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子善
回想自己30载编书生涯，起步纯属偶然。20世纪70年代末有幸参加《鲁迅全集》注释，开始关注鲁迅和郁达夫的友谊，又进而关注郁达夫其人其文，发现郁达夫留下不少关于鲁迅的文字，有回忆，有评论，有访谈，还有旧体诗，颇多真知灼见。当时广东花城出版社思想解放先行一步，准备出版郁达夫和沈从文的文集。记不清是哪位友人推荐，他们找到王自立先生和我，我俩决定接受他们的约请，着手编订《郁达夫文集》。我同时向责编林振名先生提出，能否先编一本《郁达夫忆鲁迅》。这只是一个试探，没想到林先生一口答允，于是《郁达夫忆鲁迅》应运而生了。这本薄薄108页的小书，编集郁达夫讨论鲁迅和纪念鲁迅的所有文字，连新发现的鲁迅逝世时郁达夫给许广平的唁电也收录了，除了收入整篇的，如脍炙人口的我认为是迄今写鲁迅最好的三篇杰作之一的《回忆鲁迅》外，零星的片段的论列也不错过，并加以必要的注释，书末又附有《郁达夫与鲁迅交往年表》，并请胡愈之先生题了签。书问世后，我的一位同行还提出疑问，这种东西也值得出版？但我自以为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至今“不悔少编”。
12卷本《郁达夫文集》的编订花费了差不多五年时间，同时进行并完成付梓的还有《郁达夫研究资料》（上、下）和《回忆郁达夫》，其陈子善（1948—），上海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近现代文学分会副会长、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间也有不足为外人道的曲折，文集更在“左”得可爱的文艺界大人物的干预下，差一点夭折。特别是《回忆郁达夫》，随着2008年新加坡郑子瑜先生的逝世，为之撰稿的七十位海内外作者已经全部隐入历史，假如当年我不一一去信或拜访，恳请这些郁达夫的旧雨新知回忆郁达夫，这些宝贵的研究郁达夫的资料也就可能无法保存下来了。我在“郁达夫系列”丛书的编撰中增长了见识，经受了锻炼，以后编周作人、梁实秋、台静农、叶灵凤、施蛰存、黎烈文和张爱玲等系列书籍，基本上都是沿袭“郁达夫系列”的思路，力求作品搜集、研究资料整理和回忆录汇编三项工作并重，从而为这些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的研究打下了必要的不可或缺的基石。
明眼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上述现代作家中，除了周作人、郁达夫、施蛰存三位，其他都在1949年前后去了海外，或香港或台湾，乃至远涉重洋定居美国。我确实对这些“离散”作家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为什么走？走了以后的生活和创作又是怎样的？如何给他们在文学史上定位？一系列的问题困扰着我，也激发着我，使我产生研究这些差不多已被遗忘的作家进而试图“重写文学史”的冲动。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与香港和台湾地区、日本、新加坡和美国的有关学者逐渐建立起广泛的联系，这些作家作品和研究资料的整理编订正是在他们的鼎力支持下才得以陆续完成的，我深深怀念已经去世的给过我帮助的柳门、陈无言、王敬羲等先生。
当然，还应提到我向内地读者大力推介港台海外学者和作家的工作。他们中有夏济安夏志清兄弟、林以亮、陈之藩、李欧梵、董桥、蔡澜、李碧华、黄俊东、陶杰、迈克等，还有我建议出版的木心和吴鲁芹。这些都是海外学术史、文学史和读书史上成就斐然、大名鼎鼎的人物，不必由我编选，他们的文学著作迟早会受到内地读者的欢迎。但是由于我的努力，他们或更迅速或更全面地进入内地，不但为普通读者所喜爱，不少人还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对象，我为此深感欣慰。
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存在不同的甚至是反对的声音，但我始终坚持，我相信自己的学术眼光。
据不完全统计，1982年以来，我编选的书籍，包括“不务正业”而编选的“古典音乐散文”系列和《猫啊，猫》这样一印再印的散文集，竟多达140余种，连我自己都吓了一大跳。像陈西滢、叶公超、赵景深、邵洵美、陈梦家、熊式一等作家评论家的佚文集，如果我不去发掘，至今可能都还在茫茫书海中沉睡。我2008年已届耳顺之年，人生前30年几乎一事无成，后30年正好与改革开放30年重合，也正是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上入门、探索并收获的30年。没有改革开放，我怎么可能编订这么多现代文学作品集和资料集？怎么可能如此持久地为现代文学史拾遗补缺？不要说港台海外作家，就是周作人、张爱玲等的作品也断无可能重见天日。所以，我30年来编订的每一本书都应看做是拜改革开放所赐。
