的懊恼立刻抛到了九霄云外。接着她提议说：
“我们到池边玩去吧。”他们两人就一块儿走进花园里，又从花园来到外面的路上。
这时保尔已把她当作一个知心朋友，而把他那极大的秘密——他偷那个德国中尉手枪的事也告诉了她，并和她约好近几天内一块儿到树林深处去放枪玩。
“喂，你别把这秘密泄露了。”他压根儿没注意到，当他说这话时，已把“您”改作“你”了。
冬妮娅郑重地答应他：
“我绝不对任何人提起你的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