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希望的话，”温斯顿写道，“它就在群众身上。”
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一定在群众身上，因为只有在那里，在这些不受重视的群众中间，在占大洋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人身上，才能产生摧毁党的力量。党是不可能从内部推翻的，它的敌人——如果说有敌人的话——是没有办法走到一起或者互相认出来的。即使传说中的兄弟会是存在的——很可能是存在的——其成员碰头也只可能是以三三两两的方式。反抗意味着一个眼神，声音里的一点变化，至多是偶尔的一句密语而已。然而群众则不然，只要能够有办法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就不需要进行暗中活动了。他们只需要起来挣扎一下，就像一匹马颤动一下身子把苍蝇赶跑。他们只要愿意，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把党打得粉碎。总有一天，他们会想到要这么做的，难道不是吗？但是……
记得有一次，他正在一条拥挤的街上走着，突然几百个人的声音——女人的声音——从前面一条街上传过来。那是一种愤怒和绝望的声音，声音大而低沉，“噢——噢——噢！”像是一口钟的回响。他的心怦怦地跳。开始了！他想。发生了暴乱！群众终于冲破了羁绊！当他到出事地点时，看到的却是二三百个女人拥在街头市场的货摊周围，脸上表情凄惨，好像一条沉船上不能得救的乘客一样。原来是一片绝望，这时又分散成为许许多多个别的争吵。原来是一个货摊在卖铁锅，都是一些不上档次的蹩脚货，但不管什么样的饭锅，总是很难买到。卖到后来，货源忽然中断。成功买到铁锅的女人在别人推搡拥挤之下想拎着刚刚买到的锅赶紧走开，其他许多没有买到的女人就围着货摊叫嚷，指责摊贩看人卖货，另外留着锅不卖。接着又传来一阵叫嚷。有两个身材肥胖的女人，其中一个披头散发，正在争夺铁锅，都想从对方的手中把锅夺下来。她们两人抢来抢去，锅把就掉了下来。温斯顿厌恶地看着她们。可是，就在那一瞬间，几百个人的嗓子吼出的声音里却表现出了令人害怕的力量！为什么她们在真正重要的问题上却总不能这样喊叫呢？
他写道：
除非他们觉醒，否则永远不会反抗，除非他们反抗，否则永远不会觉醒。
他想，这句话简直像从党的教科书里抄下来的。当然，党声称是自己把群众从奴役中解放出来的。革命前，他们受到资本家的残酷压迫，他们挨饿、挨打，妇女被迫到煤矿里去做工（事实上，如今妇女仍在煤矿里做工），孩子们长到六岁就被卖到工厂里。但同时，完全按照双重思想的原则，党又教导说，群众天生低人一等，必须用几条简单的规定使他们处于从属地位，像牲口一样。事实上，大家很少知道群众的情况，没有必要知道得太多。只要他们继续工作和繁殖，他们其他的行为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他们被放任自流，就像阿根廷平原上随意放养的牛群一样，他们过着贴近自然、类似他们祖先所过的生活。他们生下来，在贫民窟长大，十二岁就去做工，度过蓬勃却短暂的健美和性冲动期，二十岁就结了婚，三十岁就开始衰老，大多数人在六十岁就死掉了。他们脑子里想的全是重体力活、养家糊口、同邻居吵架、电影、足球、啤酒，尤其是赌博。要控制他们并不难。总是有几个思想警察式的特务在他们中间活动，散布谣言，把可能变得危险性的个别人挑出来消灭掉。然而没有人努力向他们灌输党的意识形态，群众不需要有强烈的政治见解，对他们的全部要求是具有一种初级的爱国主义，凡是需要他们加班加点或者降低定量的时候可以用一下。甚至有时候，他们也感到不满——有时确实是这样，但他们的不满不会导致什么后果。因为他们没有整体思想，只会专注于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那些更大的罪恶总能逃脱他们的视线。大多数群众家中甚至没有电子屏幕，甚至警察也很少管他们的事。伦敦犯罪活动很多，是小偷、匪徒、娼妓、毒贩子、各种各样的骗子们的天地，但是这些犯罪都发生在群众中间，因此并不重要。在一切道德问题上，他们也被允许继承其先辈的规范，党在两性方面的禁欲主义，对他们是不适用的。乱交不受惩罚，离婚很容易。而且，如果群众有需要，甚至也允许他们信仰宗教，他们不值得怀疑。正如党的标语所说：“群众和牲口都是自由的。”
温斯顿伸下手去，小心地搔搔静脉曲张溃疡的地方，这地方又痒了起来。说来说去，问题总归是，你无法知道革命前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他从抽屉中取出一本儿童历史教科书，这是他从帕森斯太太那里借来的，他开始把其中一节抄在日记本上：
从前，在伟大的革命以前，伦敦并非是我们如今所知的美丽城市。当时伦敦是个黑暗、肮脏、凄惨的地方，很少有人食能果腹，衣能蔽体，成千上万的人穷得足无完履，顶无片瓦。还不及你们那么大的孩子就得为凶残的老板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如果动作迟缓就要遭到鞭打，他们每天只能得到陈面包屑和水。但在那普遍贫困之中却有几幢华美的房子，里面住的都是富人，伺候他们的佣人多达三十个。这些有钱人叫作资本家。他们又胖又丑，面容凶恶，就像本页后边的插图那样。你可以看到他穿的是长长的黑色大衣，那被称为大氅，戴古怪而发亮的高礼帽。这是资本家们的制服，别人是不许穿的。资本家占有世上的一切，别人都是他们的奴隶。他们占有一切土地、房屋、工厂、金钱。谁要是不听他们的话，他们就可以把他投入狱中，或者把他的工作剥夺掉，饿死他。普通人跟资本家说话时，必须向他鞠躬致敬，并称他为“老爷”。资本家的头头叫国王——
但他已经知道下文的内容了。下面会提到穿着细麻法衣的主教、身披貂皮长袍的法官、手枷脚铐、踏车鞭笞、市长大人的宴会、亲吻教皇的脚尖等。还有叫作“初夜权”的，在儿童教科书中大概不会提到。所谓“初夜权”，就是法律规定，任何资本家都有权同在他的工厂里做工的未婚女人睡觉。
这里面有多少是谎言，你怎么能知道呢？现在一般人的生活比革命前好，这可能是确实的。唯一相反的证据是你自己骨髓里的无声抗议，觉得现在的生活状况实在无法忍受，而在别的某个时期肯定不一样。他忽然想到，现代生活中真正独具特色之处不在于它的残酷无情、没有保障，而是一无所有、肮脏和兴致索然。你看看四周，就可以看到现在的生活不仅同电子屏幕上滔滔不绝的谎言毫无共同之处，而且同党想要达到的理想也无共同之处。甚至对一个党员来说，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是中性的，非政治性的，也就是每天完成单调乏味的工作、在地铁中抢一个座位、补一双破袜子、蹭一片糖精、节省一个烟头。而党所描绘的世界是个巨大的、可怕的、光彩夺目的世界，到处都是钢筋水泥、庞大的机器和可怕的武器，个个是骁勇的战士和狂热的信徒，团结一致地前进，大家思想一致、口号一致，始终不懈地在努力工作、战斗、取胜、迫害别人——三亿人民都是一张脸孔。而现实的城市破败、肮脏，人民食不果腹，穿着破鞋在奔波忙碌，住在19世纪建造的房子里，里面总有一股煮卷心菜味和尿臊味。他仿佛见到了伦敦的景观，广阔而破败，一个由一百万个垃圾桶组成的城市，跟这景观混合在一起的，还有帕森斯太太的形象，一个面容憔悴、头发稀疏的女人，正在徒劳地鼓捣一条堵塞的水管。他又伸下手去挠一挠脚脖子。电子屏幕夜以继日地在你的耳朵里塞进一些统计数字，证明今天人们比五十年前吃得好，穿得暖，住得宽敞，玩得痛快——他们比五十年前活得长寿，工作时间比五十年前短，身体比五十年前高大、健康、强壮，日子比五十年前过得快活，人比五十年前聪明，受到的教育比五十年前更好，其中没有一句话能被证明或推翻。例如，党声称如今有百分之四十的群众识字，而革命前只有百分之十五。党声称现在婴儿死亡率只有千分之一百六十，而革命前是千分之三百——诸如此类，如同有两个未知数的等式。很有可能，历史书中的每一句话，甚至人们不加怀疑就相信了的事情，都完全出自想象。据他所知，可能根本没有什么“初夜权”之类的法律，也没有像资本家那样的人或高礼帽那样的服饰。
一切都消失在迷雾中了。过去给抹掉了，而抹掉这个行为本身也被遗忘了，谎言变成了真话。他一生中只有一次掌握了——是在那件事发生之后，这是很重要的——无可置疑的证据，可以证明有过伪造行为。这个证据在他的手指间停留了三十秒之久。那一定是在1973年——不管怎样，那时他和凯瑟琳差不多已经分居了。不过真正重要的日期还要早七八年。
这件事实际开始于60年代中期，大清洗时，革命元老被彻底清除掉了。到1970年止，除老大哥以外，其他元老一个不剩，他们都被当作叛徒和反革命被揭发出来。戈斯坦因逃走了，藏匿起来，没有人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至于别人，有几个只是失踪了而已，大多数人在轰动一时的公开审判中供认了他们的罪行之后就被处决了。最后只剩下三个人，他们是琼斯、艾朗森、鲁瑟福，这三个人大概是在1965年被捕的。像经常发生的那样，他们消失一年多，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接着又突然给带了出来，像惯常那样地招了供。他们供认通敌（当时的敌国也是欧亚国），盗用公款，在革命之前起就已开始阴谋反对老大哥的领导，进行破坏活动并造成好几十万人的死亡。在供认了这些罪行之后，他们得到了宽大处理，恢复了党籍，给了听起来很重要但实际上是挂名的闲差使。三个人都在《泰晤士报》写了长篇的检讨，分析他们堕落的原因，并保证改过自新。
他们获释后，温斯顿曾在栗树咖啡馆见到过他们。他还记得自己当时怀着半害怕半着迷的心态偷偷地观察过他们。他们比他年纪大得多，是旧世界的遗老，是建党初期峥嵘岁月中留下来的最后一批大人物。他们身上仍旧隐隐有着地下斗争和内战时代的气息。尽管在那时，真相和年代已变得模糊不清，但他很早就知道他们的名字了，甚至比知道老大哥的名字还要早几年。他也能感到他们是罪犯、敌人、不可接触者，肯定要在一两年内送命的。凡是落在思想警察手中的人，没有一个人能逃脱这个命运。他们不过是等待送回到坟墓中去的行尸走肉而已。
没有人坐在他们旁边的桌子上，甚至被看到离这种人太近也是不明智的做法。他们默默地坐在那里，前面放着几杯带有丁香味的杜松子酒，是这间咖啡馆的特色。三人中，给温斯顿印象最深的是鲁瑟福的外表。鲁瑟福以前是有名的漫画家，他的讽刺漫画在革命前和革命时期起到了舆论鼓动的作用。即使到了现在，他的漫画偶尔还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不过只是早期风格的模仿，没有生气，没有说服力，总是对陈旧主题的炒冷饭。这些漫画总是老调重弹——贫民窟、饥饿的儿童、巷战、戴高礼帽的资本家——甚至在街垒中资本家也戴着高礼帽——这是一种没有希望的努力，不停地想要回到过去中去。他身材高大，一头浓密而油腻的花白头发，面部肌肉松弛，嘴唇像黑人那样厚。他以前身体一定很强壮，可现在却松松垮垮，鼓着肚子，仿佛要向四面八方散架一样。他像一座要倒下来的大山，眼看就要在你面前崩溃。
当时是十五点钟，正是人少的时候。温斯顿如今已不记得自己怎么会在这样一个时间到咖啡馆去。那地方几乎空无一人。电子屏幕上轻轻地播放着音乐。那三个人几乎一动也不动地坐在角落里，一句话也不说。服务员自动送上来杜松子酒。他们旁边桌上有个棋盘，棋子都放好了，但没有人下棋。这时——大约过了半分钟——电子屏幕里播放起了新内容，正在放的音乐换了调子，突如其来，很难形容。这是一种特别的、粗哑的、嘶叫的、嘲弄的调子——温斯顿在心里称之为黄色调子，接着电子屏幕上有人唱道：
“在遮阴的栗树下，
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他们躺在那里，我们躺在这里，
在遮阴的栗树下。”
这三个人听了一动不动。但是当温斯顿再次看鲁瑟福那张破了相的脸时，发现他的眼里满含泪水。他第一次注意到，艾朗森和鲁瑟福的鼻梁都被打断了，他心里一阵恐慌，却不知道为什么恐慌。
此后不久，他们三人再次被捕，似乎从上次被放出来后，他们就马上又开始了新的阴谋活动。在第二次审判时，他们除了新罪行以外，又把以前的罪行招供一遍，新账老账一起算。他们被处决后，下场被记录进党史里，以昭后世。大约五年后，即1973年，温斯顿在把气力输送管吹送到他桌子上的一叠文件打开的时候，发现有一张纸片，显然是无意中夹在中间而被遗忘的。他一打开就意识到它的重要意义。这是从十年前的一份《泰晤士报》上撕下来的——是该报的上半页，因此上面有日期——上面是一幅在纽约参加某个党务活动的代表团的照片，在中间占据显著位置的是琼斯、艾朗森、鲁瑟福三人。一点也没有错，是他们三人，照片下面的说明中有他们的名字。
问题是，这三个人在两次的审判会上都供认，那一天他们都在欧亚国境内。他们在加拿大一个秘密机场上起飞，到西伯利亚某个秘密地点，同欧亚国总参谋部的人员见面，把重要的军事机密泄露给他们。温斯顿之所以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个日子，是因为那天正好是夏至，而且这件事也会记录在无数文件中。因此只有一个可能的结论：他们的坦白都是谎言。
当然，这件事本身也算不上什么新发现，即使在那个时候，温斯顿也从未想象过在清洗中被消灭的人会真的犯下被指控的罪行，但是这张报纸却是具体的证据；这是被抹掉的过去的一个碎片，好像一根骨头的化石一样，突然在不该出现的断层中出现了，推翻了地质学的某一理论。如果有办法公布于世，让大家都知道它的意义，就能将党摧毁于无形。
他原来一直在工作。一看到这张照片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就马上用另一张纸把它盖住。幸好他打开它时，从电子屏幕的角度来看，正好是上下颠倒的。
他把便条簿放在膝上，把椅子往后推一些，尽量躲开电子屏幕。要保持面部没有表情不难，只要用一番功夫，甚至呼吸都可以控制，但是你无法控制心脏跳动的速度，而电子屏幕却很灵敏，能够收听得到。他等了一会儿，估计大约有十分钟之久，一边却担心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会暴露他自己，例如突然在桌面上吹过一阵风，那会让他暴露。然后，他也没有将它再次打开，就把那张照片和一些其他废纸一起丢进记忆洞里去了。大概再过一分钟，它就会化为灰烬。
这是十年——不，十一年前的事了，要是在今天，他大概会保留这张照片的。奇怪的是，今天这张照片同它所记录的事件一样，已只不过是记忆中的事了，奇怪的是，他用手拿过照片这件事甚至到现在，对他来说似乎仍然具有意义。他心里想，由于一纸不再存在的证据一度存在过，党对过去的控制是不是没有那么牢固了？
可是到今天，即使这张照片有办法从灰烬里复原，也可能不再成为证据了。因为在他发现照片的时候，大洋国已不再同欧亚国打仗了，那三个已死的人肯定是向欧亚国的特务出卖了自己的国家的。在那以后，战争的对象还有过变化——两次，三次，他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很可能，供词被一再重写，到最后，原来的日期和事实已毫无意义。过去不但被篡改，而且不断地在被篡改。最使他有噩梦感的是，他从来没有清楚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欺诈。伪造过去的眼前利益比较明显，但最终动机却使人不解。他又拿起笔写道：
我明白怎么做，但我不明白为什么。
他心里想，自己是不是个疯子，这个问题，他已想过好几次了。也许疯子只是少数派。曾经有一个时候，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转是发疯的症状；而今天，相信过去不可篡改也是发疯的症状。他可能是独一无二地拥有这种想法，可能只有他一个人，如果如此，他就是个疯子。不过想到自己是疯子并没有让他感到担心；可怕的是他的想法也有可能是错误的。
他拣起儿童历史教科书，看一看卷首的老大哥相片。那双具有催眠力的眼睛在盯着他。好像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压着你——一种能够刺穿你的头颅，压迫你的脑子，吓破你的胆子，几乎使你放弃一切信念，不相信自己感官的东西。到最后，党可以宣布，二加二等于五，你就不得不相信它。他们迟早会作此宣布，这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所在的立场的逻辑要求他们这样做。他们的哲学不仅不言而喻地否认经验的有效性，而且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常识成了一切异端中的异端。可怕的不是他们由于你有另外的想法而要杀死你，可怕的是他们有可能是对的。因为，毕竟，我们怎么知道二加二等于四呢？怎么知道地心吸力发生作用呢？怎么知道过去是不可改变的呢？如果过去和客观世界只存在于意识中，而意识又是可以控制的——那怎么办？
可是不行！他的勇气好像不由自主地坚强起来。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奥布兰的脸，这并不是什么特意的联想所引起的。他比以前更加有把握地知道，奥布兰站在他的一边。他是在为奥布兰——给奥布兰——写日记，这像一封没有写完的信，没有人会读，但它是写给某个特定的人，因此文字变得生动起来。
党叫你不要相信耳闻目睹的东西，这是他们最主要、最根本的命令。他一想到他所面对的庞大力量，一想到党的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能轻而易举地驳倒他，一想到那些高深的辩词，他不仅不能理解，因此更谈不上反驳了。但他是对的！是他们错了，他是对的。必须捍卫显而易见、简单真实的东西，不言而喻的就是真实的，必须坚持！客观世界是存在的，它的规律不变。石头硬，水湿，缺少支撑的物体掉向地球中心。他觉得他是在向奥布兰说话，也觉得他是在阐明一个重要的原理，于是写道：
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如果这一点成立，其他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